相形之下，小說《三國演義》比《水滸傳》更近於正史，即人們所說的，是“七實三虛”而不是像《水滸傳》那樣完全是傳奇。書中所寫的主要人物如劉備、孫權、曹操和諸葛亮等，都是曆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他們的形象和行為當然地具有重大意義，因而應當算作古典“英雄”。但如果我們注意到《三國演義》作為市民小說與其中的曆史事實之間的差異，也可以說就是“七實三虛”中的“虛”與“實”之間的差異，就會發現其中屬於虛構的文學性的成分，恰恰是使那些“英雄”形象剝去英雄意義的成分。曆史上劉備與曹操的政治鬥爭，在小說中變成了忠厚與狡詐之類人際關係道德的較量；劉備集團的行為雖然由曆史給定了意義，但在小說中卻被個人恩怨態度替換了：劉備的崛起是兄弟義氣的結果，未能奪占荊州是因為他的厚道，進攻東吳是為兄弟情義等等；諸葛亮這個在正史上被評價為長於治國而短於運兵的人物在小說中變成了最重要的形象之一，顯然不是因為他的行為的有限的曆史意義，而是因為他作為個人與他人相比所具有的超群智慧，和對劉備感恩知遇、鞠躬盡瘁的人際關係道德。
顯然，無論是《水滸傳》還是《三國演義》，作為市民文學，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意義都側重於個人化了——個人恩怨、義氣等等。這都是市並社會自己的道德觀念。對於生活在市井社會的普通市民來說，那種由血緣和權力體係維係起來的整個社會共享的道德遠不及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人際關係道德更重要。古典英雄的那種關係到和影響到家族、國家興亡或榮譽的行為意義在市民社會變得隔膜了。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亞裏士多德所說的“名聲顯赫、生活幸福”的古典英雄，一個名垂青史的明君賢相，他的重大行為比如說生死抉擇，當然會對家族和社會產生重大的安危利害後果或道德影響。而一個刀筆小吏或菜傭酒保，他們的行為，即使是事關生死的重大行為，對社會有什麼意義呢？比如《水滸傳》中所寫的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武鬆殺潘金蓮和西門慶、楊誌殺牛二、宋江殺閻婆惜、楊雄殺潘巧雲……那樣多的仇殺事件，對書中所描寫的社會環境幾乎看不出產生了什麼影響。也可以說，從社會的或曆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行為都沒有什麼重大意義。這些人物的行為隻是在市井那個特定的、具體的環境中才能具有意義——這就是通過這些行為表現出的一個人在一般的人與人相處的關係中所顯現出來的個人品質或者說個人道德，這是市井社會的道德。市井社會不能產生古典英雄，結果是使得古典英雄在進入市民文學之後便也變成了市民。這就是為什麼像《三國演義》那樣波瀾壯闊的史詩式敘事卻會以“桃園三結義”那樣市井氣的內容作為一個醒目的開端來引出故事中最光彩照人的幾個形象。
城市文化越是發展，個人行為的意義就越是萎縮。在現代的大都市裏，對社會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行為都已經越來越遠離了個人行為的可能性。一個社會如果遇到了麻煩。那決不是哪一個人作祟，而可能是比如汙水處理、廢氣排放、經濟蕭條之類的問題；而如果遇到的是好事，肯定是市場繁榮、股票上漲。總之對社會而言有意義的事隻能來自一整套政治、金融和技術機器的運轉，像唐且劫秦王時所說的“伏屍二人，流血五步而天下縞素”那樣一人定乾坤的事是再也無法想象了。個人行為非但不能對社會產生意義，甚至可能無法對個人、對自己產生意義——隻要想想整天寢食不安的股民們一年到頭所做的無用功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水滸傳》中的好漢們的行為雖然不能產生重大意義，至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們可以憑著自己的勇氣、智謀或品質在市井社會有限的範圍內使自己行為的意義得到肯定。而今天的城市社會中一個，人要想使自己得到承認和肯定，單靠自己的個人行為是靠不住的，真正有效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就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那一整套高科技手段組織起來的信息交流係統來實現這種意義。原始意義上的個人行為是越來越顯得無能為力了。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城市生活中個人的無能為力狀態在市民藝術所塑造的形象中卻反轉了過來。當代的通俗敘事藝術中常常可以看到“英雄”式的主人公——裏夫扮演的“超人”、施瓦辛格扮演的“終結者”、史泰龍扮演的硬漢、李小龍扮演的功夫教頭、成龍扮演的警察，還有已經換過多次演員的那個不朽的詹姆斯·邦德（“007”）等等。這些形象不像古典英雄那樣依托於一定的社會環境、從個人與所歸屬的社會集團中獲得意義，也不像近古市民文學中的好漢俠客一樣隻是在市井社會的有限關係中獲得意義，他們是以整個當代社會的正義、秩序的代表出現的。這種“英雄”的意義與我們所知的現實世界的意義關係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裏夫扮演的“超人”與現實的反差很明顯，不言而喻是一種現代人的幻想。“超人”係列故事中有一個明顯的乖謬：“超人”擁有駕馭、控製整個地球的力量，但他對相形之下極其渺小的地球人卻懷有深厚的同情，並且常常因為這種同情而使他陷入窘境；而且他總是在做一些瑣碎的行俠仗義的小事，如救個從樓上跌落下來的人之類，這些小事與他的力量太不相稱，似乎顯得過於大材小用了。
這種幻想形象其實與中國的新武俠小說中擁有超自然功力的大俠具有的意義相似：在這些形象中表達的是對古典英雄行為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的向往，實際上也是對當代城市人行為意義缺乏的狀態所作的心理補償。所以那個大材小用的“超人”實際上是古代傳奇中的神抵、古典悲劇中的英雄、中世紀城市故事中的遊俠以及當代城市中維持治安的警察等諸種人物行為功能的大雜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