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鼎彝做地下工作之事，李教書中引述“前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常務理事、現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給國民黨中央調統局副局長紫峻的一封證明函，稱：“查李季恒同誌，字璣衡，於九一八事變後。即與煥章商定潛在哈爾濱策動抗敵工作，組織黑龍江省青年抗敵會，並利用吉大同學數十人，散在各地中學，作抗敵工作。二十五年春，敵人對東北知識階級大事殘殺，李同誌逃來北平，初在中山中學教書，繼去南京，由煥章與吉林省黨委劉守光（劉黨委曾在哈與李同誌共同工作）同誌商定，仍請李同誌在平負責工作。七七事變後，又商得煥章等同意，由李同誌參加敵偽組織，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繼由東北四省抗敵協會付以委員名義，負責平津區抗敵工作，招致東北青年至後方求學，並掩護敵後工作人員活動，與後方工作人員在平眷屬贍護等。李同誌初在偽組織內充任法部科員，後做平津工作被敵人嚴密監視，而後方之經濟上補給又時感不足，李同誌遂轉任太原禁煙分局長，局麵即較擴大，抗敵工作自易進行，被掩護之同誌亦較多。（河北省工作人員尹金壽、王敬之、王馨閣等數部工作人員，均在掩護之列。）當時李同誌一麵完成煥章付與之工作，一麵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做禁煙禁毒之宣傳工作。後敵人偵知李同誌行為可疑，遂以貪汙為名，舉行二百餘人之大檢舉，幸李同誌事前有所聞，將抗敵工作痕跡完全毀滅。使敵人無由發現。至所誣之貪汙，雖經敵人半載之詳密調查，與酷烈刑訊，竟未發現絲毫汙濁之處，即當時偽華北組織亦認李同誌為清白。故此冤獄，雖經半載之久，而對偽太原禁煙分局長之職，終未派人。李同誌出獄後，認為太原抗敵工作不能進行，遂托病辭職，輾轉傳遞消息，擬去後方服務。煥章以抗戰日亟，勉使仍在華北相機做抗敵工作，李同誌遂閑居北平（二年），但仍繼續推動抗敵工作，直至敵人投降時為止。”李敖在引述之前，是這樣說的：“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為了安全，他並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時太小，也不清楚細節，我對他也一直有所誤會，1961年10月10日，我寫信給胡適，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後來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爸爸清白的密件，轉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按李敖的說法，他於1961年10月10日寫信給胡適提及父親做地下工作之事，“後來”吳煥章“簽署”了一封證明信，他才得以明白真相。即吳的上引證明材料“簽署”於1961年10月10日之後。可是吳的證明函前署頭銜是“現任興安省政府主席”，而興安作為一個省區，是40年代後期即解放戰爭時期的事。又，文中有李同誌逃“來”北平的話，似此文係於北平寫成。《李敖回憶錄》中寫道：“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爸爸在抗戰勝利之後，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說明“這封密件”寫於抗戰勝利之後，並不是在台灣寫的。李敖的前述回憶說得不夠精確，尤其用“後來”一詞不夠妥當。粗讀，會以為是60年代寫的。
不過，從吳煥章的證明材料看，李敖“懷疑”父親做地下工作（包括在太原的兩年）的“認真”程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李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李敖對日本人的憤慨之情，這表明李敖從小就埋下了愛國種子，同時。也養成他逆反的心理。
四、勇敢、刁鑽的小淘氣
李敖一家住在東城燈市口附近的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
那座房子很舊。老鼠太多，家裏養一隻老貓捕鼠。一天晚上，飛來一隻受傷的鴿子，幾個小孩高興極了，就把它包紮起來，放在一隻小紙箱裏。那鴿子養好傷以後，不再飛走了，成了家裏的一個成員。不料，一天老貓看見了，猛撲上去，一口咬死了那隻可愛的小鴿子，大家都很傷心。這事給小李敖留下了最早的記憶，永遠難忘。李敖到底是男孩子，膽子大。有一次客廳裏飛進一隻馬蜂，姐妹們嚇得亂叫，小李敖正赤腳坐在沙發上，他一聲不響地跳下地，先用手掌把落在窗戶上的馬蜂拍下地，又用赤腳丫子一踩。——這樣的事太平凡了，李敖沒有記住，他的二姐卻記下來了。
二姐李珣還寫下如下一段生動的故事：
敖弟不太喜歡大喊大叫，常是悶聲不響地調皮。有一天他將兩個小青杏兒塞進自己的兩個鼻孔裏拿不出來。跑來找我幫忙，我真費了好大勁兒，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將青杏弄出來。另有一天我們捉迷藏，教弟藏好後無論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後驚動得大人們慌了手腳。原來他躺在蓋著絲絨台布的麻將桌下兩把椅子上，任憑大家聲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聲。誰也沒想到他藏到那麼刁鑽的地方。還有一農大人們在北海公園茶座喝茶，我們幾個孩子爬上一個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螞蚱，敖弟抓一隻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結果手臂腫起好太一片紅疙瘩。
二姐李珣記的這幾個故事，使我們看到了李敖幼時聰明過人和勇敢、“刁鑽”的一麵。
這個李家，文化上的差異實在太大。爸爸是大學畢業，媽媽也有中學程度，其他幾個大人就都是文盲了。這是一種“代溝”，也存在東西文化的“碰撞”。最明顯的一件事，是對中西醫的態度。爸爸請了兩名家庭醫生，一位叫劉士豪，在協和醫院擔任內科主任，另一位叫周慕新，是中醫。爸爸、媽媽是“西醫派”，而老一輩則是“中醫派”，兩派時常為看病問題發生爭執。在為李敖治闌尾炎上，“西醫派”取得了勝利，可在給李敖的四姐治病時失敗了。李敖的四姐生下來的時候，家裏人為了讓她起“引弟”、“招弟”的作用，把她從小裝扮成男孩子，剪光頭發，身穿短褲，一派傻小子的模樣。“也許是衣冠易人”，李敖說：“四姐的作風也全部男性化了，頑皮異常。一天她在兩個沙發中間蕩秋千，不小心摔了個倒栽蔥，得了腦膜炎，昏迷不醒，西醫都說有生命危險，最後德國醫院的醫生為她打了一針，說如果再沒效，就沒救了。回家以後，沒有起色。隻好準備後事。這時候周慕新出現了，弄來蠍子、壁虎之類一大堆，熬了藥，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漸恢複，周慕新堅持是他的草藥功勞而非西醫那一針的功勞，大家也就信他了。”
李敖說他很小的時候，“道學得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家裏有一部分空房子，在前邊，他們就租給一戶人家。那家人有個小女兒。大家叫她小妹。孩子們在一起愛耍笑。李敖跟那小女兒年歲相當，在一塊兒玩的時候就多，姐妹們就說他和那個小妹有什麼什麼關係。每當這時候，李敖會立刻大發脾氣，破口大罵。姐妹們知道他這個脾氣，遇到吵嘴時候，故意說他是“小妹丈夫”，用來氣他。前邊住的大爺，有個親戚的小孩叫大連，是個極頑皮又極皮厚的男孩子，也常跟他們在一起玩耍。李敖就借著這個男孩子回敬姐妹，說姐妹是“大連太太”。有時候，跟姐妹們有什麼談判或協議，為遵守諾言，雙方就以“大連太太”和“小妹丈夫”做賭咒，姐妹失信，是“大連太太”，李敖失信，是“小妹丈夫”。這使小李敖患了一種“小妹丈夫”的過敏症。這種“嚴男女之防”，發展到連溫茂林都吃不消。當溫茂林跟女傭人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小李敖就在旁邊監視。不準那些人說話。有一次溫茂林見小李敖不在，說了幾句，不料小李敖從桌子底下鑽了出來，大聲申斥一番。李敖回憶說：“我的古怪與任性，由此可見一斑。”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是“古怪與任性”，而是他這種“小妹丈夫的過敏症”是怎樣形成的，到後來為什麼一下子變得蹤影全無。看來這需要兒童心理學家來幫忙。
李珣在她的數萬字的回憶文章裏，還寫了李敖為她題詞祝賀的一件軼事。
那是李珣小學畢業的時候，她買了一本紀念冊，讓同學們題詞。許多同學都畫了圖或寫了字。李敖也湊上去，在二姐的紀念冊上畫了一條船，船上單槍匹馬地站著一個人。手裏撐著篙，船下還可以看到水波。另在一邊寫了幾個字，是：
二姊
偉大驚人
愚弟小敖
六月二日
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在那個落後的社會能用這樣的話自許，的確是不平凡的。由此可見，李敖從小便誌氣高。
五、健康的發展有利於天分的挖掘
受良好的教育，這對每一個孩子都非常重要。1942年，七歲的李敖走進了新鮮胡同小學，對將來這位文壇殺手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李敖出身讀書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會少的。他很快就適應了學校的生活。小孩子是很容易受到傷害的。有一次，李敖在校門口看到一位男教師走來，就一邊敬禮，一邊喊“老師早”。那男教師不知心裏有什麼不痛快的事，不僅不還禮，反而當麵斥責了李敖。這使李敖大為傷心。回家大哭。他的五叔查出那男教師原是他的學生。跑去罵了一頓。這使李敖受傷的心靈得到了平衡。
1943年，八歲的李敖升到了二年級。老師姓崔，男性。為人非常刻板，嚴肅而又沉默寡言。他總是穿著一身藍布長袍。每次上課，走進教室，先不說話，而是用雞毛撣子打掃教桌。他打掃得極慢，連桌子的每一條邊都不放過。老師一言不發，學生也一言不發，隻是瞪著好奇的眼睛。不久，這個脾氣古怪的崔老師就得肺病死了，於是來了一位活潑好動的女老師。有一次，上圖畫課，李敖最愛畫的是汽車。那個時候，汽車尚屬稀罕之物，就連住在北平的孩子們也很少見過，因此他們隻畫洋車，就是人力車，不畫汽車，能畫汽車的隻有李敖。
在二年級的時候，發生過一件怪事。這所學校因為是古宅老屋，顯得陰森可怖，又多鬼怪傳說。一天上課時，李敖坐在教室左邊的最後一個位子上，突然全身似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動彈，好一陣子才過去。這種現象在舊時叫做鬼附身。三十年後，李敖第一次被捕，睡在警總軍法處的地板上，半夜忽然醒來，又出現這一現象。李敖說，他“生平不信怪力亂神，但新鮮胡同小學的許多教室，倒頗有一股陰氣，有時令人發毛。”
三年級起到校本部上課。這裏有兩個特色，一是上音樂課在音樂教室，二是開始學日文。音樂教室的主持人姓楊，是這個學校的資深教師，前額又禿又大，人很精神。拉起風琴來，頭隨節奏搖晃，更顯得精神十足，神氣十足。他教的第一首歌是《飛》，歌詞很簡單，隻有三句。也教過劉半農、趙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風》，歌詞是：
好大的西北風啊，
飛到一座樹林裏。
它叫樹林跳舞啊。
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對樹林大聲說，
現在已經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勁兒，
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這首歌，各個搖頭晃腦，唱得熱氣在寒冬裏直往上冒，非常有勁兒。
在唱《好大的西北風》的季節裏，教室裏冷得要命。學校窮，每個教室供給一座火爐就不錯了，燃料卻是由學生從家裏帶來，輪流提前到校生爐子。有經驗的還好辦，沒生過爐子的，往往費了好大勁還生不著，反倒弄得土眉土臉，惹人笑話。
日本人侵略中國，不僅在軍事上占領。還在文化上灌輸，學校教育是一個重要方麵。三年級起就要學日文，學校還有一名日本顧問，名叫“施掘”，學生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屎橛”。這個日本人不像占領者那樣誌高氣揚，態度還算友善，又寫得一手日本體的好毛筆字，經常貼出來，作為每周學習的重點。教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師。學生都恨日本人，學日文采取敷衍態度，不用心。李敖也是這樣。爸爸知道了，說：“恨日本和學日文是兩回事。學一樣東西，總要學好才對。”李敖聽父親的話，以後用心學，雖後考了一百分。
1945年，李敖十歲，進人四年級，抗戰勝利了。因為日本投降，日語不必再學了。
伴隨著勝利的喜悅，一個人走進了李敖的心中，他名叫詹永傑，圓圓的臉，紅紅的臉蛋，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巴。他以優秀的成績在四年級的班上脫穎而出，一時風靡了全班同學。他會背《國父遺囑》，會讀《三民主義》，會唱《中華民國國歌》和《義勇軍進行曲》，而這一切那麼多年在日本鬼子的統治下都是被封鎖的。在四年級第二學期，他甚至發動同學，一齊抵製一個叫齊鳳鳴的大塊頭，說齊鳳鳴欺負他們，動輒動拳頭，他們抗齊八學期，如今要學抗戰八年，一起勝利才對。
二姐李殉也寫到詹永傑：“兩人判若兄弟形影不離。我家曾在市場買來一隻獅子毛小叭狗兒，我們叫它‘伯兒’。‘伯兒’像馬戲團的小狗一樣會許多表演，後來‘伯兒’有個體態龐大的男友，生下一條雜種長毛狗並送給詹永傑。過舊曆年的時候，詹永傑牽著‘伯兒’的後代來家拜年。詹永傑白白胖胖，儀表不俗，舉止大方，彬彬有禮，十分討人喜愛。就連磕頭的樣子都四平八穩，一看就知道是受過正宗訓練的。”
詹永傑家裏有不少雜書，李敖愛書，就常跟詹永傑交換著讀。兩人在一起久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後來來了一個腦後留“墜根”（叉叫“孝順毛”）。左耳戴“金圈耳環”的同學，仿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在李敖家裏焚香膜拜，交換“金蘭譜”，拜起把兄弟來了。父親李鼎彝很喜歡詹永傑，說他長得真好。他看見三個孩子拜起把兄弟來，不僅不反對，還叮囑他們不要“拔香頭子”。意即不要決裂。
1946年，新鮮胡同小學改為一區九保國民學校。7月，念完了四年級，就是“初小”畢業，先發一張文憑。這是李敖平生第一張文憑，內容如下：
畢業證書
學生李敖係山東省濰縣人現年十二歲在本校初級修業期滿成績及格準於畢業此證北平市新鮮胡同小學校長張瑞珂。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
李敖升到了高級小學。五年級算是高級，共有甲乙丙三個班，李敖分在丙班，簡稱五丙。五丙教室在最後麵，隱蔽而陰森。級任老師姓王叫恒慶，口才好，樂觀開朗，對學生循循善誘。她除了生小孩時候由她哥哥代課外，一直教這個班到高級畢業。她在正課以外，還教學生念《陋室銘》、《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秋聲賦》、《賣柑者言》等古文。李敖在古文上有些基礎，跟王老師的開導是分不開的。她跟學生們感情極好但有一次她被學生們氣得賭氣不教了，走出教室。李敖跑出去，把王老師推了回來。李敖小時候，麵目慈祥，態度和藹，同學們起外號叫他“老太太”，王恒慶老師也跟著叫。可見真能跟學生打成一片，也說明對李敖很喜歡。
李敖從小愛書。在新鮮胡同小學念書期間，最引起李敖興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汽火車模型，非常惹人喜愛，另一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麵的一個書櫥裏擺放著的王雲五主編的共計五百本，一千萬字的《小學生文庫》。升入五丙以後，李敖讀課外書越來越多，成績也越來越好。六丙時候，他被選為班上自治會主席，又當了學校圖書館館長，被選為“模範兒童”，他還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和私人藏書室。在他的私人藏書室裏客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我的奮鬥》和大量的左派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
比較起來，到六丙以後，詹永傑的成績就漸漸不如以前了。不過他們仍是好朋友。
以下讓我們進入李敖的感情世界，聽一聽他發自肺腑的心聲：
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在新鮮胡同上小學時我那神秘的初戀。這女孩子叫張敏英，北平人，長得清秀脫俗，長形的臉，眼睛不大，但是晶瑩而有是氣。她身材高瘦，性情溫和，是最最可愛的小女生，功課也好，尤其寫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級的時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級後，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師排座位，一度還並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樂。六年級後，她和我較熟起來，下課回家，偶爾走在一起。童子軍在校門口站崗的時候，她也和我一起走。她穿著女童軍的製服，姿態優美，令我心動。我隻看她哭過一次，是一次考試沒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著她的淚眼我又可憐她，又喜歡她。我做圖書館長的時候。她做我的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錯，我開玩笑，拉住她的手，輕打她手心，她裝得很疼的樣子。給我的快感，令我畢生難忘。對張敏英，我從來沒有表示出我的情愛，我把一切都遮蓋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牽夢縈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視同我的初戀情人，雖然這次初戀，實在沒有什麼實績可尋，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滿了美麗的回憶。我一生憂患，所存美麗的回憶無多，但是對張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溫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這樣清純的、單一的回憶而不攙雜任何俗情實屬罕見，而它卻是罕見中的極品。我一生中的許多經曆，都不想重過。但是如果時光倒流，少年可再，我夢魂所依，除此而外，卻無複他求。——隻為了她是我第一個小女生，隻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隻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隻為了那一場春夢無痕的初戀，我願在時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並不希冀她做我的朱麗葉（juliet），但我若能長眠在她懷裏，我就寧願不活十三歲以後的我了。
1948年6月18日，姥姥逝世。這以後，李家搬離了內務部街老宅，住到了王家楨家的後院。“王家楨字樹人，吉林省雙城縣人，是張學良走紅時候的紅人，他早年在北大念書後轉日本慶應大學，1930年做外交部常務次長，1931年出席國聯，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國民黨抗戰勝利接收東北時，做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點‘誅九族’也誅不到的遠親關係。”他後來在內地任全國政協委員。王有兩個兒子叫大弟、小弟，年紀跟李敖相仿，他們常在一起玩耍。一天，李敖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來。這位客人，不是別人，乃是爸爸參加的那個秘密抗日團體的領袖——馬占山將軍。馬占山這時在北平賦閑，百無聊賴，來找王家楨閑談。李敖見到他久已渴仰的人，心裏無限崇敬。
抗戰勝利以後，陸續有一些老朋友來看爸爸，他們是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撫順煤礦張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孫棣波以及王家楨等。隨著第三狀國內革命戰爭的加緊進行，國民黨政局惡化，物價飛漲，父親有關土地問題的研究工作無法堅持，便靠舅老爺孫棣波介紹，到東北營城子煤礦當總務處處長，總算勉強撐住過重的家庭負擔。因為隻是個雇員，倒也過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他在這時認識了一位名叫翁鎮的台灣朋友。
也就在搬離內務部街的前後，李敖完成了高級小學的學業。畢業後，他報考了兩個中學。二姐李珣說：“敖弟從一開始念書成績就十分優秀，在班裏總能數一數二。我從小最恨算術裏的四則題，敖弟考初中之前運算四則題的本事真讓我羨慕佩服得不得了。記得有本升學指南，上麵的題目敖弟算起來像吃豆腐那麼容易，他考北京第四中，以第四名被錄取。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個得意呀！爸爸興高采烈地說，他從榜尾開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看愈擔心沒考中，沒想到‘窩樂錯’（這是爸爸一句口語，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來李敖的名字高掛榜首……”
過了暑假，李敖進了北平第四中學初一年級。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李敖已開始向北平的《好國民》雜誌投稿，發表出來的有《妄心》、《人類的冷藏》等文。這是李敖寫作生涯之始。上中學以後，李敖想寫一部《東北誌》，並著手收集資料，從謝國楨的《清初流入開發東北史》到張綸波的《東北的資源》、鄭學稼的《東北的工業》，乃至於外人寫的《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一個初一學生，有這種水平與氣魄，實屬罕見。有這種程度的少年人，其驕傲自負，也實屬當然。”李敖說，“不過我的驕傲自負，都在我心裏，待人接物，我仍舊一片衝和。不但衝和，並且還常開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惡作劇，摟住一位兩眼含情臉蛋泛紅的潘姓小男生大叫：‘我愛潘金蓮！’即屬此類。”外柔內剛，不露鋒芒，以平常心待人，這是少年李敖處世的特點。這裏，不在於一個人對自己的才能是否有足夠的把握，而是需要在未來的歲月裏不斷開發。盡管如此，一個僅僅十二歲的孩子，就已經開始發表作品，就立下寫一部《東北誌》的宏誓大願，無論如何，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少年李敖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其才能能得到充分發掘，跟其父李鼎彝采取北大式的自由主義態度是有很大關係的。1961年10月10日，李敖寫了一封給胡適的五千字的重要信件，其中有一段說：
二十年問，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事務並不能給我什麼脫俗的影響與身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裏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選種身分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布“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客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誌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已經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幹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妹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緝規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李老先生這一經驗，對於一切為人父者都有參考價值。看一個孩子，關鍵是看他有沒有上進心；對於有上進心者，這一經驗非常可貴。
六、“小李飛刀”，愛學習的孩子
國民黨統治中國的局麵江河日下，李鼎彝決定舉家逃難。李鼎彝判斷，國民黨雖戰敗，但剩餘的力量，也可維持跟共產黨“隔江（長江）而治”的局麵，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另外。台灣剛剛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他不願見到國民黨殺台灣人，也害怕台灣人報複。於是把上海選作落腳地。
李鼎彝經過一番思量，決定全家人分成四批南下。第一批是他自己先到上海打前站，安排立腳之處。他在虹口區提籃橋附近上海監獄的對麵買了一所房子，是一樓和二樓，三樓是六叔買下的。接著，李敖的媽媽、大妹、小妹、弟弟和一位老傭人第二批乘飛機走。李敖和三姐、四姐是第三批，為了省錢改乘輪船。1948年冬天，他們三人由五叔陪同，先去天津，路上第一次看到戰亂下苦難的百姓和滿目瘡痍的大地。大姐上了大學，而且剛被選為“係花”，正在高興；二姐（即李殉）在貝滿女中念高三，畢業在即。她們兩人為第四批，晚一點走。不想，這一“晚”就“晚”到出不去了，以致跟全家人到90年代才得相見。
到了上海，全家十九口人。沒有一個找到職業的，生活全靠原有的積蓄。有一筆錢，李鼎彝先生還是決心要花的，就是讓李敖讀書。1949年1月25日，李敖考上了緝規中學，又從初一上學期念起。
緝規中學原名華童公學，是第三個成立中國童子軍的學校，曆史悠久。胡適在上海落魄的時候，就曾在這個學校教過書，後來因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動辭職。這個學校後來為紀念清朝在上海的頭兒聶緝規（曾國藩的女婿），改名為緝規中學。“我第一次走進這學校的時候，它漂亮的建築吸引了我，因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來的確太貴族了。它的建築即優雅又精致，十裏洋場的學校與文化古都的學校，風格完全不同，貧富也完全不同。”
2月15日開學。一上課，李敖傻眼了，因為這裏的教師、學生說的都是上海話，而英文的程度也大大高於從北平來的他，因為那些同學是從小學就念英文的。好在父親抓緊時間給李敖狂補，不久就跟上了。他的作文又特別突出，使老師另眼看待，同學們也不敢低估。不料有一天，李敖正在教室刻圖章，長臉班長過來說侮辱的話，李敖生了氣，說：“你給我住嘴，再說我就不客氣了。”可是那班長還說，李敖隨手舉起刻印刀朝班長扔去，那班長一跑，正好紮進腳心。大家趕忙送他到醫務室，李敖也跟在後麵。又送到醫院，住了幾天才好，費用則由李敖負擔。學校方麵，以李敖行為粗暴，以刀傷人，記大過一次。這一天，是3月31日。李敖說起這事來，稱那是“小李飛刀”。據我看，這是一個人為維護自己的尊嚴而采取的一種“自衛行動”，不過應該堅持“文鬥”，不搞“武鬥”，李敖的做法確實“粗暴”了些，受到處分，是應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