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場民族的大災難極力漫畫化，除了為受難者出出氣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使人們（孩子們）相信，這是一場絕無僅有的鬧劇，因而決不可能再發生，就像《西遊記》中的故事決不會重演一樣。
常常聽說，“文革”時的人們都瘋了，我聽這話的感覺像有一隻隻手在揩拭當年的血跡。
作為見證人之一，我堅信“文革”時的人們決沒有瘋，無論是整人者、被整者抑或整人兼被整者。從動因上考察，“文革”之產生是必然的，甚至現在也可以產生，如果某些條件具備的話。
古希臘的哲學家第歐根尼在一封信中寫到：“雅典和馬其頓的距離，跟馬其頓與雅典的距離一般遠。”
能說出這麼簡單的話的人，具有非凡的才智。而這種話使欲模仿者無法重複。
使別人無法重複者可稱天才。
如果把偉人的私人書信和偉大的曆史事件發生時的私人書信編纂成書，那麼曆史很有可能重寫。
美夢是非常值得人們追求的一件事，因為它太難光臨。做夢最大的遺憾是無法起身一試。
做夢與下棋的相同處是無一盤重複，不同處在於總也贏不了。
有一個雜誌以“失敗者”為題，征求定義。其中獲獎定義如下：
“失敗者，是花錢從尿床者身上移植腎髒的人。”
對這樣的失敗者，即便沮喪也值得開懷大笑。這是對失敗的最佳姿態。
對於其他的失敗，最好不必忙著說已經失敗了。
清人張潮說：恥之一字，可以治君子，痛之一字，可以治小人。君子才愛臉紅，臉紅的生理機製是內分泌作用於臉部毛細血管而發生的，倘若黑種人中的君子譬如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臉紅也是臉黑，紅由外在顏色變成了內在感覺。對小人，最引人人勝的方式是痛毆一頓。小人不知恥，隻知痛。
哲學研究的問題並不是最深刻的問題，因為“最深刻的問題不是問題”（維特根斯坦）。比如太陽升起來，這便是一個最深刻和最簡單的問題。
哲學的問題，多是些似是而非的問題。
如今是“利益原則”至上的年代。經商的人把利潤置於首位，並為此拚搏。不經商的人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籠罩之下，也把利益上的得失作為思考的砝碼。
中國人似乎不喜歡全麵和深刻地追究苦難的來源，或超然寄托於天堂來世，或憤然均土地田畝。嫉妒由此而起，憤懣亦由此而起。更主要的是生活將因襲重演。
中國有關道德的破壞工作，自“五四”始，已逾半個多世紀。但關於道德的建設工作，似乎從未開始。
講道德首先應該說政治道德，即奪取權力、運用權力和鞏固權力方麵的道德。
不論爭權奪利是多麼卑鄙、多麼允許不擇手段，但也應有一種大致的規則。
講究政治道德遠比講究性道德更重要，更道德。
我們和孩子的區別在於，快樂需要特定目標的量的積累，譬如升官、結婚或卡拉OK，而孩子隨時隨地都可以快樂。生活對多數人來說，是不得不做之事，而孩子則在發現。發現永遠是快樂的。
中國孩子的悲劇之一，在於教師當中缺少足夠的精英分子，這比政府當中缺少精英分子更令人唏噓。
如果有人在成年之後仍按著兒童的理念思考、推測神奇並證實了它，那是一些科學大師。愛因斯坦發現在特定的速度中，直線變曲了。錢德拉塞卡天真地預言星星的質量的消失，即白矮星。居裏夫人發現了永遠在閃光的鐳——這是以她的祖國波蘭的蘭（Ra）來命名的。他們像兒童一樣幸福，生活在另一個時間裏。
對社會來說，才華並沒什麼用處，換言之沒什麼可用之處。對人來說，才華至多是半成品。
政治家喜歡的是將才華變為才幹的人。老百姓擁戴的是才華掩於才能之中的人。
但藝術喜歡才華，如凡·高、李白。
達·芬奇在急於求職的情況下，曾上書列舉自己有十大才能。如建造可裝卸的橋梁，挖地道不出任何聲響等等。但這十大才能中並未列舉繪畫，他隻是在信尾略說一句，他也有繪畫才能。
達·芬奇對自己的看法和我們完全不同。
給神蓋一座房子的願望，是各民族中共有的，這便是廟的產生，也是人對神惟一的關懷。
日本有一個名為《觀花酒》的民間故事。
有兩人各自擔酒前去觀花。途中渴了，便買對方的酒喝，最後兩人的酒都見了底。在這裏，不論對方如何賣高價，雙方的利潤都是零，雖有貨幣的往來，卻沒有物質的增值。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是《論語》中子張說過的一句話。中國老百姓幾乎人人皆知。
這句話的生命力是從不可知論中導引出的一種樂觀。既然生命與富貴都有專門機構，就可以坦然並泰然。
不怕死者可從中獲取膽量，怕死者又從中消除恐懼。而欲富貴卻富貴不成者，也可從中慰藉：既然有天限製，自己盡力也就行了。
可見哲學的功能，是極複雜的。真理的價值不僅在其真的程度，也在其所處的階段。
僅僅30年的時間，“文革”在人們記憶中就隻是零散的笑料了。
這確是中國人民族性格的一種特點。盡管我們並不擅幽默，對此卻很幽默；盡管我們心胸不甚開闊，對此卻甚開闊。
俄羅斯人對“肅反”的態度決不是這樣。
德國人對“第三帝國”的態度也不是這樣。
他們是沉重認真的，並有一種永遠認真下去的姿態。
人在童年，就會遇到這樣一個人類的老問題：當願望難以滿足時，是改變世界，還是改變自己？
兩種態度乃未來人生的分野，前者可以成為帝王，也可以成為大盜，或是像朱元璋那樣由大盜轉成為帝王。後者可成順民，也可成良相。還有一種人，兩者兼而有之，適時而動，伸屈自如，一種“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倘若對50年代找一簡潔的表征，我想這莫過於大生產香煙的商標圖案，最有時代精神。明朗、美滿、單純、膚淺。男工人與男農民一般的圓臉明眸，微笑絕無矯飾，加上藍天紅高粱，和那個年代極為呼應，雖然過於美了一點。
那種年代是令人留戀的，僅單純就令人留戀。
古代日本舉行過公開的放屁比賽，最響最長者可一舉致富。中世紀的教會認為洗澡（暴露身體）是一種罪行，因而中世紀被稱為“不洗澡的一千年”。18世紀英國婦女的假發高達4英尺，上麵裝飾著鳥的標本、花園模型和水果盤子。美國的桑格夫人1917年由於開辦一家計劃生育診所，被勞動教養一個月。1909年，澳大利亞泳星凱勒曼由於穿一件袖子到肩、褲腿高出膝蓋兩英寸的泳衣出現在波士頓海灘，被指控犯有“不正派”罪而被捕。1753年，富蘭克林發表了關於避雷針的論文後，歐洲婦女都在帽子上裝一個避雷針，拖一根地線。薩爾瓦多的獨裁者馬丁內斯將軍為防止猩紅熱蔓延，下令把全國的燈具都蒙上紅紙。這是過去發生的被現代人認為是荒謬的事，我們的後代也會記錄下我們的許多類似的事。
古人稱：“看人隻看後半截。”這並非將人四肢著地，如相馬或相狗那樣，觀其腰身臀尾。
看的是人的後半生，指時間。
政治家的晚節，藝術家的暮年創作，哲學家的封筆之作，都是其成就的標誌。
婚姻亦如此。
凡具備某種缺點的人，都強烈討厭別人身上的這種缺點。如饒舌者討厭饒舌，專製者討厭專製。這是人性的乖謬之一。
也有例外，飲酒者喜別人飲酒。
人之患在於活的太快，“一日等於二十年”。不斷矚目於新奇事物，過分耽念未來。將今日今時，都誤認為是鋪墊過景，悔時已經晚矣。
像莊子那樣的人，是生活得極慢極細致的人，所以是極充實的人。若如此須有一個前提，就是什麼也不企盼不夢想，因而不失望。
74歲的阿迪裏亞前不久出任尼泊爾首相，他是共產黨人，要在尼泊爾實現共產主義。
有人問是否更改共產黨的名字時，阿迪裏亞回答：“無數人為這個名字獻出了生命，我們從未以這個名字而感到羞辱。”
阿迪裏亞，我想象你唇髭整齊，戴著玳瑁框眼鏡和喜瑪拉雅山國的黑帽子，透散尊嚴。我多麼想和你擁抱，交換中文和尼？白爾文（或印地文）的《共產黨宣言》。你的兩隻手裏握著信仰和生命，實際上信仰就是生命。因此比蘭德拉國王也尊敬你。
偉人，和偉大的政治家不是一回事，這在中國常常會被混淆。偉人是偉大的人，包括平凡或不平凡的人。毛澤東無疑是偉人，愛因斯坦、雷鋒和聖雄甘地也是偉人。
偉人是一種光彩照人的人，他們身上的光源是人格力量，這和他們的職務、出身都沒有關係。
偉人是時代鍛造的，每一個時代都要鍛造自己時代的偉人。偉大的主體是人，這就是偉人的概念。
遠古的人們想不到，他們的子孫在食物方麵孜孜於降溫，這就是冰箱的誕生；喝一杯冰鎮啤酒或可樂，被視為幸福。
而祖宗們當年歡呼於為食物加熱，生存依賴於火。字典裏還有大量地給食物加熱的字，烤、溜、炸、炒等等。
隨著科學的發展，預言已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了，如核大戰、物種滅絕之類。然而對於某個人命運的預言，仍然充滿魅力。
對許多問題的終極答案，都是以下麵的認識為前提的，即是否承認超自然（如鬼神）的存在。
信神者在無法證明其存在的情況下仍然有理由相信，不信神者在無法證明其不存在情況下也有理由不信。
問題是證明是必要的嗎？
如果這種證明隻不過是人的證明，那麼人怎麼能證明神呢？
於是這不是一件可以由人來議論的事情了。
同情別人是一種美德，同情自己則是一種陷阱。即便最強健的神經，也會迷失於自憐。
人的某些行為究竟是否明智，這個問題似乎幾千年也未爭論清楚。
譬如：人在年輕的時候以健康換取金錢，在年老的時候以金錢購買健康。
那麼在什麼時候享受呢？
抽煙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增加，無煙可抽的時候卻感覺少了許多，此間落差可稱之為癮。
和新興學科比，醫學是一種最古老但發展較慢的科學。
醫學和文學、心理學、邏輯學等學科一樣，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同是極其複雜的生物——人。但醫學不易如其他學科那樣劃分若幹學派，取得各種突破進展。
這個領域禁絕胡說八道，也沒有百花可放。
以學說對世事的態度論，中國缺少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悲觀而又徹底，這並非說應頑固不化。英國的哈代、德國的叔本華以此樹立清醒警世之文。中國的莊子、王國維與魯迅當屬此列。
古人稱“隱士與叛徒”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大選擇。這往往是在“名實反錯，天綱解紐”的時代。作叛徒即背叛強大的傳統，成為革新派，但下場多不好。而作隱士則符合常情，良知既未泯滅，鬥誌亦不堅強，便隻好歸隱。有田園之隱，也有市隱。用現在的話說，這是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態。
對甘地等人來說，這是政治姿態。對中國知識分子則是藝術姿態。
在正常情況下，人之一生隻脫兩次牙，在童年和老年。
兒童換上恒牙，說明即將麵迎人生。老人脫去恒牙，可知人生將盡。
這種人生是以食物為對象的，而牙齒竟也成了一種標誌。而乳牙永遠是一種假牙，就像童年是一種虛假的人生一樣，否則也不會脫去。
古人雲：“必出世者，方能人世；必人世者，方能出世。”
這話說的很具“辯證法”，仿佛把裏外的道理都占了，還有佛家偈語的味道。我以為說得對。
未出世而人世者，其功效不顯揚，又易成為混蛋。未人世而出世者，自視清高又多淪於淺薄。
可見出世人世是件很混亂的事，如進電影院一樣，時出時人，隻求適意便可。
舊時中國的家庭，有一種足應注意的“寡婦現象”。
許多名人的母親多為寡婦，如曾參、嶽飛、胡適、蔣介石等。
他們的母親大多在年輕時就開始守寡，將畢生精力都投入兒子身上。在這些名人中，性格多有陰柔、遵從秩序的特點。
在中國，寡婦最無地位又最窮，因而她們的孩子在幼年總是受盡了欺侮。
這種欺侮和一般的家貧受欺仍不相同，在性格塑造中的作用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