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1883—1944年），名兆銘、字季新、季恂、季辛，號精衛。廣東三水人。他是革命元勳，二十七歲冒險北上去行刺清廷攝政王，被捕，被判無期徒刑，辛亥革命後得釋。此後三十三年中，他從國民黨行政院長到汪政權偽主席兼行政院長，曆盡政海波瀾與轉換。最後以漢奸得諡。但據日本昭和十五年香港岡崎總領事所截秘件，原來蔣介石也漢奸有份！曆史譴責，未可一麵倒也！汪精衛一表人才，能說善道、能詩能文，還寫了一手灑脫的毛筆字。他的毛筆字很少見，流傳亦稀，傳世者不但是藝術品，也具史料價值。
沈尹默（1883—1971年），原名實，號君默、君墨，筆名秋明、尻默、瓠瓜，晚號秋明室主。浙江吳興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新文化運動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任《新青年》編委，做白話詩。後任燕京大學教授、中法大學教授兼孔德學校校長、河北省教育廳廳長、北平大學校長、監察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主任。年近九十，在“文革”迫害中自焚其手稿後死去。他的書法，雖被陳獨秀奚落太俗，其實就神韻生動而言，實為中華民國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不過刻意求工，晚年反倒愈寫愈做作、退步了。
莫紀彭（1886—1972年），字宇非，又名俠仁。廣東東莞人。他十七歲時就辦了被縣太爺查禁的雜誌——《東莞旬刊》。二十三歲時加入中國同盟會。二十五歲時參與黃花崗之役，同時是第三先鋒隊隊長。生還以後，他在廣東又舉義旗響應武昌首義。革命成功，他辭官身退、不受勳賞。此後六十年，他一心向往世界大同、一心回憶黃花舊事，他寫《革命史槁》《黃花血戰》，纂修中國國民黨黨史，都魂牽夢縈在這一主題上。肉體上，他沒死在3月29日；但在精神上，卻早已隨先烈而去。六十年如一日，他是“活先烈”。
王雲（1888—1934年，生年一作1891年、卒年一作1938年），字夢白，號破齋主人，又號彡道人。江西豐城人。他早年在上海錢莊當學徒，畫花鳥學任頤，為吳俊卿（昌碩）所賞識。後到北京司法部任錄事，陳師曾（衡恪）賞識他，勸他改學揚州八怪之一李和新羅山人華岩，他的畫風，為之一洗。陳師曾並推薦他做北京藝專教授。他喜歡到動物園寫生，同時看野獸電影，因此畫動物更為出色。除畫畫外，他也作詩，但性格怪僻，好罵座，人多敬而遠之。最後窮途潦倒，以四十六歲之年死於天津。印有《王夢白畫選集》。中國畫家叫王雲的，自清朝以來共有四人，其中以王夢白最短命。
陳方（1897—1962年），字芷町，號荒齋，又號大荒齋主。江西石城人。曆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秘書、機要秘書、國策顧問等職。最後六十六歲死在台灣。他本是國民黨核心的秘書人物，卻是此道中較有藝術氣質者，且搞藝術仍不脫結黨習氣，如在台北，與馬壽華、鄭曼青、張穀年、劉延濤、陶芸樓、高逸鴻等合組“七友畫會”等，即屬之。他工於畫竹。著有《陳芷町書畫集》。張大千稱讚他畫竹成就為“當代第一”。又說：“氏嚐出入北海南宮，勁枝挺秀，畫竹直追夏仲昭、吳仲圭、柯九思，上窺文湖州、趙吳興。……非時彥之可望其項背者。”葉公超也稱讚他畫竹為“近百年來所僅有”，並與陳方嫡傳弟子鍾壽仁畫竹共生焉。
張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權，後改名爰，小名季，因號季爰。早年曾做和尚，法號大千、大千居士，齋名大風堂。四川內江人。徐悲鴻推崇他是元朝趙孟以後第一人，趙孟死在14世紀，五百年後張大千繼起，洵非虛語。在國畫上，張大千的確做到五百年來第一名，並且恐怕五百年後也是第一名。另一方麵，他人格分裂，大名跟他的造型、手法與海派亦有關聯。造假畫也，破壞敦煌壁畫也，偷售國寶至國外也，以藝術巴結國共兩黨巨頭也……種種敗德之行，他都尤為之。董其昌也多敗德之行，但至少不與當朝宦寺合作。但張大千呢？
王雪濤（1903—1982年），字遲園，號傲霜居士。河北成安人。他從小喜歡畫畫，十六歲入直隸高等師範附設手工圖畫科，十九歲入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後留任講師。1937年抗戰開始，他辭去教職，專事繪作。1949年以後在大陸從事藝術活動，並在1979年任北京美協副主席、1980年任北京畫院院長，直到七十九歲死去。代表作有與人合作的《梧桐小鳥》《中國頌》，自作的《和平頌》《蘆花鴛鴦》《百花齊放》等。他先學西畫，後轉國畫。畫風既有傳統花鳥技法，又有西方寫生情趣。許多地方，超邁了他的老師齊白石。
丁衍庸（1905—1977年），名衍鏞，字衍庸，以字行。廣東茂名人。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有過國畫西畫雙重訓練。曾任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教務長，1929年中華民國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上海新華藝專、重慶國立藝專、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教授，廣州市博物館館長等職。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後來去香港，曆任德明書院、珠海書院、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藝術學係教授。他對八大山人的畫風甚為神往，晚年的畫風也以古樸、簡單、線條粗獷為特色。他一畫再畫的楊貴妃《出浴圖》就是顯例。（《出浴圖》曾在1977年7月16日香港《南北極》月刊封麵刊出。）另外他也做篆刻，作品典雅可觀。
李可染（1907—1989年），室名師牛堂。江蘇徐州人。小時候就從事繪畫和書法，考入國立西湖藝術院後，受林風眠等指導，成績優異。後應徐悲鴻之聘，執教北平國立藝專，並拜齊白石、黃賓虹為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八十二歲死去。他的畫，根本改變了中國傳統畫的技法、模式與造型。他背著畫具，離開了畫室，直接到山林中去寫生。傳統畫家一代又一代畫千山萬水，事實上隻是重複、隻是呆板，反倒失去了山水的真正特征。李可染卻重新給了山水人物新生命。——他畫出了新的山水畫。
陳淦，字南溪，號小癡。婁縣（上海鬆江）人。《耕硯齋筆記》說他工寫意花卉，尤善寫真及仕女。他是清朝一個傳統畫家，他畫《五福迎祥圖》，也是用傳統筆法畫出的，不過用壽星掛帥展示五隻蝙蝠，旁有四人，在構圖上比較多樣，有具體，也有抽象。——以五隻蝙蝠抽象象征《書經》中的“五福”，即一“壽”（長壽）、二“富”（富有）、三“康寧”（健康安寧）、四“攸好德”（具有美德）、五“考終命”（長壽後善終），就是這種技法。《書經》中宣揚“向用五福”的思想，以“五福”乃得自天的賞賜。所以這幅《五福迎祥圖》，不但是藝術品，也是一幅大師級的吉祥畫。
麥生，他是清朝一位書法家——屬於工筆作毫芒小楷的書法家。毫芒也作毫末，指極細微的東西或形狀。《韓非子·喻老》篇說：“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大意是說宋人為君王在象牙上雕了一片楮樹葉子，花了三年時光，上麵不但有葉柄和小枝，葉邊上還有細小的絨毛、鋸齒狀的紋路和美麗的色澤，混雜到真的楮葉中，真假難分。——這就是毫芒藝術的淵源。雕刻以外，書法也是如此，寫蠅頭小楷的麥生，能把毛筆字寫得這樣嬌小勻稱，沒有一筆“動粗”，真不簡單。
周懋泰，字階平，安徽績溪人，據《廣印人傳補遺》，說他善刻印，有《鬆石齋印譜》。此人生平資料，傳世不多，隻知道他是清朝人。他的家鄉績溪，是安徽文化薈萃所在，胡適就是績溪人。梁啟超說胡適是“安徽諸胡之後”，其實胡適祖先並非如蔡元培所說的“家世漢學”，但績溪有文風，故多書卷氣中人物皆漏油，胡適是此中得大名者，周懋泰是此中得小名者。得小名者其實也不無本領，但多被埋沒了。周懋泰的書法就是一例。他的隸書對聯：“塵書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筆力並不比鄧石如等大名家差，甚至猶有過之。但是，沒有京中大人肯定，遂成小名家而死。
《張飛破張銘》，一稱《張飛八漾山銘》。清朝葉奕苞《金石錄補》卷七說郃張飛“八山題名，在四川渠縣東七裏八山崖石上。題雲：‘漢將軍飛率精卒萬濛濛人，大破賊首張於八，立馬勒銘。’凡二十二字。評曰：‘飛善畫，工八分。郃濛此雖片羽一鱗，百世而下，猶得想見其擐甲倚馬虎氣騰上時也。’”此銘有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款識，字跡是雄渾的漢隸，但它實乃古跡中罕見的珍貴偽刻。1988年7月27日《中央日報》副刊登《英雄亦有嫵媚處》一文，竟以楷書製圖將此銘刊出，看了令人發笑。——國民黨作偽成性，竟做到古人張飛頭上去了。
季康（1913年—？），字寧複、守正猶子。浙江慈溪人。童年即學畫。早歲在上海學畫，擅山水、花卉、仕女。抗戰期間，從浙江、江西、湖南、廣西到雲南，把道途所見，一路畫之。1949年來台灣，三十年下來，曾作多次個展、聯展及國外展出，以仕女畫為主。他的仕女畫的特點是敢於用色，並且比較“像個女人樣”。一般國畫家畫人物，多屬仙風道骨型或鍾馗型，一畫仕女，就不成樣子。試看張大千畫的仕女，尤其時裝裸腿者，如甲申八月《時裝仕女圖》，簡直連比例都不對。比較起來，季康正點多了——雖然仕女畫在中國畫史上並非正點。
邵宇（1919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修訂本）記：“邵宇，1919年生，遼寧人。擅國畫、連環畫。”《火熱的冬天》，畫的是“浙江煉油廠工人住宅區”，是1978年邵宇五十九歲時的作品，是他“贈鄧維楨先生”的，鄧維楨回台灣後轉贈李敖。照《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看，邵宇“擅國畫”，但用傳統國畫觀點去看他的國畫，一眼就看到他是以國畫的工具，畫出更現實、更寫實、更有畫境的“修正主義者”的國畫。大陸畫家在這一修正上是成功的，成功得簡直不止修正，而是革命。台灣畫家卻望塵莫及，差得多了。
程十發（1921年—？），名潼，齋名三釜書屋、步鯨樓、不教一日閑過齋。上海鬆江人。1939年十八歲進上海美專國畫係。1950年二十九歲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在新中國擅長連環圖畫和插圖，《儒林外史》《孔乙己》《畫皮》《蔡文姬》《阿Q正傳》等書中，都有他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指為第四號“黑畫家”。“文革”後任上海國畫院院長。在畫風上，他的人物畫有獨特造型，先勾勒，後再上水墨和彩色，將傳統技法的工筆與寫意合而為一，生動精妙之至。
黃胄（1925—1997年），原名梁黃胄。河北蠡縣人。他從小喜歡畫畫，後來刻苦進修，畫藝大進。1949年，他二十四歲，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中生涯使他更深入了生活、豐富了人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曾被長期迫害。他的畫特色之一是“驢得很”，他善於畫毛驢，尤其是小毛驢，畫得比真毛驢更活潑可愛。著有《百驢圖》上下兩卷。書中百驢雜陳，各呈驢相，精妙無比。自來中國人畫動物，或奔鹿，或耕牛，或射虎，或牧馬，或寒雀，或啼猿，或群魚，畫驢除山水畫中“野老一騎”外，絕無黃胄式大批出現。但黃胄卻尤為之，比起郎世寧的《百駿圖》來，真是超越前進。
孫旭章，是大陸第一屆全國民俗畫大賽的得獎畫家。高信疆去大陸，看到他畫在絹本上的畫——《晨霧》，特地買下來，送給李敖。這畫並沒落款。清朝陸時化《書畫說鈴》中“書畫說二十一”指出：“書畫無款非病也。宋人無款而無印者甚多，凡院本而應製者皆無印無款。如馬、夏諸公，或於下角偶於樹石之無皴處，以小楷書名。”“書畫說二十二”又指出：“宋人書名不用印，用印不書名。見之黃山穀暨先渭南公。”至於高信疆為什麼把這幅畫送給李敖，原因玄機不泄。李敖看到，為之一笑。原來此畫中人恰似胡茵夢。高信疆是李敖、胡茵夢結婚時的證人，在勞燕分飛後十四年，他以一畫勾起往事、夢斷三生。
席德進（1923—1981年），四川南部縣人，從杭州藝專到巴黎創作，雖畫風酷似法國畢費，但也自成一家。中國有史以來，席姓畫家都在清朝出現，從席上錦、席士琦、席元驤、席文卿、席存鹹、席仲甫，到席佩蘭、席煜、席慧文、席璞、席夔，都屬之，但是20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卻隻有席德進一人而已，並且成績空前，因為他采取了全盤西化畫法。1980年，在李敖家裏，他當場素描胡茵夢，即席送給李敖。李敖覺得席德進愛男人不愛女人，故畫女人反倒客觀。後來席德進死去、李敖離去、胡茵夢老去，空留素描一紙，永垂藝壇。
莊嚴（1899—1980年），字尚嚴，號慕陵，又號六一翁。江蘇武進人，生在北京，無異北京人。他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即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宣統出宮我入宮”，結果自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直幹到副院長，一幹四十五年，做了一輩子的守藏吏。莊嚴與李敖父親是北大同學、莊嚴太太與李敖母親是同學、莊嚴兒子又與李敖是同學，三路世交，亦屬罕見。在李敖中學時代，莊嚴給李敖寫過許多信、一些字，其中一幅，是以宋徽宗“瘦金書”體寫南唐李後主詞。——以亡國之君的字寫亡國之君的詞，如此組合，亦屬罕見。莊嚴八十二歲死去，這一墨跡，可謂慕陵散了。許地山論書法許地山是博學的台灣人，他生於1893年，生在台南馬公廟。生後第二年就逢甲午戰爭，中國割了台灣，他的父親不願受日本人統治，帶他回到祖國。長大後，留英回來，在燕京、清華、北大、中山、港大等校任教，1941年死去。許地山有一篇生前沒刊出的殘稿，叫《中國文字的將來》，其中論毛筆字一段，頗有奇見。他說：“許多人宣說書法是中國藝術的特別部門。其實真正的書家在曆史上是可以屈指數出來的。我不承認寫字有真正的藝術價值，若說有的話，記賬、掘土、種菜等事工，也可以當做藝術看了，飲食、起居，無一不是藝術了。為什麼呢？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表達意思，形象上的布置不過是書寫材料、為紙帛、刀筆、墨汁等等關係，隻要技術純熟，寫出來，教人認得它是什麼，它的目的就是達到了。凡是藝術，必至有創作性，文字自古有定形，原不能說是創作。所變的是一代所用的材料規定了一代的字體，漆筆時代，絕不能寫出隸草真書，隻能寫篆文，毫筆時代也不能寫出現代的‘美術字’。現代青年多用鋼筆鉛筆，要他們寫真楷更是不容易了。”他又說：“一般求人‘墨寶’的多是與寫字的人講交情，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文字有特別的鑒賞心。許多人隻喜歡名人字和貴人字，尤是上款有自己的名號的。字既名貴，擁有的也跟著‘名貴’起來了。寫扇麵、題書物，上者是欽佩寫字的人，下者無非是‘借重’。社交藝術乘君子自己，與字寫得好壞本來沒有什麼關係。說起來，書法是由道教徒寫龍章鳳篆發展起來的。古來有名的書法家可以說多少與道教有關係。王右軍一家，被認為是書法大師，而這一家人正是信道極篤地。六朝的道士如陶弘景、楊義、傅霄諸人都是書法家。唐朝的顏真卿、顧況等，也是道教徒，唐朝又多一層關係。宋朝朱弁的《曲洧舊聞》（卷九）說：‘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宋朝廢書科，朱弁因而感覺到會寫字的人少，然則從宋以後，當然會越來越少了。明清的書法家也是屈指可數的，清中葉以後，因為金石文字發現得很多，寫字的人喜歡摹臨，一變從前臨帖的風氣而為臨碑。雖然脫離了‘館閣氣’，卻還跑不出摹擬古字的圈套。不知道北朝的碑文多是漢化胡人或胡化漢人的筆法，書體和章法不甚講究，在當時還不過是平常的刻文，本沒有什麼藝術的理想；南朝人講究寫字，被認為是書法的正宗，但真配得上稱為‘藝術字’的到底也不多。書法藝術可以說是未曾到有強固基礎的地步，反而使練字的人們墮落臨摹的窠臼。”他又說：“書法本是有閑者的消遣，假如用它來替代賭博、吸煙等，我倒不反對，假如行將就木的人，輕事毋須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寫字來消磨他的時間，我也不反對。假如驅使一般有為的青年，費很多寶貴的時間去練字，我總覺得太冤枉，而且是一種罪惡。”這位一直在名大學中文係執教的學者，竟有上麵這些脫俗之言，真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