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國人對洋人之名之物的記憶，仿佛限定在三個字之內，如斯大林、康拜因、克林頓、三明治與撒切爾。漢語發音以單音節為據，而外邦的人名事名在漢字中是不可理喻的，隻表音。拿破侖實際上什麼也沒拿。譯名超過了三個字之後，就不容易記憶，吾國蒙書最著名的也是《三字經》，而非《七字經》。“苟不教，性乃遷”等等。
哈爾濱流行一句俚語：“哈拉不紹”。
“哈拉紹”是俄語中“好”的音譯，那麼“不好”呢？聰明的市井中人予以“哈拉不紹”，成了一句令人玩味的妙語。
在俄語中，“哈拉紹”（xoporuo）的詞根是無法分割的。但“哈拉不紹”的創造人以極大的魄力將其斷然剝離，中間嵌入一個簡潔的“不”字。如此，“哈拉”成了一回事，如同是一種情形、勢態或心緒，而“紹”表達圓滿或美好，其中的執法人是來自漢語的“不”，像裁判一樣。
在哈爾濱，人人都明白“哈拉紹”的含義，如今又添了“哈拉不紹”。連俄國的商人也憤怒地指責中國的假煙假酒，實在是“哈拉不紹！”如果你跟一個小姐調情，她可能輕蔑地告訴你：“哈拉不紹。”
人用於交流的語言，無論英語、法語、蒙古語或漢語，都是一種生存信息，發達於表現生活邏輯，人把它們發展為表達情欲。世上的聰明人，是那種對情欲思考最多的人。因而語言畸變，不斷出現修通天塔時，因語言不通而完蛋的情形。各國都設議會，會就是燴的意思，把無數願望攪拌一起，謀求取得統一。
當人們把語言當作工具使用的時候，它隻是龐雜無序的什物，紛亂無際。而你離開它，你會思念它。不知從哪一天開始，語言像血肉一樣和人的心靈結為一體。或言說，它成了一枚鑰匙。惟有通過它，可以走進童年、愛情和故鄉。
在中國，許多政治性的，生產性的，甚至治家方麵的話都押韻。一些是格言，另一些則是謠言。
吹牛應該算一項事業。人類產生了語言，特別是將語言運用於社會交往之後，吹牛這件事就很難避免了。用令人吃驚的描述把自己的能力與經曆渲染到離奇、怪誕甚至於悲壯的程度，叫作“吹”。而所吹之事遠離實際情形，便是“牛”了。吹牛令人厭惡。因為吹牛本身是對別人常識或智力的一種懷疑。吹牛者過於尊重自己之時，就輕慢了別人。但把牛吹得令人欣喜的人，就可以尊之為家。
采用誇張的手法，不吹自己，貶斥他人，叫做諷刺，也可稱“反吹牛”。
流傳至今的一些滿語是極漂亮的。如：玻淩蓋（膝蓋）、卡巴襠（褲襠）、掖拉蓋（額頭）、薩其馬（點心）等。這些詞至今仍通行於北方。幹脆、短促、明亮，是滿語的特征。我猜想當年大清朝廷的官員辯論軍機大事，一定是很好聽的，如唱戲一般。
大眾對於標語口號、民謠諺語這些流行語尤重其押韻。押韻便於流走人口，也就能流走民間了。事實上，現代傳播學將以口耳相傳作為傳播方式的訊息，所下定義叫作“流言”。
押韻，對於普通人，仿佛有一種真理性的暗示。即押了韻的，必是可信的。
“九九添一九，耕牛遍地走”，是由節氣論北方農事的謠曲，其真理程度在某些地方確鑿無疑，同時押韻。“拚命幹上三年半，努力建成大寨縣。”這條標語的真理性（其實是事實性）取決於三年之後的結果，但由於押韻，使人士氣大增，因而也令人信服。
人老而生疑，自以為能在別人言語中尋出許多破綻，又愛揣度別人的心跡。其實年輕人並無老人的詭黠，他們的率真常使老人覺得是故布疑陣。因而老人最喜兒童，兒童的天真癡愚，使老人心境平和滿足。兒童企圖統治一切的君王感，也暗合老人心思。
孔子說過一句很不中聽的話：“老而不死是為賊”，他自己不也活了73歲嗎？一種“賊死”的歲齡。
席勒說：“謹慎者難成大事。”
雨果說：“謹慎是睿智的長子。”
德謨克利特說：“給人以幸福的不是感官，而是正直與謹慎。”
約翰遜說：“謹慎能帶來平靜，但帶不到幸福。”
席勒與雨果一組，德謨克利特與約翰遜一組，你們相互抬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