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唯有在您身上，整個的民族期待著新生命，新光榮，不顧時下的風氣而建立起真與美的新時代……但願您能使我們的希望不久實現……但願靠了您的天才，將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人類，加倍地繁榮！”
——羅曼·羅蘭
貝多芬在他的發展方麵是令人厭煩的……我所希望的是有人為我創作我可住進去的音樂，就像一所房子。已經有足夠的雲彩、浪花、龍宮、水仙女和夜間花開的芬芳，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塵世上的音樂、日常的音樂。
——讓·科克托
1998年的中國受到整個亞洲經濟衰退的困擾，“下崗”之類顯示著經濟狀況的不景氣和人們的憂慮的話題成為許多人關心的東西，相形之下都市的文藝活動似乎沒有多少熱點可言。但就在這一陣寂寞之中，北京城裏的文藝生活中有一件事卻還是熱鬧了一陣子。這就是張藝謀導演的歌劇《圖蘭朵》在太廟的公演。這是一場由中國最引人注目的電影導演執導、世界一流的指揮家指揮、世界著名的樂隊和歌唱家出演的一場豪華的歌劇演出盛事。使這場演出在傳媒那裏得以錦上添花地炒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驚人的票價：最高價是中國人難以想像的“天價”——1，500美元！
這樣一場花團錦簇的演出對於意大利歌劇的真正愛好者意味著什麼，這隻是一個有關藝術欣賞的個人審美需要問題，顯然與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影響不成比例。隻有從一般城市藝術生活的角度來看，才能找到這件事作為一種都市文化活動的意義。北京有一位並非歌劇迷的作家有機會看了這場歌劇演出後在報紙上撰文這樣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我一天興奮著，提前興奮預支興奮充分享受著臨界點美感帶來的興奮。
傍晚走進勞動人民文化宮。石板道兩旁的千年百年古樹，搭起了一個時間隧道。我順著時間隧道走向太廟。那裏就要上演一出不知哪朝哪代的戲，那裏雲集著不知哪國哪方的人……我一句也聽不懂意大利歌詞。我不知道劇場裏一千五美金一族裏有幾個能聽懂演員的歌唱。全然聽不懂不知所雲，又怎麼會關注人物命運……
第一次幕間休息後，我周圍少了一些觀眾。第二次幕間休息後，又少了一些觀眾。好像一支老玉米。給啃了幾口，又啃了幾口……
一場有點意思的演出，終是給人一些深深的回味。看完《鐵達尼號》，觀眾從冰山的衝撞中走出來，會尤其地感動於男主角說的“享受每一天”。每一天明媚的陽光和溫暖的燈光，每一天自由地呼吸和自由地思想。《圖蘭朵》給了我什麼回味呢？我相信魏明倫的川劇《圖蘭朵》一定好看，我相信聰明的鬼才（魏明倫）和濃重的川味。老外演的中國故事，還是先打動不懂中國的老外吧。
關於張藝謀執導《圖蘭朵》的成敗得失，當時傳媒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演出《圖蘭朵》這件事本身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這其實倒不是因為演出是在太廟這樣一個神聖之地——那裏現在叫勞動人民文化宮，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公園和文化娛樂場所而已。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演出的是一場古典的意大利歌劇。
對於20世紀末中國的大都會文化建設來說，歌劇和其他歐洲古典音樂決不僅僅是一種與其他無數種藝術形式並列的一種藝術形式。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是一種文化，或者說是一個文化層次的標誌和象征。這一重要性可以從上海新建的歌劇院（音樂廳）對上海文化生活所產生的影響看出來，也可以從江蘇鄭重其事地反複擬議花巨資建設江蘇歌劇院和北京擬花費更驚人的經費建中國大歌劇院之類的規劃、設想乃至由此而引發的喧嘩議論中看出來。一個城市把建設一座大歌劇院看得如此重要，這可能多多少少與澳大利亞的悉尼大歌劇院奇跡般的成功有關。據說有人推算，這座造型奇特、氣勢宏偉的建築每年等於為悉尼市做了五百億美元的廣告。這個數據的可信性如何不得而知，但它的的確確使得悉尼這座城市的聲望大大提高，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樣大的誘惑力當然不能不使得其他城市動心，所以當一個城市想要提高自己的形象時，不由自主地也想到要建一座像悉尼大歌劇院那樣驚人的建築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悉尼大歌劇院當然是以建築風格取勝的。但它的魅力並不僅僅在於那奇特的外觀。它作為一座具有多種藝術活動功能的文化設施，以超出預算幾近二十倍的投資建成，是這座城市大膽的想像力和對文化事業的極度熱情的一個證明，因而這座建築本身就是這座城市文化水平和地位的一個標誌，一座現代文化的聖殿。顯然，中國的大都會在發展自身的形象時，這座聖殿便成為一個令人心動的典範和偶像。
城市文化從根本上講是商業文化，市民文化。然而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是努力為自身樹立起一種更崇高、或更典雅的藝術形象。以高大宏偉的建築作為城市形象的焦點和象征，這在西方可以說自中世紀的哥特式風格形成起便很普遍了。許多建築史學家相信，哥特式那高聳入雲的尖頂常常是城市為了突出自身的形象而相互攀比、較量的產物。而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佛羅倫薩建的主教堂，更被譽為“文藝複興的報春花”而成為文藝複興建築藝術的一個範本，同時也成為這座城市文化的象征。今天的城市，尤其是現代化的大都會，比起從前的城市來，商業氣味和平民氣味當然是更加濃厚了。因而現代城市的高大建築中絕大多數是商業性功能的摩天大廈。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似乎更需要建設自己的文化聖殿以凝聚和升華自身形象，因而在無數星級賓館、“寫字樓”、豪華娛樂中心拔地而起的時候，城市也越來越關心建設像悉尼大歌劇院或蓬皮杜藝術中心那樣的規模宏偉不同凡響的大歌劇院、音樂廳、藝術中心之類的文化藝術設施，以充實和提高自己的形象。
城市文化所需要的當然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聖殿”，在建設“聖殿”的背後是為城市構造一種具有傳統凝聚力的文化內涵的企圖。這是在城市文化發展中一直鬱積、凝滯著的一個城市情結。在描寫清代城市文化諸相的小說《儒林外史》中，對市井奇人多所讚譽，而對儒林中人則多尖刻的譏嘲，似乎表現了一種對傳統文化的失望。盡管如此，書中有一個相當突兀的情節值得注意，就是祭泰伯祠一事的描寫。書中第三十三回寫道：
遲衡山閑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隻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著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製作禮樂……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卻不曾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這裏寫的是一群迂腐書生想鼓吹禮樂以拯救世道人心的迂闊主張，聽上去未免荒唐滑稽。書中第三十七回具體描寫了大祭之禮的場麵，更是不近人情、不合時宜之狀可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