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公眾行為的藝術形式中最典型的當然就是戲劇。我們可以在許多民族的藝術發生過程中找到從原始的公眾儀式到後來的戲劇的發展形態，古希臘的酒神節祭祀與雅典戲劇的關係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中國古代藝術發展中盡管戲劇出現得很晚，仍然可以看到原始的祭祀活動演變成了民間歌舞表演藝術如社火之類，而這也是戲劇的粗樸形態。
戲劇藝術和原始祭祀等公眾儀式最相似之處就是活動的公眾性和儀式性。然而文明社會的戲劇與原始社會的祭祀儀式畢竟有了不同。尼采雖然將悲劇這樣一種典型的戲劇歸因於狄奧尼索斯崇拜這樣的原始祭祀活動，但他也發現恰恰是在戲劇昌盛的古典時代，悲劇中的原始文化精神走向了末路。他把蘇格拉底作為狄奧尼索斯精神衰頹的一個象征，認為正是蘇格拉底式的求知意識導致了悲劇精神的沒落。也許尼采說的有道理，但無論如何，蘇格拉底的時代是古希臘戲劇的繁榮時代是沒有問題的，這如何與悲劇精神的衰微聯係到一起呢？看來尼采關於狄奧尼索斯崇拜與悲劇的關係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原始儀式與戲劇的關係。
在原始儀式活動與文明社會的戲劇藝術活動之間存在著差別，這一點還可以從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看出來：原始祭祀等公眾儀式活動在中國與在其他國家一樣存在著，然而在中國，這些儀式活動並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直接發展、演變為戲劇。中國有自己的古典戲劇藝術，但那是在離開原始社會很久以後的近古社會才發展起來的，似乎並不存在一條從原始儀式到古典戲劇的自然發展道路，而是由於其他原因才造成了中國的戲劇藝術在近古時期的發展。古希臘戲劇的發展與尼采所說的狄奧尼索斯精神的式微二者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戲劇藝術在上古時代為什麼遲遲發展不起來的問題，似乎都可以從戲劇與原始儀式活動之間的差異方麵找到原因。
中國古典戲劇藝術為什麼發展得那樣晚？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缺少戲劇活動所需要的社會活動條件，具體地說，就是戲劇演出和欣賞所需要的公眾生活環境和公眾行為興趣。中國上古時期的公眾儀式與古希臘不同，始終沒有發展成尼采所說的那種狂歡節性質的全民參與的酒神節祭祀。相反，“禮不下庶人”實際上成為中國傳統儀式發展的趨勢，也就是說，越來越走向官方化，逐漸失去了傳統的公眾性。而戲劇活動卻是不折不扣的公眾行為。從古代雅典的戲劇節、古羅馬的戲劇演出到中國宋元以後發展起來的勾欄瓦舍的戲曲，都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行為特點：它們都是城市文化活動，是屬於城邦的公民或城市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中國的戲劇之所以晚出，就是因為中國以市民生活為中心的城市文化發展較晚的緣故。
簡而言之，作為公眾藝術的戲劇與原始的儀式行為之間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後者是整個文化群落共享的功利行為，而前者是城市市民的娛樂活動。盡管從起源和早期形態來看二者存在著相似性，然而隨著文化的發展，這種城市文化性質的公眾藝術越來越不像傳統的儀式那樣服從於嚴格的規則：戲劇不再像祭祀，它沒有了對時間、場所和特定目的等方麵的特殊要求，演出條件逐漸變得隨機化起來；同時戲劇演出和欣賞活動不但不是整個文化群落的公眾行為，而且隨著戲劇以及其他公眾藝術活動的豐富化和多樣化，戲劇也逐漸變得不再像雅典的戲劇節那樣作為城市中所有公民的共享行為，而是成了城市社會中部分文化圈層的活動方式，也就是說分層化了。
隨機化和分層化意味著公眾藝術開始失去了傳統儀式行為所具有的共享體驗的性質。由此而產生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失去了作為整個社會價值體係顯現形式的功能。古希臘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曾說過，他是按照人應有的樣子寫，而另一位戲劇家歐裏庇得斯則是按照人本來的樣子寫。這兩位作家的差異實際上昭示了古希臘戲劇藝術所表現的價值觀念蛻變的一種趨勢——索福克勒斯所表現的“應有的樣子”指的是人物形象的理想性，也就是表現了被社會公認的價值；而歐裏庇得斯所寫的“本來的樣子”顯然是對理想的背離，即對傳統價值體係的背離。比這兩位詩人的差別更重要的一個現象是在悲劇之後崛起的喜劇。按照亞裏士多德的看法，這是一種比較鄙俗的東西。然而正是這種鄙俗的藝術繼莊嚴的悲劇之後在戲劇舞台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在作為中國戲劇源頭的上古公眾藝術活動中，也存在著兩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價值的形態，一種屬於祭祀活動，即巫覡的歌舞藝術；另一種則完全是娛樂性質的活動，即倡優的表演。王國維在分析這兩類活動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