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在討論詩的發展趨勢時說，古典的詩是質樸的、健康的，而現代的詩是感傷的、病態的。他觀察到的是文學發展的一個大的趨勢。事實上自近代以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藝術在意義內容方麵個人情感表現的傾向越來越突出。西方經典藝術作品中《少年維特的煩惱》、《阿道爾夫》、《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都是這方麵的代表作，中國古典小說中描寫愛情的經典之作《紅樓夢》也可歸入此列。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個人情感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與公眾價值觀念相衝突，也就是說在傳統社會文化語境中是反道德的。這種反道德性導致的是對個人自身價值的高估，這種高估個人的觀念在文學史上通常稱作“個性解放”，被認為是近代經典藝術的人文精神和社會批判功能的一個重要表征。與此相反，在城市市民的通俗藝術中個人情感卻具有了不同的道德意義。在現代通俗藝術的典範——好萊塢電影中，個人情感的表現通過不同的電影樣式體現為不同的道德意義。其中，從正麵表現個人情感的道德性的一種典型樣式是“灰姑娘”類型。在這種樣式中，個人情感被抽象地等同於道德：王子與灰姑娘的愛情所觸犯的隻是不道德的小人——灰姑娘的後媽和兩個刻薄而庸俗的異母姐妹，他們這類愛情的結果永遠不變地以“從此以後，他們過著幸福的生活，白頭偕老”結束，對他們自己、對社會而言都是美滿的。這就是說，真誠的感情不僅是美的，而且必然地合乎社會公眾的道德理想。這當然是一種白日夢式的樂觀主義。作為對比，可以舉出另一種與此相對的樣式，這就是感傷主義類型，或許可以說成是“魂斷藍橋”樣式。在這種感傷主義樣式中，個人情感雖然與傳統價值觀念產生衝突，但並沒有表現為個人對社會道德的反抗，而是通過一種更高的道德確證了個人情感的道德意義。這種更高的道德在電影《魂斷藍橋》中表現為芭蕾舞女演員瑪拉對年輕軍官路易的那種徹底忘我的愛中所體現出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精神使我們很容易想到前麵提到的另一位薄命紅顏——那位為了忘我的愛而舍棄一切、最後以與瑪拉同樣的方式完成情感的道德升華曆程的“千古女俠”杜十娘。杜十娘與瑪拉這兩個在曆史時期和文化環境方麵都沒有任何聯係的藝術形象所表現出的道德意義的相似性實際上是自近古至現代的城市通俗藝術中發展起來的一種道德邏輯，是平民社會提升自己精神、確證自身價值的一種方式。
當代市民藝術中，這種道德需要常常通過純情的或傷感的意象來表現。有一部曾經在中國觀眾中產生過不小影響的日本影片叫《生死戀》。這部影片講的是故事的敘述人“我”——一位年輕人，與自己好朋友的未婚妻夏子相愛了；夏子鼓勵處在友誼與愛情矛盾中的“我”正視自己的真實感情，大膽地接受她的愛，“我”因此而與朋友分手。故事到這裏為止，還是一個傳統的浪漫主義的唯情論主題。但故事的結局是美麗的少女夏子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喪生，在悲痛欲絕的情緒氛圍中，“我”又與朋友走到了一起。這個結局使故事的唯情主題轉化成了道德主題：夏子的死使兩個朋友的情感升華到了一種道德境界：他們不再有嫉妒和背棄，而隻有同情與和解的感情。這個故事中少女夏子的猝死是使得故事獲得道德意義的關鍵。
如果瀏覽一下現代通俗感傷故事就會發現，這種使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猝死的殘酷情節幾乎像古希臘戲劇演出中的“機械降神”一樣成為感傷故事製造效果的通用手法。美國影片《愛情故事》、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日蘇合拍電影《莫斯科之戀》以及其他許多影視片和文學作品中都有少女患白血病的情節。這種在現實世界中比較少見的病例為什麼會成為通俗藝術中的“流行病”？顯然是因為這種病有其特殊的“優點”：病的起因往往難以捉摸，發病急而預後差，由於年輕人得了這種病往往一旦發作就會在很短時間內猝死，幾乎來不及造成垂危的預期和生命力衰竭的醜陋痕跡，因而最易於造成銷香玉隕的感傷效果。《生死戀》中“我”與朋友的和解、《愛情故事》中兒子與父親的和解，如果抽去故事中特定的感傷氛圍，都會使人覺得不過是些空廓迂腐的道德說教，但在故事中卻顯得入情入理十分感人，原因就在於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而是一種情感慰藉。
傳統的道德律令要求的是無條件的服從，而在一個平民化的城市社會中，市民的道德律令隻能發自個人的情感並滿足人們情感慰藉的需要。這一事實決定了城市通俗藝術中道德意義的基本特點。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的通俗文學在20世紀中後期的發展中形成了一些影響較大的潮流，其中最突出的當然要數以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和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這些小說流派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對道德化情感的高估。言情小說所要表現的當然是人的激情，首先是愛情，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僅就這一點卻不足以把當代言情小說與傳統的或經典的描寫愛情的小說區分開來。事實上，當代通俗言情小說就道德訴求而言與近現代經典愛情小說並不相同，倒是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類的近古市民小說有相似之處，這就是對個人情感的道德意義的關注。通俗言情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可能會像經典的浪漫故事那樣背棄家族門第、反抗他人幹涉、或者陷入絕望的婚外戀等等，卻不大可能會像維特、安娜甚或包法利夫人那樣成為整個社會觀念的叛逆。他們即使對所處的特定環境進行反抗，最終也仍然會證明他們在社會道德意義上的完美。支撐這個道德假設的基礎就是他們在情感需要上的社會認同性質：言情小說的主人公們即使反抗環境，那麼他們反抗的理由也應當是能夠被社會最終認可的，大體上說來不會像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那樣富於挑戰性而引起人們道德上的爭議或困惑。
武俠小說實際上也是一種言情小說，是以傳奇性的俠客恩仇糾葛為線索來描寫入與人之間的戀愛、親情、嫉妒、仇恨等種種激情的敘事樣式。武俠小說的故事情節比言情小說更富於傳奇性，所表現的情感衝突往往也因此而更激烈甚至扭曲。但盡管如此，武俠小說中甚至比言情小說更注重道德意義。這不是指俠客們的恩仇相報所包含的揚善懲惡的一般社會道德觀念，而是指其中的激情內容所具有的道德意義。武俠小說常常喜歡渲染主人公們的舊情或宿怨造成的難以化解的矛盾糾葛，最後的解決卻通常並不是像故事題材本身所引導的那樣依恃俠客個人的武功，而是靠某種道德哲理的啟迪。成功的武俠小說中這種道德哲理並不是脫離故事的說教，實際上是從故事中的激情提煉出的精神境界。典型的例子是像金庸的《天龍八部》那樣，所有出神入化的武功、所有生生死死的激情，在不可化解的衝突中同歸於盡，證明了這些形而下的能力和需要的有限性，由此而導向最後的和解或虛無——從佛家或道家哲學的角度得出的一種最高意義上的道德。
1998年末的中國電影市場上有一部引人注目的進口大片，是由著名科幻片導演斯皮爾伯格執導的戰爭片《拯救大兵瑞恩》。這部影片的道德意義很明顯，是關於戰爭中的人性和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等問題，與人們所說的前蘇聯軍事題材文學“第三次浪潮”的作品，如《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等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道德意義應當說是屬於正統的或主流意識形態的。但與一般意義上的正統意識形態不同的是，這裏的道德意義不是觀念，而是圖象。《拯救大兵瑞恩》的道德意義實際上不是什麼人性或愛國主義觀念，是活生生的圖象場景所顯現的驚心動魄的犧牲，和在這種犧牲清境中凸現出來的勇敢、高貴、溫情等具體的品格和情操。《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也類似於此。這部小說中的道德意義可以說是完完全全地感性化了，成為女性與男性的微妙情感衝突，溫情、歡樂與鐵血、死亡的衝突。
感性化、圖象化的道德不是具有強製性質的律令，而是使道德轉化成為情感慰藉，成為大眾生活的一種積極需要。在這種道德需要的支撐下，城市從實利主義的商業文化氛圍中蟬蛻出了共同的道德理想，這就是常常被貶義地嘲諷的所謂小市民的溫情和傷感。然而在一個由互不相幹的陌生人組成的、以商業交換為基本生活方式的城市社會裏，這種小市民的溫情和傷感卻是比正統道德更現實的道德實踐。
台灣影片《搭錯車》中描寫的一個善良老人的形象曾隨著那支傷感的主題歌《酒幹倘賣無》而傳遍了台灣和中國大陸，令無數觀眾唏噓不已。美國影片《金色池塘》則在迷人的夏日湖邊夕陽襯映下娓娓講述了一對老夫妻暮年的動人故事。這些通俗故事都以溫情、感傷的情調傳播了對老人問題的關注和同情這一現代城市社會的重要道德問題。以溫情和傷感的形象打動人們、呼喚人們的良知與同情，這正是當代城市文化中典型的道德實踐行為。而日本作家丹羽文雄一篇關於老人問題的小說《討人嫌的年齡》卻與這種道德意味不同。那篇小說中寫的是一位86歲高齡的老太太梅婆婆被兩位外孫女推來拒去不肯接納贍養的悲慘處境。小說批判道德淪喪的意味很明顯，但與前麵所說的那種感傷故事不同的是，作家沒有通過表現老人的善良或可憐來打動人們，而是生動地刻畫了一位靈肉俱朽的老人形象。梅婆婆由於衰老而成了人們的累贅，無能、邋遢而又貪吃。更糟糕的是，隨著理性意識的衰退，暴露出了各種惡癖：多疑、偷竊、訛詐以及種種行為怪癖。人們當然不至於對這樣的老人進行道義上的譴責，然而設身處地地想，要同情、尊敬這樣的人也很難。人們在指責那些違背社會公德、遺棄或虐待老人的人時，總是在無意識中塑造出善良、懦弱、孤苦無告的老人形象來培育和激發自己的同情心與道德感。市民藝術正是在從事著這種培育同情心的工作。
但這種同情心有時會顯得可疑：如果我們發現老人身上帶著卑瑣、勢利、乖癖、好色、貪婪等種種道德缺陷時，同情心還能維係得住嗎？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往往會對老人的道德缺陷表示很大的反感。其實，老人的道德缺陷未必比年輕人多，然而他們逐漸失去了自我控製、自我保護和自我偽裝的能力，因此更易受人攻擊。要求老人比別人更純潔、善良、無私無欲，這顯然是不公正的。人們卻往往對老人的道德要求比對年輕人更苛求。產生這種苛求的原因往往並非天性疾惡如仇，很有可能是在逃避更高的道德律令。人們把道德同情維係在藝術虛構的善良、可憐的老人幻象上，在梅婆婆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導致情感與道德實踐的分裂。所以我們總能見到義正詞嚴的道德家卻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對現實中老人的冷漠甚至反感來，似乎不夠善良、不夠可憐的老人就不是道德意識應當關心的對象似的。這不僅僅是個老人問題，其他諸如關心失學兒童、幫助殘疾人、平等對待外地人和農民工等等體現出城市市民同情心的道德實踐活動，都很容易發生這種悖謬現象。比如市民藝術（包括大眾傳媒）織造出渴望學習而又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輟學的兒童那天真可愛楚楚動人的形象，使人們在一掬同情之淚的同時慷慨解囊；然而當人們看到回到學校的輟學兒童居然是些頑劣厭學的搗蛋鬼時，同情心就很容易變成厭惡。藝術中把進城謀生的鄉下人描繪成淳樸厚道的形象來引起市民的同情，而當市民們在現實中看到這些鄉下人狡黠粗鄙的一麵時，就會因他們不是藝術中那麼淳樸的鄉下人而對他們生出鄙夷和反感來。市民藝術的道德邏輯在這裏似乎出現了一個漏洞：道德的要求通過情感來維係，然而情感一旦介入現實，就會受個人喜好的左右而變成了偏見。杜十娘式的忘我的情感作為真正、普遍的社會道德需要，似乎距一般小市民的道德實踐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