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二元對立”加以反思、批判的合理性也許正在於此。
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傳統“二元對立”的文學史研究失之於曆史事實的籠統概括，失之於對於文學現象的過於“整體”的把握，那麼，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學人對於“二元對立”的批判似乎也沒有根本擺脫這樣的“籠統”與“整體”。
在當今學人關於“二元對立”的質疑主要基於兩個方麵的因素：一是對於五四以降的連續不斷的文學與文化“鬥爭”的不滿；二是西方現代思潮特別是解構主義思潮的鼓勵。而在筆者看來，就是這樣兩個方麵思維資源導致了“二元對立”批判的某種困窘。
前者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認定為一係列“非此即彼”的社會文化“鬥爭”，進而引發出了對“二元對立”思維的猛烈抨擊：“二元對立發展成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一種極端化的鬥爭哲學，並逐漸內化為思維的深度模式和思維無意識，嚴重左右並製箍著人們對複雜世界的認知方向和認識深度。文學史家同樣無法逃避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無意識。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對文學史的影響是整體性的。”“這一‘整體敘事’的元話語性質和由此所形成的敘述模式在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得到了最初的體現，經過後來許多研究者的不斷強化，到唐弢、嚴家炎二位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而成為一種固定的形式。”作為對於文學史觀念的一種反思和批判，這自然沒有多大的問題，但要緊的卻是我們今天的批判又往往“越過”了對一般文學史敘述的考察，將批判的鋒芒直接對準了文學創作的現象本身，人們要一直挖掘出存在於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中的“二元對立”思維，這便難免陷入籠統的“整體”判斷的弊端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諸多現象的複雜的分歧同樣在這樣的“整體”判斷中被掩蓋了起來。鄭敏先生這樣批評五四新文學以降的文學：“我們一直沿著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推動曆史：擁護一打倒的二元對抗邏輯。”“至於這種簡單化的二元對抗邏輯是否能反映客觀世界、社會、人際等關係的複雜情況，就很難說了。”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真正是被推動了，那麼其動力應該還在中國作家的創作能力，而不是這樣簡單的對抗口號，近年來，已經有學者結合大量的曆史事實充分證明，在五四新文學倡導者的對抗性口號與文學實踐之間，本來就存在著深刻的區別，中國現代文學的實際創作活動遠比幾個簡單的對抗性口號要複雜。
總之，將對“二元對立”思維的警惕簡化為以對複雜文學史現象“二元對立”的判定，這既不符合曆史的事實，又依然沒有擺脫它所批判的對象的那種簡單籠統的思維方式。
在西方思想的發展曆史上，“主客二分”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經過中世紀的“神人二分”到近代哲學則完善為認識論上的“主客二分”，它與本體論上的存在與思維的“二分”共同奠定了近代哲學一係列“二元對立”觀念的基礎，其“哲學思維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從主客、心物、靈肉、無有等二元分立出發運用理性來構建形而上學的體係”。到了20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20世紀西方哲學的現代性標誌之一，是不斷尋求對傳統形而上學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超越。經過胡塞爾對”生活世界“與”交互主體性“的闡釋，伽達默爾”效果曆史“原則對”曆史客觀主義“的批判，到德裏達徹底”解構“傳統形而上學的一係列”二元對立“命題，可謂是將批判、顛覆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西方思想的動向直接鼓勵了9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的批判的熱情，如鄭敏先生的”世紀末的回顧，“便自始至終高舉著德裏達的大旗。然而，究竟應當如何來理解這樣的對於”二元對立“的解構和超越，這對於已經習慣於追蹤西方”結論“的中國人來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裏存在著一個問題，即批判”二元對立“的本質在於質疑思想的絕對性，那麼，當我們繼續將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新近出現的”先進“思想來加以膜拜的時候，這裏是不是也屬於一種”絕對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