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見卷五十《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寶曆元年（825）54歲作，時為蘇州刺史。
“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見卷五十四《九日寄微之》，寶曆二年（826）55歲作，時為蘇州刺史。
“蓋居渭上，醞熟獨飲，曾效淵明體為十六篇”，指卷五《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並序》，元和八年（821）42歲作，時於下邽服喪中。
“昔嚐詠遺風，著為十六篇”，見卷七《訪陶公舊宅並序》，元和十一年（816）45歲作，時為江州司馬。
“有節秋竹竿”，見卷一《贈元稹詩》，元和元年（806）35歲作，時為校書郎。
“昔我十年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見卷一《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相關作品為元稹的《種竹詩並序》），元和三年（808）27歲作，時為京兆戶曹參軍、翰林學士。
《溪詩話》所引李白詩例，李白對自己的舊作隻用“我有曲”的“曲”一字加以概括，以避免重複，與之相反，白、蘇兩氏之例，都在尋求舊作和新作的疊加效果。蘇軾“去年……”“昔年……”的用法，類似於白居易的句法，讓人很感興趣。
《溪詩話》雲：“用自己詩為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而白居易卻正相反，正因為他具有“以己之詩為故事”的傾向，才使得作品量變得很大。
《溪詩話》所引白詩的用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卷五十一《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這首詩是詠九月九日重陽節的，作為詠節日的詩，它不是很罕見。罕見的是，在這首詩中，作者以“前年”、“去年”、“今年”這種形式把三層時間交織融彙在裏麵了。更讓人感興趣的是，卷五十四《九日寄微之》詩的結尾是在這首詩結句的基礎上寫的，詩雲：“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一場減。”這似乎與白居易“想表達所有，無法按捺地想說盡一切”的“饒舌”的性情，以及無法下決心舍棄堆積如山的文字、強烈的“對作品的愛戀”，有一定的關係。
詩歌這種表現形式，尊崇含蓄，重視餘韻，省約語言，在對其進行推敲時主要著眼於削減文字是普遍的做法。然而，白居易在使語言簡練的同時，卻又重複描寫，不用減法而用加法的形式，使作品不斷增殖。例如，對於造訪長安郊外悟真寺之事，王維隻用五言十二韻120字就概括了，而白居易卻用了五言一百三十韻，共計1300字，成為超過王維詩作十倍的長篇大作。清代田雯在《古歡堂集》中指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是把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脫胎換骨的另一種“演法”，並雲：“鳧脛何短，鶴脛何長。續之不能，裁之不可。各有天然之致。”田氏對兩者進行等值評價的態度是十分妥當的。白居易從杜甫、王維的詩作中獲得構思，卻使己作比他作長數倍。這既是他對先人名作的挑戰，是他挑戰創作極限的欲望的表現，同時也是他在作品中盡情享受由自身性情中的“饒舌”所帶來的愉悅的表現。
卷六十二《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蒙征和才拙詞繁輒廣為五百言以伸酬獻》，是回複裴度所贈《二十六韻》詩而獻上的“五百言”的長編。詩題中雖然謙遜地表示“才拙詞繁”，但卻正如“……客有詩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殘紙墨，一掃狂歌詞”所言，“詩魔”還是引發了白氏慣有的“饒舌”。
另外，從卷五十三詩題的“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一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白氏的“饒舌”，以及非如此即坐立難安的心情。
白居易對自己作品的“愛戀”，從卷二十八《與元九書》“……其餘雜律詩，……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之語，卷四十五《策林序》“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目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損”語中，都能感覺到。將其與劉禹錫《劉氏集略說》的“……前年……書四十通，……刪取四之一，為《集略》……”這種簡明幹脆的態度相比較時，讓人感到，白氏對自已作品的“愛戀”，就像對自己的身分一樣，無法割舍，有一種深深的“眷戀”。正如他在《題文集櫃》一詩中所雲：……我生業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大小三千篇。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損。……對於一生把“文字”作為“事業”的白居易來講，“三千篇”是其人生的記錄，就像每一頁日記，每一張相片對當事人來講都是珍貴的回憶一般，即使是“一篇”，他也不忍心“棄損”。第五節《文集》編集過程中的“時間層”
《白氏長慶集》卷七十一《白氏集後記》開篇雲：“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
白居易以摯友元稹作序並命名的《白氏長慶集》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詩為核心，又附加《後集》二十卷和《續後集》五卷，編成共七十五卷的巨著。這《前》《後》《續集》本形成了“詩·文、詩·文、詩·文”的層次。
追溯這《七十五卷》完成的過程，我們就能發現更為複雜的“時間層”。
每當作品累積到一定的量時，白居易即會將之編錄成集。
貞元十六年（800）29歲將行卷編成自選集（文二十首、詩一百首）。
元和十年（815）44歲編輯詩集十五卷。
長慶四年（824）53歲《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大和二年（828）57歲《後集》五卷、《元白唱和因繼集》十六卷。
大和三年（829）58歲《劉白唱和集》二卷。
大和六年（832）61歲《劉白唱和集》三卷。
大和八年（834）63歲編訂洛詩（卷六十一有《序洛詩》）。
大和九年（835）64歲向廬東林寺納獻《白氏文集》六十卷（《後集》十卷）。
開成元年（836）65歲向洛陽聖善寺納獻《白氏文集》六十五卷（包括《後集》十五卷）；《劉白唱和集》四卷。
開成四年（839）68歲向蘇州南膵院納獻《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後集》十七卷）。
開成五年（840）69歲《白氏洛中集》十卷。
會昌二年（842）71歲奉送東林寺《後集》二十卷。《白氏文集》七十卷。
會昌五年（845）74歲增添《續後集》五卷，完成《白氏文集》七十五卷。
他將定本五部中的二部托付給外甥和外孫，三部納獻給寺院。會昌六年（846）75歲去世。就像隨著樹齡的增長，樹木的年輪逐漸變得縝密一樣，隨著人生的老去，密度也逐漸加大的“時間層”，是白居易生的證明，也是他人生的年輪。
第六節 人生的記錄
白居易的“自覽自語”詩，雖說受到了陶淵明、杜甫等人的影響，但他可以說是把自己的文集賦與類似於日記、回憶錄般“人生記錄”功能的詩人的先驅。宋詩特點之一的“日常性”，就可以追溯到中唐的白居易。
在卷十九《偶題閣下廳》詩中吟詠著“……平生閑境思，盡在五言中”，卷五十九《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和紹興本卷十《醉吟先生墓誌銘並序》中吟誦著“開卷而盡可知也”的白居易，在卷六十四《感舊詩卷》中寫道：“……二十年前舊詩卷，十人酬和九人無。”金澤文庫本卷六十五《醉中見微之舊卷有感》又雲“今朝何事一沾襟，檢得君詩醉後吟”。並且在卷六《湓浦早冬》中雲：“……日西湓水曲，獨行吟舊詩。……但作城中想，何異曲江池。”卷五十一《對鏡吟》複雲：“白頭老人照鏡時，掩鏡沉吟吟舊詩。”可見，友人的“舊詩卷”、自己的“舊詩”，對於白居易來說，都是再現過去的感懷，加深現在的感慨的“紀念”。
白居易以文字為媒介，不僅與遠離的朋友、死別的朋友交談，還與昔日的自我會麵。沒有兒子傳承衣缽的他，親自編集了《文集》，並把75卷《文集》鄭重準備了五部，以留傳後世。或許他是想以文字為媒介，與後世的人們交流吧。就像他生前溫習自己的作品，與曾經的自我再會一樣，我們把《文集》當作回憶錄來閱讀的話，是能夠跨越千年的時空，來與他相會的。
相信來世輪回，希望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祈求“轉法輪之緣”的白氏，留下了“來生緣會”之言。
附記：本論文是據茶水女子大學舉辦的平成6年度日本中國學會第46屆大會的口頭發言彙總而成的。在口頭發言的準備過程中，褚斌傑先生給予指教；文章發表時，太田次男先生給予賜教；草稿執筆時，青山宏先生給予賜教；投稿後，清水茂先生，也給予了賜教，衷心感謝上述諸位先生。五月三十一日，平岡武夫先生度過了他的85歲壽辰。“不要無根據地胡說，那樣的話，白居易會哭泣的……”校正文章時，恩師嚴厲又親切的訓導之聲猶在耳邊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