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本是“說話”所用的底本，而“說話”是宋元以後城市社會中的一種典型的公眾藝術樣式。要理解上述故事中道德矛盾的意義，就不能不注意這種藝術的公眾性質。實際上，這種價值觀念的矛盾正是市民精神與趣味的表現。換言之，社會從原始的一體的社會分化為分層的階級社會，隨之而來的便是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情感趣味等各方麵的分層演化。但這種分層現象本來應當是從屬於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結構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的文化也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文化通過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表現出來。但隨著商業經濟發展起來的商人化、市民化的城市文化卻與傳統文化和依附於傳統文化的統治階級及其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一方麵，城市不能不受製於國家即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市民也不能不服從於社會傳統；另一方麵，商人一市民階層，尤其是商業社會形態尚處在原始積累時期的商人一市民階層，他們的實利主義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從根本上說就是與傳統相悖的，而城市在經濟地位方麵的日益發展造成了商人一市民階層實際地位和權力的上升，更使得他們不可能真正服從於傳統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控製。對於市井勾欄中聽“說話”的市民來說，柳耆卿的流氓相其實是狡黠，即一種市井式的智慧，因而他作為才子的風流倜儻也就變成了市井意義上的“風流”，即色情。
事實上，“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決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外，在宋元話本乃至後來的擬話本中，具有這種價值和趣味傾向的作品可以說是俯拾即是。總的說來，城市文化的發展，在傳統社會文化的內部逐漸分化出與傳統和正統相暌違、遊離的商人一市民價值觀念和趣味，使得公眾藝術表達的社會共享的價值體係和情感體驗變成了空殼。在古典社會的傳統社會結構內，城市文化通常不大會發展成真正與傳統和正統文化公開對抗的力量，但卻在生成一種形式與內容相悖的矛盾形態。城市的公眾藝術中諷刺性喜劇、幽默、荒誕乃至惡俗的科渾笑料的普遍存在和發展，表現出城市公眾藝術的反諷性質。隨著城市文化日漸脫離傳統軌道的發展，公眾藝術的對傳統文化的反諷意味也在發展，文藝活動在走向都市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後代都市藝術趣味特征中，機智詼諧、玩世不恭、褻瀆神聖、狂放不羈等傾向具有重要的地位。一位史學家在談到19世紀梅特涅時代的維也納時曾說，這座以“美酒、女人和音樂”著稱的藝術文化高度繁榮的城市中，市民的主要趣味和風雅的標誌就是對無論生活中發生的什麼事都“能夠開個玩笑”。在當代藝術中表現城市文化這種玩世不恭傾向的一個西方代表是意大利電影導演費裏尼的影片《甜蜜的生活》中所展現的羅馬人放蕩不羈的趣味，而在中國，最典型的則是王朔筆下的北京城裏的“痞子”或“頑主”。
總之，城市市民的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趣味造就了城市公眾藝術的反諷，使公眾藝術活動成為城市文化從傳統中分裂出去的一個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