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史學科班出身的李敖而言，有關自己的身世、年表或內心世界，恐怕都非外界筆墨所能形容的。他獨特反桀驁不馴的性格，跟他從小所處的環境及教育是分不開的。本章將對他的少年時代做一個完整的描繪。
一、複雜家庭，磨礪性格多棱角
1935年是名人出身較多的一年。
“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貓王’普萊斯利、導演伍迪艾倫、沒脫光的影星亞蘭德倫和脫光照裸照的影星畢雷諾斯等皆屬之；中國的女明星尤敏、達賴喇嘛、蔣介石的長孫蔣孝文，也都生在1935年。當然，同是1935年出生的人有賢人也有不肖之徒，達賴與蔣孝文當屬不肖之例。國民黨在台灣的當權派，1935年生的也正當行，自司法院施啟揚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單屬豬，根本一窩豬耳！”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恰是本書主角。台灣的大才子、太“狂人”李敖。
這一年的4月25日（舊曆三月二十三），或者提前到4月5日（舊曆三月初三），上午七至九點，李敖誕生在哈爾濱。按“八字”說，那是辰時，小名就叫“安辰”。生於4月5日一說，出自二姐李詢；如是這一天，那我就跟李敖有一個相同之處——我是陽曆3月3日，李敖是陰曆三月三日。姐弟倆分別多年，直到前些年才得相見，李敖也才知道自己的生日還有第二個說法。二姐李珣在《敖弟》一文裏寫道：“從頭談起，我首先就懷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媽媽健在當然輪不到我說大話，是非招罵不可的。可我又拗不過自己想將話說出來，因為從小我就有一個疑團，以為我們姐妹的生日都是陰曆二十幾，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幾。我一直記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這個問題上，我哪裏敢跟媽媽爭？但又無法解釋自己的概念是從哪裏來的。”
李敖說老實話常帶點兒黑色幽默：“媽媽生我的時候，已經一連生了四個女兒，這種情形。在那個時代，已經有點兒岌岌可危了。中國漢朝就有‘盜不過五女之門’（生了五個女兒的人家，連小偷都不去偷）的話。一個媳婦，不老老實實生個兒子，卻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兒像什麼話？我出生以後，媽媽又連續生了兩個妹妹，那時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後弟弟出世，才算兩權分立。六女二男，都是我的同胞弟妹。”
李敖小時候的情景，二姐李珣有生動的描述：“敖弟小時候皮膚較黑，有點兒對齒，發音的時候舌頭也不那麼利落，還是一雙分眯縫眼，說話的時候喜歡嬉皮笑臉地盯住人看。那種神態直到今天還能捕捉到他童年時的影子。”
李敖的媽媽名叫張桂貞，原籍河北，生於永吉，吉林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算中等文化程度，不同於普通女子。她是爸爸的學生，爸爸是教高班的，媽媽卻在低班。所以當時並沒有來往，也沒有發生戀愛關係，甚至從來就不認識。這樣，他們的結合就隻能靠媒妁之言了。結婚時，爸爸的同學、媽媽的老師王兆民先生做了他們的伴郎；在那之前，這位王先生是否起過穿針引線的作用，就不知道了。張桂貞是他爸爸的第二位妻子。由於前任尹女士沒有生育，後來得婦科病鬱鬱而死。尹女士死後，張桂貞補缺，為李家生下了五女一男。
他的媽媽是一個賢惠孝順的好媳婦，對公婆她全力侍奉。婆婆臨終前，纏綿病塌，這位二媳婦每天都來幫她擦身體。
張桂貞嫁到李家的時候，她的母親——即李敖的外祖母——也跟著來了，因為她生了三個女兒，沒有兒子，而她的另一個女兒也嫁到李家，成了李敖的五嬸。李敖的外祖父名叫張人權，長得身材高大，儀表堂堂，在哈爾濱警察局擔任一個分局的局長。外祖母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背都挺不起來。姥爺經常喊：“老太太，把背挺起來、挺起來！”姥姥卻不理會他。姥姥嚴厲而又幹練，獨裁而又堅強，永遠高高在上，大權獨攬，儼然是家裏的“太上皇後”。這使媽媽在家裏一直處於無權的地位——主婦而無權。
媽媽有她自己的愛好，那就是看電影。她三天不看電影，就覺得頭昏腿軟，人生乏味。“媽媽說她有三大生命：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弟弟，第三生命就是電影，她統其名曰‘三命主義’，並揚言三者一以貫之，相輔為用，互為表裏，缺一不可，極富連環之特性。”——不過這已經是李敖長大成人以後的事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小名季恒，字璣衡，1899年生。到李敖出生那年，他已是三十有七的中年人了。人常說老生子聰明，李敖就是個老生子。父親的人生經驗豐富，化為基因，必然使新生的兒子受惠。李敖前邊有四個姐姐，未嚐不是好事，因為自然法則給了他一顆聰穎智慧的頭腦。
李鼎彝於1920年（民國九年）進入北大國文學係。那時正是五四運動後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黃金時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長，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師。他的同班同學，後來較有成績的，有搞中國文學史的陸侃如、馮沅君；有搞國語運動的魏建功，同屆的同學有馮友蘭、周德偉、陳雪屏。李鼎彝書念得並不出色。”畢業後，吉林省政府想公費送他到國外留學。他急於養家，謝絕了。當即被聘為吉林六中校長，賺較高的薪水，同時在吉林女子師範、吉林大學兼課。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惟一一部學術著作——《中國文學史》。後來到吉林大學當講師。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飽嚐了亡國奴的痛苦與辛酸。李鼎彝不願做亡國奴，帶著全家共十九口人，舉家遷到北平。
隨即發生了“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進入北平。小小的李敖，跟他的全家，第二次做了“遺民”。當時有許多人攜家南下，但李鼎彝不行，他的負擔太重了。好在他在長春時已經暗地參加了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現在，留在北平，仍然可以為抗日軍隊傲培下情報工作。因此他繼續在法部做科員。
很快他的才幹被上司發現，開始受到提拔。
爺爺名叫李鳳亭。這是個很文雅的名字，可是那兩個字他自己不會寫。他於1862年（清鹹豐元年）前後，出生在故鄉山東濰縣。那時家裏很窮，又趕上荒年，他跟著母親去討飯。一天碰到狗來咬，他母親“護犢”，怕兒子受傷，就用身體保護他，結果母親被咬致死。從此他做了一個孤兒，在各地流浪。
十多歲的時候，他告別了流浪、討飯的生涯，找了個替“下關東”的人趕馬車的營生，也去“下關東”。“所謂‘下關東’，是專措山東、河北等省的窮人朝山海關外的東北偷渡。東北是滿洲人的老家，滿洲人人關建立清朝後，把東北劃為禁區，除了發配罪犯，禁止漢人去東北。所以當時中國的東北，就像英國的澳洲一樣，隻是罪犯的大本營。顧貞觀‘金縷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吳漢槎，就是最有名的一個囚犯。但是，東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對山東、河北等省的窮人。的確構成大誘惑。這種誘惑，使禁區禁令成為廢紙，大量的漢人紛紛‘下關東’，就像美國人‘去西部’一樣。”
爺爺享壽八十三歲，其中有六十年在東北度過。他一生做過趕車夫、工人、農民、打更的、看墳的、流氓、土匪、等等，充滿傳奇色彩。連他的娶妻也富有傳奇性：做土匪時他受了傷，躺在山洞裏，被一個窮家姑娘看到了，大力相救，彼此建立了感情，便結了婚。
《李敖自傳與回憶》一書中寫道：
爺爺七十多歲以後，他和大爺大娘住在郊區，一天晚上，來了一夥土匪，把家包圍，在牆外離叫開門。大爺大娘已嚇得麵無人色，但是爺爺卻鎮定異常。他下令大爺太娘在室內大聲吹警笛，自己卻拿起一根文八蛇矛，從前門跑到後門，從後門跑到前門，向土匪叫戰。土匪們弄糊塗了，他們絕沒想到，居然有這麼一個倔強不怕死的老頭子。手拿文八蛇矛，堅持保衛家園，毫無讓步之意。大概他們被這種從來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動震懾住了，最後他們決定撤退，一個土匪從牆頭朝爺爺開了一棺，子彈打穿了窗上的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後打到表桓上。這個衣櫃，一直跟著我們，最後運到故都。櫃上一十圓坑，就是幹彈的舊痕。這個舊痕，表示了人問大勇是什麼。
這就是他爺爺，或者說，爺爺就是這樣一個人。李風亭先生的這種脾氣和性格，我請讀者記住。
李鳳亭先生之死的故事，也是值得一敘的。李敖寫道：
他過的最後一個舊曆年，我從大年三十就不斷的給他磕頭拜年，一會兒就去磕一次，然後相對大笑。爺爺說：“這小子誇年怎麼回事？怎麼老是向我磕頭，磕個沒完？看這樣，要把我給磕死了？”
年過了以後，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爺爺到廟裏給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們說：“我不會再來了，再來就是麻煩你們了！”當天晚上，大爺到我家來，陪爺爺過夜。爺爺向大爺和爸爸談京戲，談得興高采烈。談完了，要睡覺了，爸爸回到房裏。不久大爺過來敲門，說爺爺說他不行了，大家趕過去，想找壽表給爺爺穿上（壽表很多件，穿起來很麻煩。習慣是在人咽氣前穿好，一咽氣，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氣前經這麼一折騰，實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亂之下，壽衣沒找到，這時爺爺說壽表在那個籀子裏，大家找出來，給爺爺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好些名家都寫過死或死法的文章。周作人在《死之默想》中說：人怕死時的苦痛，比死還可怕。《死法》一文是諷刺段祺瑞政府用槍彈和刺刀製造“三一八慘案”一事的，但也寫到了一類名日壽終正寢的死法。這類死法又分三種，其一日“老熟，即俗雲油盡燈幹，大抵都是喜喪”，其二日猝死，其三日病故。李風亭先生之死，自是屬於“老熟”即“喜喪”了。
二、流變的家世，塑造了李敖獨特的性格
李敖家世的流變，對李敖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李先生的父親一改祖父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傳統”。居然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一下子改變了家庭的性質，由普通勞動者家庭而變為知識分子家庭。母親也是有文化的人。家庭的素質變了，李敖從小受到父輩的習染，把以知識許國作為立身處世的根本，就不足為奇了。李敖從小愛學習，接受新思想、新知識快，都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是分不開的。
在性格上，李敖從父親身上接受的遺傳基因，似乎遠比從祖父身上接受的少。祖父不僅聰明能幹，而且具有豪俠之風。前邊引用的“肉賭”等故事，足以說明，若編一部地方誌，把李風亭先生選人俠士傳，他是完全有資格的。李老先生是具有大智大勇的人，在任何敵人麵前，他都無所畏懼。他“亦剛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於神機莫測。女人抓不住他，男人傷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敵人又被他煩死。他的生命中有一股力量，永遠折騰不完。”這個人又十分豁達，是個樂觀主義者。從李敖的回憶中我們還知道，李老先生和其在患難之交中成婚的李老太太，即李敖的祖母，性格也比較倔強。醜婦刁民很有個性。她在七十多歲去世前，還跟八十二歲的丈夫鬥氣不講話，他們在兒孫包圍下，合照了相，可是盡管照相，話還是不說。這種人的一個特點是一旦立誌，就會百折不撓。堅持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李敖堅毅不屈的鬥爭精神，有多方麵原因，其中之一，是祖輩的遺傳。
李敖從不向惡勢力低頭，《李敖文集》中有一首詩曾表明他對台灣當局的不滿。詩文如下：
落落何人報走仇？
明珠豈肯做暗投？
信手翻盡千古案，
我以我血薦蚩尢。
這首詩表達了他不屈的大丈夫性格。
需要指出一點，即李敖作為長子所具有的“治國平天下”的心態。在《魯迅與林語堂》一書的下卷《溯源篇》裏，首次談到“長子意識”。魯迅到日本留學不久，就立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宏誓大願；以後他長期處在中國革命的漩渦之中；20世紀30年代充當左聯盟主，在國共兩黨鬥爭中，在兩個口號論爭中，他都有鮮明而不可更改的是非觀念、好惡立場；後來他專門寫信，把中國和人類的未來寄托在紅軍身上。這種種現象說明，魯迅是有“治國平天下”的心態的，而這乃是他作為長子必然會有的“頂門立戶”意識的發展。林語堂跟周作人就沒有他這種積極主動地參與重大政治鬥爭的興趣和心情。在文藝上，魯迅跟林語堂、周作人的區別更加明顯。在魯迅，文藝僅僅是工具，改變人們的精神才是目的。在林語堂和周作人，搞文藝本身就是目的。李敖先生也是長子，這種“頂門立戶”的意識會有意無意地產生作用。李敖在台灣能成為爭自由、爭民主的旗幟，追根溯源，跟他的“長子意識”，是多少有些關係的。
有情有義的太原人
李敖是隨父親到太原的。
父親李鼎彝先生在法部當科員表現出了才幹，開始得到提拔。李敖說：“在三四年問，他就升到華北禁煙總局下太原禁煙局的局長。”又說：“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歲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記得我坐在火車上，前往太原；清楚記得經過娘子關，自河北進人山西。火車自北平到娘子關的時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後，就住進禁煙局。”另一處說，“在太原住了一年”。
李敖究竟是什麼時候到的太原，究竟又在太原住了多久？
李敖說：“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歲的我也去了太原。”《李敖五十年表》另有說法：“1940年五歲，隨爸爸去太原，並遊太穀等地，間返北京。1941年六歲。得盲腸炎，住北京東華醫院。爸爸被捕，關進日本憲兵隊。”先看1940年有無可能。爸爸去太原進行籌備，最早的時間是在華北禁煙總局成立以後，也就是在1940年10月1日以後。這次去，如果不是李鼎彝單槍匹馬，最多隻會帶母親和六妹，不可能帶李敖。第一，爸爸不是“去上任”，任務是給禁煙分局搭架子，從無到有地建立。他的口袋裏也許裝著一些人的名字，但許多人要在太原物色、尋找，地址也不是早就預備好的。這不僅決定了事情的繁瑣和困難，也決定了它的倉促性和臨時性。第二，時屆年關，天寒地凍，當時的交通雖有火車可行，但是比起現在來，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對小孩子來說，絕對不適於出行。第三，從太原禁煙分局的成立時間看，爸爸去太原之前，就有一個春節回北平過年的打算，即春節前把分局的架子搭起，然後回北平過年，同時向劉六爺彙報籌備情況，取得同意和支持，然後在過了春節之後，再去太原掛牌成立，也算正式“去上任”。據此，從情理上推測，爸爸第一次（即春節前）去太原，多半是一個人去的，或帶了一二個助手，連母親和六妹也不大可能帶去。《李敖五十年表》中的說法是很難成立的。
那麼李敖是1941年的什麼時候跟爸爸去太原的呢？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難題需要解決。第一個難題，是去太原跟這一年得了一場大病並在北平醫治相矛盾。《李敖回憶錄》說：“我六歲時候，得了慢性盲腸炎。一開始是肚子痛，家裏人以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熱水袋去敷，結果愈敷愈嚴重，膿化開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況不對，請關頌韜大夫來看，關大夫是北京協和醫院外科主任，是中國第一名醫，他斷定是盲腸炎，必須開刀……我住進東華醫院，開刀那天，醫生用哥羅仿按住我的鼻孔，叫我跟他數數字，我跟他數到30多，才麻醉過去。開刀打開一看，盲腸已爛，割下後為了清膿，插入兩條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時已經腿軟得不能走路了。”李敖明確說他是六歲時得病做手術的，所以隻能是父親去太原擔任禁煙分局局長的這一年。第二個難題，是李敖本人和他二姐李殉就此所做的回憶，有一個細節跟患病時間矛盾。李敖說：“病好後，溫茂林陪我到關大夫家謝謝他。”二姐李殉說：“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須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說不能開刀。”這個溫茂林是父親李鼎彝在太原時雇的傭人，後來帶回北平，而且李敖到太原以後是由溫茂林照顧的，即先有李敖在太原受溫茂林的照顧後有在北平患病，怎麼現在兩人都把他拉出來呢？
讓我們從情理上推測。李敖在六歲時患病大約不會錯，他幾次都這樣說。還有一個在什麼地方患病的問題，是在北平患病還是在太原患病？如果是在北平患病，那他就不會是在爸爸“去太原上任”時“隨”爸爸去太原，隻能是在病好以後；而且在患病以後又把爸爸叫回北平，送往醫院，在爸爸照料下請關頌韜大夫做手術。如果是在太原患病，那就是跟爸爸一起回北平治病的。因此在太原患病的可能性大一些。這樣幾個難題都可以勉強得到解決。情況可能是這樣：1941年初太原禁煙分局成立之時（即新春剛過之後），父親去太原“上任”，李敖跟了去，當然還有媽媽和六妹（前引李殉說“開學前爸爸媽媽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又說“那個時候最小的六妹總是跟著媽媽爸爸去上任”，領會其意，是媽媽並不跟“我”同行，而是有較長時間住在太原，甚至可能是在分局成立之初就去了太原）。到太原以後，溫茂林來了，“負責照顧”李敖的一切。不久李敖患病。李敖患病的時間有兩個：一是到太原不幾天，爸爸送李敖回北平看病，溫茂林隨行，看好後再到太原，一直“住了一年”；李敖說的“聞返北京”，是否指此而言？二是冬天患病，回北平治療後再沒有去太原住，直到第二年暑期才跟二姐等一並去太原度假，這樣差不多夠了在太原“住了一年”的時間。前一個患病時間似乎更符合情理一些。這隻是根據幾個人的回憶所做的推測，事實究竟如何，還有待當事人再做回憶。
李敖說，他在太原一年間印象難忘的有六件事：一是在禁煙局的大操場上看到“一塊塊磚頭大小，排列成陣鴉片場麵，像去了磚窯似的”；二是參加局裏一個同事的婚禮時“第一次看到‘女招待’”；三是看“日本的國寶——相撲團到太原來表演”，是由俞秘書帶著去看的；四是“到太原最高點玩過一次”，“後來這地方發生過爭奪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五是“參觀過一家做香的工廠”；六是“在太原公園裏還看過一頭怪胎牛，這牛有五隻腳，一隻腳從脖子下伸出來”。
這一切都說明李敖對太原有著很深的感情，太原的一切讓他終生難忘。
季赦說：“山西對我的最大影響不是地，而是人。是一個山西人，名叫溫茂林。他是我家的男傭人。他長得兩眼有神，兩腮無肉，中等身材，中年歲數，穿著褲腳纏綢帶的黑棉褲，留平頭，一派典型中國淳樸農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後，茂林就來了，負責照顧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離。茂林的話不多，粗識文字，脾氣很憨，我做錯了事，他會怒目指責我，可是我很喜歡他。我日後的一些耿直的脾氣，深受他的影響。”溫茂林這個人隻是一個很普通的山西人，除了活在李敖姐弟二人的筆下以外，沒有人會記得他。
李敖接著說：
茂林後來跟我們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幾隻中國舊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我跑過去看。發現茶碗四周都畫著光著身子的男人女人，這時茂林走過來，聲色俱厲地向我說：“這種東西，不準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後，回想起來。原來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宮畫。
茂林喜歡鳥，我也大受影響，養起鳥來。北京舊家的紈絝子弟，常常出門卷著白袖子、提著鳥籠子、叨著煙、邁著八字腳走路，一派腐敗墮落的模樣。我那時太小，還不到這種水準，不過鳥倒也養過幾隻，有一隻百靈，老老的，會學十一種動物的聲音，可惜其中包括學貓叫，百靈一學貓叫，就被認為誤入歧逢了，身價也就大跌了。茂林套畫一筆鳥，就是一筆下來，不間斷，連成一線，畫出鳥來。我走為佩服，也就全套學到。我把它們畫在牆上。左右對稱。左邊寫上“溫鳥”，右邊寫上“李鳥”。
溫茂林對小李敖的一片赤心，二姐李殉也寫到了。她說：“茂林眼中隻有敖弟，不把我們放在服裏，憨直到不講理的程度。經常兩眼瞪得老大，自以為是地指責別人或亂發謬論。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懶覺，門從裏麵鎖著。我們上學怕遲到敲門的時候，從窗戶玻璃看到他慢騰騰地起來，將襪子甩了又甩，然後像慢鏡頭一樣一點點地往腳上套，愈急得敲門，他就愈拖時間，令人哭笑不得。對小少爺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須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苦諫不能開刀。他說：‘動刀開艟還了得？’等爸爸信任關大夫的診治方案，同意手術切除敖弟的闌尾時，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比任何人都動真情……
溫茂林作為一個山西佬，李敖姐弟所寫他的性格，是符合山西人的特點的。山西人敦厚憨直，古書中多有記載。《詩傳·唐風》：“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思深遠，有堯之遺風焉。”《山西通誌》：“陽曲，民敦質樸”；“徐溝，其民悖樸”；“和順，俗尚樸質”；“交城，人性樸實，農末相資”；“汾陽，人民繁庶，強毅質樸，農務耕收，士習弦誦，有忠厚之風”；“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山西人又多經商或給人服役，而輕視讀書。《雍正朱批諭旨》第四十七冊：“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人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朕所悉知。”這些特征在溫茂林身上都表現得很清楚。山西人的憨厚又常常跟倔強融合在一起，成為執拗和傻而蠻，有時甚至耍賴，像溫茂林早晨起來穿襪子一節即可說明。總之，這是一個地道的典型的山西人。李敖說他：“日後的一些耿直的脾氣，深受他的影響”，這除了說明兩人關係親密之外，還使我們知道了李敖性格的一個側麵。
三、父親坐牢，逆反心理萌生
1943年（時間據二姐李珣的說法）暑期將滿，李敖隨父母姐妹離開太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父親被捕了。《李敖自傳與回憶》一書中寫道：
爸爸的禁煙局局長位置，後來卷入政治紛爭裏。原來日本華穀中將很跋扈，找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的麻煩，於是腦筋就動到太原禁煙局上麵。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舉人，做過清朝留日學生副監督。民國以後，三度出任財政總長。盧溝橋事變後，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又做“新民會”會長。成了“前漢”，（前期漢奸）。到了1940年，跟“後漢”（後期漢奸）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合並，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克敏做委員長兼內政總署督辦，名義上歸汪精衛管，事實上自成體係。王克敏因為老資格，也有個性，對目本鬼子並不惟命是從，惹起日本軍人的嫉恨，華穀中將於是掀起“太原禁煙局貪汙案”，給王克敏好看，於是首當其衝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當然也與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關。）
一天晚上，爸爸、媽媽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車，車開到榆次，上來兩上日奉憲兵，同爸爸說了幾句，就把我們帶下車了。走在又黑又泥濘的路上，日本憲兵輪流抱著我，很久以後，到了日本憲兵隊，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來，看到的是一間舊式的平房，中間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媽媽和我被釋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華穀中將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煙局的信科長、俞秘書等貪汙，再牽連到爸爸。信科長長得人高馬大，在憲兵隊，被日本鬼子打得皮開內綻後，再在打破的內上，揉上成鹽來整他；俞秘書也被三上吊、灌涼水等，可是他們都不肯誣陷爸爸。所以爸爸沒吃苦頭。他被關了半年多，最後無罪開釋。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規矩很嚴，白天曲須盤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憲兵做禁子牢頭。整整六個多月，他挨過一個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憲兵要求對換，最後他到北平時，戴的是個東洋爛表。
爸爸最後無罪釋放，王克敏時爸爸的清白。極為欣慰。他把爸爸請去，把華北禁煙總局局長的職位給了爸爸，但是爸爸決心不幹、決心脫離官場、決心埋下頭來，研究一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