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屬“一張白紙”的少男少女，被港台歌星弄得迷迷瞪瞪，陷入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夢幻世界，正處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在他們眼中反而失去迷人魅力。他們隻景仰那旋轉的五色燈光，以為每個人的全部生活，就是那些虛無縹緲的歌詞所描繪的，許多孩子在應該學習的時間偷偷戴上耳機，傾聽那些“哥呀妹呀死呀活呀”的靡靡之音，把唱歌的人視為能扭轉乾坤的蓋世英雄……“真是軟刀子！”——這是眾多家長帶有血痕和哭聲的呼喊……
從這些話中表現出的痛心疾首的態度來看，評選“青春偶像”的結果在“眾多家長”的眼中決不僅僅是有關趣味的小事，而是有關價值觀念的大事。“眾多家長”們對孩子們不僅“呼喊”，而且還“帶有血痕和哭聲”，可見情緒之激動。語句中如此強烈的情感色彩表明，這種對於流行藝術態度的差異實際上變成了青少年文化圈與一般成年人文化圈之間價值觀念的衝突和對抗。
實際上在現代城市中，由於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條件造成的文化圈的分化使得流行時尚難以避免文化圈之間在價值觀念方麵的差異，在許多情況下，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異會變成衝突和對抗。中國當代的城市文化自1949年起到80年代初，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製約，因而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圈價值觀念的分化問題。但到80年代以後情況就不同了。當時人們的許多新諺語，如“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之類，按照一般的解釋是在批評當時社會上分配不公的現象，似乎是在為“造導彈的”知識分子鳴不平。實際上這樣的諺語往往也表現出對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精英價值觀念的諷刺。這時期的城市文化，從一般生活消費行為方麵來看，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走私水貨或假冒進口商品的大量充斥市場。這不是後來人們所關注的不法商販欺詐顧客的現象，而是顧客自覺自願地購買這些假貨的現象。這個時期在許多城市裏都是販賣水貨或假貨的地攤比大商場更能吸引一般市民。在藝術生活方麵就是水平低劣的通俗乃至惡俗的文學作品、粗製濫造的視覺或造型藝術品、胡編亂造的電影電視和良莠不齊的流行音樂等藝術活動占據了藝術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正如在一般商品消費中地攤貨占據了主要市場一樣。這種文化現象是80年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特殊時期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就是市民文化作為與正統的或傳統的精英文化相疏離的文化圈通過與傳統價值觀念的對抗重新尋求著自身的存在根據。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市民文化通過自覺地張揚自己的功利、鄙俗來譏刺和反抗傳統的價值觀念，從而為自身在當代城市文化環境中的存在找到了地位。中國當代城市社會中的青少年文化圈，一般說來還沒有形成西方社會學家所說的青年亞文化現象，即反社會的越軌文化現象。但以中學生為主的青少年文化圈和以大學生為主的校園文化圈的確在價值觀念方麵與意識形態引導下的正統文化之間產生了分歧。上麵提到的“眾多家長”對青少年文化的激憤看法說明了這種分歧的嚴重性。青少年文化圈與一般市民文化圈不同，所尋求的不是反理想的功利價值，而是與正統文化不同的理想價值，即自主的價值。
由於不同文化圈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而造成的文藝活動中審美趣味、精神追求等方麵的衝突已成為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城市藝術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這種衝突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發生在1995年前後的一場關於文學要否堅持所謂“人文精神”的論爭。這場論爭的主題看起來很集中，就是一個“人文精神”。似乎這是一個要否堅持某種明確的主張或理想的學術或理論問題。但實際上從不同的參與者關於“人文精神”的言人人殊的說法來看，這個概念其實包涵著各種各樣不同的含義：有的人認為“人文精神”就是西方文藝複興時期所標舉的人文主義精神，那就是以個性的張揚和感性的快樂對抗神性和禁欲主義的一種世俗化精神；另外一些人則把“人文精神”與商業文化的實利主義對舉，當作一種超越物質需要的理想主義精神。這兩種“人文精神”可以看出從觀念上講其實是分道揚鑣的。還有的人則以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察人文以成化”一語解釋“人文精神”，認為就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這種說法當然與前兩種更不相類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致於討論到後來，這場討論所涉及的理論觀念本身也顯得越來越曖昧不清了。
既然概念如此混亂，這種討論還有什麼必要甚至還如何可能進行？事實上，這場論爭的核心不是什麼概念問題，而是不同文化圈的價值觀念問題。因為就“文學要不要堅持人文精神”這個問題來說，可以看出明顯區別的不同態度。這表明盡管人們對“人文精神”的解釋不同，但主張堅持“人文精神”的人畢竟有一種共同的態度。從這種共同態度上可以找到“人文精神”這一概念可能有的共同的意義。這種共同的意義首先可以看作是一種目的論。也就是說“人文精神”這個概念的含義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標誌著一種文學應當具有的最高價值，即超越於具體文學活動需要關係的更高的目的。在人們看來文學活動不能沒有這樣一種目的的指引。文學存在的根本理由不在於一般意義上人們在實際的文學活動中對文學的需要，而在於這種根本的目的性的存在。當然，承認文學應當具有目的性還不等於就承認了文學應當具有“人文精神”。我們可以設想各種各樣的目的性——政治目的、倫理目的、宗教目的等等都可以成為文學活動的目的，而盡管在“人文精神”論爭中人們的看法各不相同，但無論如何，似乎很少有人把上述的那些觀念也歸納入“人文精神”的概念之中。顯然在人們關於“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中畢竟還有一些共同的東西。這些不同於上述各種目的論觀點的東西是什麼呢？可以說是不依附於上述各種現實目的性的一種更高的目的要求，簡單地說就是形而上的超越性目的要求。換句話說，人們所說的形形色色的“人文精神”概念中有一點是共同的：作為文學目的的“人文精神”是超越於具體的政治、道德、宗教等現實的意識形態要求之上的、作為文明發展趨勢的範導性要求，是一種所謂的“終極關懷”性質的目的。作為與堅持“人文精神”的觀點對立的觀點，也主要是從這些超越性的、目的性的意義上反對或不讚同這些觀點。總而言之，“人文精神”的概念盡管五花八門，實際上可以統統歸之為形而上的目的論。
從理論論爭的角度來看，一種籠統的形而上學在今天的學術環境中似乎很難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論爭話題。“人文精神”的論爭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籠統膚廓的討論對象，實際上與參與這場論爭的不同文化圈之間的價值觀念差異和文化圈內的認同有關。堅持“人文精神”與當時一位具有濃厚文化精英意識的年輕作家張承誌倡導的“抵抗投降”的口號有密切關係。這位作家所說的“抵抗投降”的具體所指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指出了一種區別性的關係：存在著一種“招降”或“逼降”的勢力與目己“抵抗投降”的意誌、人格相對立。“抵抗投降”也可以說就是堅持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因此而成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圈——當今一批具有精英意識的文化人——確證自己的方式。在論爭中與張承誌對立的一個代表人物是以寫玩世不恭的“頑主”或“痞子”出名的年輕作家王朔。在許多主張堅持“人文精神”的人看來，王朔是向當今社會的商業文化、市民文化“投降”的代表。然而也有人認為在這場論爭中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年齡較大的一代文化人（如作家王蒙）和更年輕的人們對王朔式的玩世不恭較能理解，而中年（即張承誌這一代文化人）則更主張具有理想主義和崇高精神色彩的“人文精神”。這種區分明顯地表現出不同年齡層形成的文化圈差異。
實際上年齡較大的那一代文化人與年輕人並不屬於同一文化圈，王蒙這一代經曆了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一係列政治坎坷和意識形態危機之後，最痛切地感受到的是傳統意義上的目的性的瓦解。他們對王朔等人的理解是出於對傳統的社會理想主義所依據的目的論觀念的懷疑。在他們看來，王朔等人玩世不恭、嘲諷崇高的態度是對傳統形成的虛假理想的批判，因而對社會和人的精神發展來說具有積極的意義。而王朔作品所代表的年輕人則突出地表現出對“終極關懷”和各種崇高精神的超越性與形而上傾向的懷疑。他們與王蒙那一代人並不相同，他們的價值需要不是建立在傳統目的論觀念瓦解的批判性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崇高精神體驗的匱乏上，更準確地說，是痛苦體驗的匱乏上。可以說，像張承誌那樣的中年一代文化人對形而上的、崇高的精神目的的需要與這個文化圈整體上的痛苦體驗有著重要的關係，這就是從慷慨激昂的紅衛兵運動到充滿艱苦與磨難的上山下鄉、再到後來使整個青春時代的犧牲和奉獻失去意義的文化轉折這個可怕的曆史三段式造成的巨大精神創傷與失落。這種充滿悲劇意味的痛苦體驗在作家梁曉聲的小說《今夜有暴風雪》中有鮮明的表現。而王朔所代表的這一代人的精神體驗，可以從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看出一點線索來。“文化大革命”對於成年人和中年人來說成為刻骨銘心的痛苦體驗，而對他們來說卻具有極不相同的意義：當父輩被兄輩打倒、而打倒父輩的兄輩又被驅入“廣闊天地”後，電影中的“馬小軍”們迎來了自己“陽光燦爛的日子”——騷動、朦朧而又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青春期；這一時期過後接踵而來的則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劇烈的社會動蕩、轉型和為所欲為的狂歡歲月；最後當他們真正走向成年時，又與整個中國一起進入了90年代——中國20世紀經濟上最繁榮、也是最講實際的黃金時代。對於這個文化圈來說，“崇高”、“終極關懷”等形而上的目的論觀念如果不是一種學究氣的思辨興趣，就可能是一種虛假意識的欺騙。因此，當王朔的“頑主”或“痞子”們表達對傳統價值的不信任時，也許不是對社會共同享有的價值觀念故作標新立異的反叛，而隻是在表達這個文化圈在這個曆史背景中所具有的真實信念。他們的存在和挑戰因此而成為中國都市文化圈價值觀念分裂的一個最鮮明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