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的誕生
科舉製度的創立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經濟、官僚政治以及選官製度本身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魏晉以來，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門閥士族壟斷了清要仕途，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士族維護其政治特權的工具。南北朝時，庶族地主勃興，門閥士族在各種打擊下日趨衰落。隋朝建立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地主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庶族地主的勢力更為加強。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為了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利益，迫切需要廢除九品中正製，打破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壟斷，代之以一種新的選官製度，以便通過較為公平的競爭，進入仕途，躋身統治者的行列。科舉製度就是適應這一社會變動而產生的。在科舉製度下，不論門第高低，名義上在考試麵前人人平等。這就較多地為廣大庶族地主提供了通過公平競爭進入仕途的機會。因而，科舉製度在隋代，隨著庶族地主的壯大而產生；在唐代，隨著庶族地主的發展而發展；在宋代，隨著庶族地主完全取代門閥士族而趨於完備。
科舉製度的創立也是中國古代王朝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第一，在察舉製度下，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選拔官員的範圍較小，人數也比較有限，因而王朝的統治基礎比較薄弱，也難以選拔大批的真正的有用人才。在科舉製度下，廣大士人都可以懷牒自進，貢送朝廷的人數也大為增加了，這樣就擴大了王朝統治的基礎，同時也便於從中選拔治國安民的人才。第二，在察舉製度下，州郡長官及朝廷的某些官員握有選官的大權，舉主與被舉薦者之間往往結成座主與門生、故吏的關係，不利於中央集權。九品中正製下，門閥士族握有選官大權，非但不利於中央集權，甚至往往與皇權分庭抗禮。而在科舉製度下，州郡隻是按照朝廷的統一規定，主持州郡考試，選拔合格者解送朝廷而已。這隻是貢士，而不是舉官，被舉送者所獲得的隻是參加高一級考試的資格，而不是做官的資格或官職。所貢之士能否及第、授官，其大權完全在於朝廷，尤其是創立殿試製度之後，取士大權最後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樣，科舉出身的官員不再是舉主的門生、故吏，而是”天子門生”了；不再是”恩歸私室”，而是”恩由主上”了。[14]（《選舉》三之二二）隋統一中國之後，正是為了擴大王朝的統治基礎，加強中央集權，在廢除九品中正製之後，創立了科舉製度。科舉製度自隋唐至明清，之所以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也正是因為它適應了曆代王朝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需要。
科舉製度的創立又是察舉製度長期發展的結果。科舉製度與察舉製度有許多共通之處。第一，二者都是按科舉士，隋唐時科舉中的某些科目如明經、秀才等，甚至就是直接從察舉中轉化而來的。第二，科舉製度主要是根據考試成績決定取舍，而察舉製度從漢文帝時的賢良對策，到漢順帝時的“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再到兩晉、南北朝時的秀才、孝廉對策等，也都包含有考試的因素。官員選拔製度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貫徹“公開”、“平等”、“擇優”的原則。這些原則要求不斷擴大報考的自由和考試的作用。這些因素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從察舉製度的母體中孕育出一種新的選官製度——科舉製度。於是，南北朝後期已經出現了科舉製度的萌芽。⑥如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製定的《策秀孝格》規定：“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北齊武成帝河清初年（562），也出現了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的情況。到隋代，在初步具備了從察舉製度轉化到科舉製度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九品中正製被廢除，科舉製度便應運而生了。不過，在唐代，雖然選拔官員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但舉薦仍然起有一定作用；到宋仁宗時，則完全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科舉製度發展到相當完備與成熟的階段。總之，科舉製度的創立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科舉製度的發展和完備也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科舉製度萌芽於南北朝，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延續至元、明、清，前後經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