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中斷
“沙堤”出現在詩文中，以盛唐的杜詩為先鋒，韋肇《沙堤賦》、白居易《官牛》、張籍《沙堤行》、王建《上張弘晴相公》、李賀《沙路曲》、杜簡鶴《獻鄭給事》等等，自中唐一直延續到晚唐。唐以後的作品中也有現身，宋代陸遊的《城南上原陳翁……辛亥九月十二日……詩》中有“……相公門前築堤沙。……”趙師俠《水調歌頭·龍帥宴室公明》詞中有“……宰路築堤沙”。明代楊維禎《沙堤行》中有“……沙堤新築泰階平。……”這樣的詩文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自天寶三年（744）之後，雖然皇帝變換，王朝更迭，但每當新宰相走馬上任時，就要修“沙堤”。然而事實卻是：因《新唐書·李德裕傳》有“……又罷京兆築沙堤、雨街上朝衛兵。……”的記載，可見，文宗時曾一度中斷這項活動。恐怕這是李德裕為了抑製喜好權勢的宰相李宗閔（《新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寖貴，喜權勢。……而宗閔崇私黨，……”）而促使修築“沙堤”的慣例中止的吧。
五 “沙堤”是如何修建的？
《雲谿友議》中記載了這樣一則軼事：杜勝給事在杭州讓婁山人為他算卦，算他能不能為宰相，結果得出了“震卦”，婁山人忠告他：“將遭受讒言不能成功，憂鬱成疾，為避免厄運……”後來果然如卦中所言，他的宰相之位被蔣伸奪去。文中記述道：“……後杜公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也。……”即使占卜部分為虛構的，但因《新唐書·杜黃裳傳》有：“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為中入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的記載，“沙堤”一事，應該是真的。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在“拜相”之前“府史已上”，已經準備在“杜公門”“構”“板屋”，“布”“沙堤”之事。為杜勝修築“沙堤”的工程，在“拜相”前一刻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應該是緊急鋪設蔣伸的“沙堤”吧。那麼，到底是誰又是怎樣修築“沙堤”的呢？
A.管轄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永徽五年（654）記載：“冬十一月癸酉，築京師羅郭，和雇京兆百姓四萬一千人，板築三十日而罷，九門各施觀。”另外《大唐六典》卷三十記載：“尹，少尹……，掌貳府州之事，以紀綱眾務，通判列曹，……”“戶曹司戶參軍，掌戶籍。計帳、道路……之事。”在宰相的上朝路上修築的“沙堤”，是鋪在長安城內的道路上的，因此應與京城內的水渠、路邊的林蔭樹同樣，由京兆府長官京兆尹管理，副官少尹輔佐，戶曹司戶參軍事指揮施工。參與施工的勞動者同“京師羅郭”一樣，是以長安、萬年2縣為中心的京兆地區的人民。《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天寶元年（742）紀事道：“是歲，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兩衙，以貯材木。”在運“滻水之沙”時，陝郡太守應該也參與了。
B.滻水之沙
白居易《官牛——諷執政也》（《新樂府五十首》其四十一）生動地描寫了“沙堤”的“沙”由“滻水”“岸邊”運往城內的景象。“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汙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於龍首堰分流的滻水支流向北流去，在位於通化門東七唐裏的長樂坡又分為東渠和西渠。東渠北流經通化門外，在長安城東北角向西折，流入東內苑為龍首池，更向大明宮前的下馬橋下流去。……”（《唐代研究入門》）第7《唐代長安和洛陽地圖編》）
開成五年（840）8月20日，來到滻水橋的圖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中記道：“……滻水從終南山來，入於渭河。灞、滻兩水向北流去，水色清。……”王建在《禦獵》詩中詠道“青山直繞鳳城頭，滻水斜分入禦溝。……”
C.施工方法
如果隻看《唐國史補》中“載沙填路”的記述，給人感覺隻把沙鋪在道路上就行了。不過，讀了《沙堤賦》後，就會明白這項工程絕不是那麼簡單的。《沙堤賦》的作者為韋肇，他是憲宗時代名臣韋貫之的父親，他的傳略見於《新唐書·韋貫之傳》。代宗打算任命韋肇為宰相，但不幸的是他先去世了，他曾遭元載痛恨而被左遷為京兆少尹。《沙堤賦》可能是以他任京兆少尹時的親身體驗為基礎寫成的作品。
此賦的題注雲：“以隱以金椎樹之青槐為韻”，正文中有“……使夫晴靡磽確之煩，雨無塗潦之窘。……其堅也，雖眾人之力，固自得於金椎。……”為了防止路上石頭亂滾，或泥濘通行困難，先用金屬製的槌把地麵夯實，再在上麵鋪沙子，然後在兩側種上槐樹。漢代賈山《至言》雲：“……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策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鬆。……”《三輔決錄》雲：“長安城，……衢路平正，……三塗洞辟，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唐李庾《西都賦》中，把如長砥一般平坦的“沙堤”描寫為“長堤砥平”。因《全唐文》的小傳中有“庾，懿宗時人”，所以這個李庾不是李齊運之子，而是字子虔的李庾。
左思《魏都賦》中有“長庭砥平”句，李庾把“庭”改成了“堤”，變成了晚唐長安城的風景。
D.起點和終點
《唐國史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卷下中有“自私第至子城東街”，由此可知，“沙堤”是從宰相私邸鋪到“子城東街”的。這裏的“子城”指的就是“皇城”，從《唐兩京城坊考》卷一《皇城》“亦曰子城”即可知。然而，很多學者認為這句話為“至於城東街”，這樣“子城東街”就成了“城東街”。但是，《唐代叢書》所收的《國史補》中為“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官牛》詩中滻水之沙運往了“五門官道西”，因此，與籠統的“城東街”相比，明確指示位於長安城北“皇城”東的“子城東街”應該更正確一點。白居易《和望曉》詩中的“沙堤互蟆池”句附有“子城東北低下處，舊號蝦蟆池”的注，也是以“皇城”為參照物說明“蝦蟆池”的位置在“子城東北”。“子城東街”是通往大明宮的道路。高宗患有風痹症，龍朔二年（662）他為了躲避太極宮的卑濕，改建了大明宮，自此以後，通常的朝見都在這裏舉行。中間有段時期，玄宗曾在興慶宮執政，但安祿山之亂後，大明宮再次成為政治中心。那麼“五門官道西”具體指哪裏呢？
武複興著《唐長安舊事》（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8頁雲：“‘五門’是指有五個門洞的丹鳳門。”的確，《唐代長安和洛陽地圖》的圖版2第2圖《長安圖》和圖版23第37圖《興慶宮圖》中描繪的丹鳳門確實有五個門洞。然而，考古發掘出來的丹鳳門隻有3個門道。“呂大防圖中，將丹鳳門畫有五個門道，望仙、建幅二門各畫有三個門道，均與實測情況不符。”（《唐長安大明宮》，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也有說“五門”是指開在大明宮南麵的延政、望仙、丹鳳、建福、興安這“五門”的，有說是皇宮的皋、庫、雉、應、路這“五門”的，有說是大極宮南麵的承天、長樂、廣運、永春、永安這“五門”的（霍鬆林譯注《白居易詩譯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不過，我認為鈴木虎雄著《白樂天詩解》（弘文堂書店1927年3月）之《官牛》“字句解”中的“五門，指大明宮正南的丹鳳門”的說法大概是正確的。《官牛》中的“五門官道西”之句，在盧文弨的《白氏文集校正》中為“午門官道西”，白居易的《早朝賀雪寄陳山人》詩中的“待漏五門外”在馬元調本、汪立名本、《全唐詩》本均為“待漏午門外”。“午”意味著“正南”。隨便提一下，在《唐代長安和洛陽地圖》圖版21第34圖《三苑圖（一）》中，“延秋門”和“興安門”之間畫著一個門樓，上麵寫著“五門”。
即使“五門”是5個門的總稱，“五門西”指的是帶有待漏院的建福門外也是不可動搖的。《舊唐書·憲宗本紀（上）》元和二年（807）的紀事雲：“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於建福門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啟，與諸坊門同時。至德中，有吐蕃囚自金吾仗亡命，因赦晚開門，宰相待漏於太仆寺車坊。”《唐國史補》（《唐代叢書》所收）雲：“初百官早朝，必立馬望仙、建福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新唐書·百官誌（三）》雲：“太仆寺……卿掌廄牧、輦輿之政，總乘黃、典、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到五更開門為止，宰相在位於光宅坊（H—1）的由太仆寺管轄的車坊等待，而在望仙門和建福門外停馬等待的百官們，自“元和二年六月一日”起改在建福門外的待漏院躲避風雨。白居易在《早朝賀雪寄陳山人》詩中描寫登朝時的情景道：“……待漏五（一作午）門外，候對三殿裏。……”王建在《春日五（一作午）門西望》詩中描寫退朝情景：“百官朝下五（一作午）門西，塵起春風過禦堤。……”另外，張籍在七言絕句《贈姚合》中寫道：“丹鳳城門向曉開，千官相次入朝來。唯君獨走衢塵土，下馬橋邊報直回。”晚唐李拯也在七言絕句《退朝望終南山》中寫道：“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開成五年（840）8月24日，圓仁從坐落於崇仁坊（H—4）的資聖寺沿著朱雀門街東第四街北上，經過望仙門進入大明宮。《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道：“僧等隨巡官人使禦，從寺北行，過四坊，入望仙門，……”那麼宰相是經哪個門入朝的呢？
《舊唐書·令狐楚傳》中記載：“先是元和十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為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元和十年”是武元衡被暗殺之年。“訓、注之亂”指文宗時，李訓、鄭注等策劃的企圖誅殺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卻失敗的“甘露之變”。元和十年（815）6月3日黎明，宰相武元衡剛一出坐落於靖安坊（G—9）的私邸，就遭賊人襲擊，在路上被慘殺了（《舊唐書·武元衡傳》）。從那以後，宰相上朝時開始配備武將護衛，然而，此事因大和九年（835）11月21日的“甘露之變”而中止。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及建福門止”的記載。《新唐書·令狐楚傳》有“……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的記載。平時宰相也與百官一樣，例行的上朝是由建福門進入大明宮的。此事，宋代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六《待漏院記》“朝廷自國初，因舊製，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可作為旁證。從麵朝南麵的天子的角度看，“丹鳳門之右”，在元和期來講就是“五門西”，也就是相當於“建福門”。創作於元和四年（810）的《官牛》詩中的“五門官道西”，看作是車坊之北、待漏院前的“官道”應該是正確的。因此，“沙堤”的終點，就是光宅坊北，建福門前的“官道”。
“沙堤”的終點雖然是一樣的，但起點和途經的道路，則因宰相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例如，“元和四年”《官牛》詩中的“右丞相”是於（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那麼，當時宰相於的私邸就是起點。權德輿《衛國夫人李氏墓誌銘並序》中有“夫人……今戶部尚書燕國子公之室也。……元和十年冬十二月甲辰，寢疾薨於安仁裏第。……”如果沒有搬家的話，《官牛》詩創作的元和四年時於的私邸也應該是他夫人去世時的安仁裏。因此，它的起點就為朱雀門街第一街的安仁坊（F—7）。薛逢《君不見》詩：“君不見，馬侍中……君不見，韋太尉……奉誠園裏嵩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此詩所詠的“沙路”，由於是為住在長興坊（G—7）的韋皋而修的，所以它的起點就是“長興街南”。韋皋“貞元十二年（796）二月”任同司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唐書·韋皋傳》）。關於其弟韋聿在長興坊去世一事，權德輿《唐故朝議大夫太子右庶子柱國賜紫金魚袋韋君墓誌銘並序》中有所記載，《唐兩京城坊考》據此在卷二“長興坊”中記有“太子右庶子韋聿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