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例子說明上麵的範式轉移過程。在15世紀以前，托勒密的“地心說”（egocentrism，即地球是太陽係的中心）是天文學流行的範式。縱然這個模型因為不完全符合天文的觀察，以至於常常被作出很多不同的修正，科學家還是不願意接受地球不是太陽係的中心的看法。其實，地球圍繞太陽轉的理論在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論》的300多年前已經有人提出來。但是天文學界還是一直為地心說這個流行範式所統治著。但是越來越多的觀測表明，用太陽作為太陽係的中心的“日心說（helioscentrism）”模型，要比地心說來得精簡、準確。經過了長時間爭論，直到開普勒提出他的行星三大定律，修正了行星圍繞恒星的軌道是橢圓形而非圓形，日心說的數據得到了一邊倒的支持。從此，天文學的流行範式，就從地心說轉移為日心說。如我們前麵提到的，在牛頓提出了物體運動的三大定律後，牛頓力學一直是解釋星際運動的流行範式。但是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範式在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其後的廣義相對論後，就慢慢轉移了。今天的宇宙學是以相對論作為基本範式的。還有一個例子，拉塞福（ErnestRutherford，1871—1931）在1911年提出原子是帶負電的電子環繞帶正電原子核作軌道運動，就像行星圍繞太陽旋轉一樣。這個原子模型馬上就成為微觀物理學的既定範式。一直到狄拉克（PaulAdrieMauriceDirac，1902—1984）等發表了《量子力學原理》（PrinciplesofQuantumMechanics），量子力學才正式取代了拉塞福模型，成為今天粒子物理學的既定範式。關於庫恩把科學的發展看成是“範式的轉移”，有幾點我們需要注意。“範式的轉移”本來可以是一個極為理性的過程。一個科學的研究者看見新的研究結果和發現，慢慢發覺現在的流行範式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有人提出新的範式，經過研究結果的驗證，新的範式漸漸被接受，進而取代了舊的範式。例如，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管理範式是泰勒（FrederickTaylor，1856—1915）的碼表時間研究（Timeandmotionstudy）。但是經過了霍桑效應（HawthroneStudy）的一連串實驗，帶出了行為學派（BehavioralSchool），漸漸取代了泰勒的科學管理學派（ScientificManagement）。問題是一個研究者在某一個範式底下研究了幾十年，形成了一定的思維定勢，要他立刻轉到另外一個範式是極為困難的。這就好像一個隻懂做中國菜的廚師突然要轉去做西餐一樣，或者是一個隻懂做調查研究的人要去做實驗一樣。而一代已經很有建樹的研究者作為一個圈子所共同形成的思維定勢加在一起就更強了，所以可想而知，每一個範式的惰性都很強。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會盡他的能力去捍衛既有的範式，甚至到了一個近乎迷信的地步，以致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受到了研究者自己的損害。上麵講的這個問題在管理學或是社會科學更是明顯。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學研究中的變量與因素比較易於控製。相對來說，社會科學（包括管理學）現象的影響因素太多，以致數據的差異比較大。再加上管理學的研究一般不夠規範，因此要大部分人接受一個範式比較難，需要的時間也比較長。而形成範式以後，需要改變它自然就更為艱難了。用庫恩的話來說，管理學的研究可能像宗教多於像科學。其實，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這本書裏極力倡導“科學化的管理研究”［注：這與泰勒的科學管理“方法”是兩碼事］，為的就是希望中國未來的管理學研究可以更接近“科學研究”的精神。這個方法是否最好呢？如前所說，不一定是。這個方法是否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呢？肯定不是。那為什麼要單單講這個方法呢？因為在中國的管理研究發展的初期，我希望研究方法越規範越好，越嚴謹越好。
是不是嚴謹就可以找到真理呢？不一定。數學就是一門極為嚴謹的學科，但是數學能夠解決的問題也是有限的。上麵提過，庫恩的範式轉移把科學的發展看得更像一門感性的信仰，多於波普爾描述的理性的求問。兩者是否對立呢？有沒有妥協的餘地呢？答案是有的。例如，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就嚐試調和庫恩和波普爾的思想。雖然拉卡托斯是波普爾的學生，但是他一直在思考老師的觀點是否是完全正確的。采用波普爾的方法有一個問題，就是一旦發現反例就要把原有的理論全部推翻。他發現，證偽論有幾個根本的問題：第一，用證偽的方法來建立的科學理論是沒有根基的。因為證偽是一種“拆毀性”或“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過程。用證偽這個方法，我們隻可以說什麼理論是錯誤的（錯誤就是與觀察的現象不符的），但是它不能告訴你什麼才是正確的。從證偽科學的角度來說，我們難保明天不會找到新的觀察或是理論，用來代替今天的理論。證偽論的第二個問題是，回顧科學的發展曆史，我們會發現，很多重要的科學發現都違背了證偽原則。我們前麵所說的第8顆行星海王星的發現過程就是一個發現數據與理論不符，但並不是理論出錯的例子。因此，嚴格地按照證偽論來做研究確實是存在問題的。因此，拉卡托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當研究者發現數據與已知理論不符時，有時並不是理論本身錯了，而隻是沒有界定理論背後的假設或是邊界條件。後來，拉卡托斯(LaKatos，1970，1978)修正了波普爾的理論，提出精致證偽主義，他認為理論有個內核，背後有輔助假設，外部有邊界條件。當實證檢驗發現這個理論錯了時，其理論核心不應該被輕易放棄，可以改變輔助假設或增加限製條件。最後實在不行，才會放棄理論核心。我們上麵之所以介紹了那麼多種科學研究的不同哲學，隻是想提示讀者，看待研究工作可以有不同視角，且曆史上也曾有過那麼多不同的觀點。在這裏之所以著重介紹了後實證主義的思想，主要是因為這是到目前為止，被比較多的科學研究者所接受的、相對嚴謹的一套對世界探索的方式，也是目前西方的管理研究中廣泛使用的研究範式。但是，請讀者注意，它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代表絕對正確的答案，西方管理學者其實也用案例研究（casestudy）、田野研究（fieldstudy）等其他各種研究方式。我們要與西方管理學者溝通，在一個全球的知識體係中去對話，把我們的知識和發現帶到這個知識體係中去，就要用大家目前的溝通語言。因此，你可以把這本書所講的研究方法看成是入門的工具和語言。通過對這些基本方法的學習來訓練我們的思維能力和科學嚴謹的態度。這就好像學劍術一定要從基本功開始，但是煉成以後，一個劍術大師可以拿著木棒作劍而遊刃有餘。因此，希望讀者把這本書所講的內容當作基礎的步驟和規則，等大家有了一點研究經驗以後，才推陳出新、自立門派吧。下一節中，我們就基於後實證主義的主要觀點來討論一下做研究的一個大致的過程。
1.2科學研究的過程
根據波普爾和拉卡托斯的觀點，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是開放的。研究問題通常產生於三種情境：理論與觀察不一致；理論係統內部發生互相矛盾的現象；兩個不同理論之間出現互相衝突。這時，科學家就可以提出試探性的解釋和理論，這個新的解釋或理論必須具有可證偽性，就是可以被經驗的方法加以檢驗，否則它就不能被稱為是科學的。後實證主義所謂經驗的方法也就是關注一個假設的理論有沒有“實證”的證據可以支持或推翻它。用管理研究的語言，就是你的數據是否如你所說。至於你的理論從何而來，一般沒有很大的興趣。例如，愛因斯坦觀察到光照到金屬片上會有電子跳出來，所產生的電子與光的強度和顏色有關。於是他發展了光電效應的理論，就是光是由稱為光子的粒子所組成的，當光子與金屬表麵的電子碰撞後（即光照到金屬片上），光子的能量會轉移到金屬表麵的電子。但是，這個能量轉移的過程一定要依循一個離散（即不連續）的數值遞增。能量與光的顏色（頻率）有關。如果能量達不到要求的最低數值，無論有多強的光，電子也不會跳出來。他還把這個關係用數學公式表達了出來。實驗結果支持愛因斯坦的理論。他後來也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獎。可是請大家注意，我們不會問：“愛因斯坦先生，你的光電效應理論與現在流行的光是波的理論完全相反，請你解釋一下你的理論是從何而來的。”
科學有興趣知道的是理論的正確性，也就是有沒有數據的支持。我們沒有興趣知道你的理論從何而來，更不會要求你解釋你的理論的發展過程。居裏夫人（MarieSklodowskaCurie，1867—1934）發現釙（Po）和鐳（Ra）這兩種新的元素時，我們對它們一點認識都沒有，也不知道為何有些元素有放射性的特征。宇宙學中的大爆炸理論的兩個最重要的實證支持，其中一個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backgroundradiation，另外一個是紅移redshift）。這個在宇宙學的實證中極為重要的結果，是兩位美國貝爾實驗室的工程師阿諾·彭齊亞斯（ArnoPenzias）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Wilson）在1964年在一個天線裝置的場合中，極其偶然地發現的。事實上，你可以去回顧很多重要理論和發現被提出的瞬間，科學家自己可能都不能夠解釋清楚，它很奇妙，就好像是一個突然而來的靈感，沒有規律可循。有人把它稱為“創造性的直覺（creativeintu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