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張愛玲文壇交往錄（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前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張愛玲透過母親黃逸梵娘家的親戚，也是園藝家黃嶽淵的介紹，帶著兩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去拜訪《紫羅蘭》雜誌的主編周瘦鵑。周瘦鵑讀後“深喜之”，決定馬上在剛複刊一個月的《紫羅蘭》第二期（五月號）刊出，然因篇幅所限，“兩爐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雖然在這之前張愛玲已開始賣文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紀》英文月刊，賣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羅蘭》順利邁出第一步，對張愛玲而言，不啻是極大的鼓舞。從此張愛玲的作品像開了閘的水，源源不斷地發表在上海的主要雜誌上。在兩年的時間內，她發表短、中篇小說共十七篇，約二十六萬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約十五萬字。分別刊登於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新中國報》（社長袁殊）係統的《雜誌》月刊、女作家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張愛玲快速地“占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她成為名噪一時的女作家。而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張愛玲以“梁京”的筆名在《亦報》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邊寫邊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個月後，張愛玲的另一中篇小說《小艾》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報》連載，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於《十八春》的邊寫邊登，這次則是她全部寫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張愛玲持香港大學批準的申請複學證明，從廣州坐車經深圳赴香港，她離開上海，離開通俗刊物，離開小報，也離開她的“傳奇”故事。
張愛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時光裏，其實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並不活絡，這跟她的孤僻個性有關。她和這些作家的關係，大都由於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說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雖然後來和柯靈、蘇青等人，有進一步的交往，但較之有些作家的人際網絡，張愛玲顯得十分單薄。因之在這時期張愛玲的文章中，除了《我與蘇青》一文外，還找不出其他懷友的篇章。惟在最近出版的《小團圓》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陳跡殘影，雖然《小團圓》不是自傳，而是小說，但其中真實的成分還是很大。加上與她有過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陳述，筆者試圖梳理張愛玲在這段期間與其他作家間的互動，甚至想進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後來凶終隙末的原因。但由於資料的搜集，無法完整；觸及的層麵，無法全麵。至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交往關係，談論者已經很多，故不在此論文之列。
張愛玲與周瘦鵑
張愛玲的初識周瘦鵑，由於周瘦鵑的識珠，造就了現代文學的一顆巨星的冉冉升起。這會麵的過程，周瘦鵑寫了《寫在〈紫羅蘭〉前頭》所謂“編者的話”，連同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紫羅蘭》複刊第二期上，其中寫的當為實情。張愛玲的《小團圓》中，有寫到“湯孤鶩”這個人，明眼人會猜得到他是周瘦鵑。《小團圓》是在兩人會麵的三四十年後寫的，並非實錄，而有著張愛玲的愛憎成分在裏麵。
藏書家謝其章在文章中說：“《小團圓》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某些細節對不上，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存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謝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鵑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的。他說：“張愛玲但凡對某人沒好感，這個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鵑前輩亦未能幸免。《小團圓》寫到周瘦鵑不足五百字，其中還夾有這樣的話：‘湯孤鶩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著個薄黑殼子假發。’當著禿子不說光，這起碼的人情，張愛玲亦不領，還不必說周瘦鵑是最早稱讚她的編輯。……‘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這也許就是張隻給了《紫羅蘭》雜誌一部稿子的緣故，張愛玲是敏感的。”
張愛玲是敏感的，沒錯。但她後來在《小團圓》中說周瘦鵑“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則有失公道的。這其中是另有隱情的，據王羽在她的《張愛玲傳》《張愛玲傳》，王羽著，二九年十月，上海文化出版。中認為，周瘦鵑在續登《沉香屑：第二爐香》時，初登文壇又才情噴湧的張愛玲，曾要求周瘦鵑在一期把該小說刊完，而周瘦鵑卻舍不得一次刊畢，以致雙方產生芥蒂，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從此不再為《紫羅蘭》撰稿了，而找到了柯靈接編的《萬象》雜誌了。周瘦鵑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紫羅蘭》第五期《寫在〈紫羅蘭〉前頭》中說：“張愛玲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已燒完了，得到了讀者很多的好評。本期又燒上了第二爐香，寫香港一位英國籍的大學教授，因娶了一個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敘述與描寫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獨特的風格。張女士因為要出單行本，本來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實在太長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這第二爐香燒完之後，可沒有第三爐香了；我真有些舍不得一次燒完它，何妨留一半兒下來，讓那沉香屑慢慢的化為灰燼，讓大家慢慢的多領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證明的。周瘦鵑是太喜歡張愛玲的文字的，兩爐香共分五期刊登，作為主編的他是有些商業考量的，但與當時“成名要早”的張愛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場不一的。或許因為這緣故，張愛玲對最早提攜他的文壇前輩周瘦鵑是不領情，而有些揶揄的。
張愛玲與秦瘦鷗
張愛玲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極稱讚秦瘦鷗的《秋海棠》，她說：“《秋海棠》一劇風靡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於故事裏京戲氣氛的濃。……《秋海棠》裏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禪，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麼一回味，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辟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裏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麵上。”其實在更早的《二十世紀》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張愛玲就以英文寫了Still Alive，談到《秋海棠》話劇的演出，張愛玲說：“還從來沒有一出戲像《秋海棠》那樣激動了死水一潭的上海灘，這是一出帶有感傷情調的情節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來一直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演。大多數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觀看這出劇，以致能背誦台詞，知道演員要說些什麼。一個藝名為秋海棠的京劇旦角明星的悲慘隕滅，使那些意誌堅強的人也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這個劇的演出成功招來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時上海同時上演描寫京劇明星私生活和幕後風流豔事的戲劇不下六個之多……”中文譯文引自《被冷落的繆斯（Unwelcome Muse）——中國淪陷區文學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張泉譯。二六年八月，新星出版。
秦瘦鷗的《秋海棠》小說，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周瘦鵑主編的《申報·春秋》上連載，引起相當轟動。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城圖書公司馬上發行單行本。同年十二月，由秦瘦鷗與顧仲彝改編為話劇劇本，由費穆、黃佐臨等導演，石揮、喬奇、沈敏、英子、張伐、
漫畫家文亭所繪“女作家三畫像”。從左到右：“奇裝炫人的張愛玲”，“輯務繁忙的蘇青”，“弄蛇者潘柳黛”。
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話劇，在上海連演四個半月一百五十餘場，竟打破話劇界從來未有的賣座紀錄。石揮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紅出來的，並在一九四三年奪得“話劇皇帝”的桂冠。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張善琨的華影公司出品，由馬徐維邦編導，李麗華、呂玉堃合演的電影《秋海棠》，也相繼推出，賣座又打破了紀錄。
雖然秦瘦鷗也在《風雨談》、《天地》等雜誌寫文章，與柳雨生、蘇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他和張愛玲有實際的交往。但是張愛玲蠻喜歡《秋海棠》，確是事實。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大上海報》柳浪的《張愛玲與潘柳黛》文中說：“《古今》、《天地》等七家雜誌編輯，將與名演員在元宵節義演《秋海棠》於‘蘭心’。女作家張愛玲、潘柳黛亦參加演出，張飾羅湘綺，未知能否勝任；潘飾一老娼子，則頗為適當。”見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二九年六月，華東師大出版。不知是否屬實。除此而外，學者水晶更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相當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響。（《秋海棠》中父女相依為命的艱苦生活，為時十八載，與《十八春》的數字更是巧合。）見《張愛玲與秋海棠》一文，收入《桂冠與荷葉》，水晶著，一九九年八月，台北九歌出版。
張愛玲與柯靈、平襟亞
張愛玲與柯靈及平襟亞的交往，起源於張愛玲投稿於《萬象》雜誌。《萬象》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陳蝶衣擔任主編。當時主編與發行人（中央書店的老板平襟亞）合作之初，曾有過君子協定，主編得分享經濟利益。當雜誌的銷售越佳，雙方的矛盾也就尖銳起來。最後，陳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亞到處托人推薦編輯高手，唐大郎說：“何不請柯靈出山，準行！”於是平襟亞就找到了柯靈。柯靈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開始接編《萬象》的。據柯靈說同年七月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給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遙寄張愛玲》）但據平襟亞的回憶：“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柯靈老年
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到‘萬象書屋’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經》，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秋翁《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海報》，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學者蕭進認為張愛玲是先認識平襟亞，平襟亞對張愛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負責張愛玲的稿約和稿費事件，兩人接觸頻繁，這也是後來兩人因稿費問題而鬧翻，但沒有影響到她與柯靈之間的友誼的原因。蕭進《張愛玲與〈萬象〉矛盾的曆史考察》，收入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二九年六月，華東師大出版。柯靈在一九八四年寫的《遙寄張愛玲》也肯定地說：“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從《遙寄張愛玲》觀之，後來張愛玲和柯靈還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靈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張愛玲與胡蘭成去柯靈家存問並留言，張愛玲並請胡蘭成找日軍要求釋放柯靈。同年秋，張愛玲將《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柯靈提供了不少意見，又為之居間奔走，將她引薦給大中劇團的主持人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傾城之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後，大獲成功，張愛玲為了答謝柯靈，送了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柯靈拿來做了皮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導演桑弧看見了，用上海話取笑說：“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經過數十年後的《小團圓》中，柯靈以“荀樺”的麵目出現，不隻讓讀者“震了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謝其章說：“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小團圓》裏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麵罩戴不住了，《小團圓》此處真該以‘小說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張愛玲說‘荀樺有點山羊臉’，我正好看到一張柯晚年的照片，覺得張愛玲看人準，落筆就準。”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而學者高全之也說：“柯靈是否曾在電車上非禮張愛玲，難予求證，也沒有必要考察，重點在作者借此說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蠻橫惡劣，並且提出‘忘恩負義’的批斷。除非有人能夠提供柯靈曾經激怒張愛玲的其他事證，我們目前隻能猜測祖師奶奶曾經過目柯靈那篇強不知以為知的《遙寄張愛玲》。”高全之《懺悔與虛實——〈小團圓〉的一種讀法》，《現代中文學刊》，二九年第三期。
平襟亞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文中回憶說：“她寫信給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冊單行本短篇小說集。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她。”一九四三年八月《雜誌》的“文化報導”欄，有這樣的預告：“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也回憶說：“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征詢意見。”柯靈給張愛玲寄了一份中央書店的書目，中央書店當時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謝垂青。而平襟亞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海報》上，以“秋翁”之名，發表《張愛玲之創作》談到：“……繼以《心經》一稿投《萬象》，同時投函及予，曾數次約談，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說七篇，要求予代出單行本，複以紙貴如金箔，未成議。予將《傾城之戀》及另一篇長稿，退還愛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備《萬象》登載。”引自《張愛玲傳》，王羽著，二九年十月，上海文化出版。《萬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刊出《心經》（一）、（二），十一月刊出《琉璃瓦》；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則刊登連載小說《連環套》，至六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改由《雜誌》月刊社出版，大受歡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亞在《海報》上發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認為張愛玲寫《連環套》時，多拿《萬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學者蕭進認為稿費事件發生在五月份，而平襟亞直到八月份才提出，顯係因見到張愛玲的小說集大賣，一筆到手的生意泡了湯，因此遷怒於張愛玲，於是隻有借助一千元灰鈿事件來做文章，不僅在小報上大罵張愛玲“生意眼”、“市儈”，還把張愛玲給他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譏諷張愛玲所謂的“貴族身份”，實在有失風範！蕭進《張愛玲與〈萬象〉矛盾的曆史考察》，收入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二九年六月，華東師大出版。
張愛玲與汪宏聲、錢公俠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據史料家秦賢次的資料說，汪宏聲是浙江吳興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於上海光華大學第五屆教育係畢業。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聖瑪麗亞女校國文部主任，成為張愛玲高三畢業班的國文老師。汪宏聲也是翻譯家，曾譯有美國小說家奧爾珂德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婦人》（同上）、《小男兒》（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錢公俠主編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中；另以沈佩秋筆名譯有王爾德的《莎樂美》（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裏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錢公俠、謝炳文（後改名謝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浸至成為台灣新聞界大老）主編的世界戲劇名著叢書中參見秦賢次《儲安平及其同時代的光華文人》，收入謝泳編《儲安平和他的時代》論文集，二九年十二月，秀威出版。。
錢公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興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七篇。錢公俠係當時光華大學風頭最健的學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鬱達夫來光華演講。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麵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編，《中華日報》主筆等。參見秦賢次《儲安平及其同時代的光華文人》，收入謝泳編《儲安平和他的時代》論文集，二九年十二月，秀威出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錢公俠創辦《語林》月刊時，他希望借張愛玲的名聲為自己的雜誌大壯聲威，於是他找到他光華的學長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張愛玲說：“沒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錢公俠先生，知道汪先生為《語林》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錢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樣。”錢公俠與張愛玲應是熟識的，在這之前他們同在《雜誌》寫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雜誌》社在康樂酒家舉行“《傳奇》集評茶會”，出席的人員中就有錢公俠。
《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說：“她一貫地懶惰，還是什麼都‘我忘啦！’我記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說‘我——’我不等她說下去，便接著說‘——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來一篇。我一看，卻就是《霸王別姬》的上半篇，原來她要把這一篇充兩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平襟亞先生與張愛玲的一番‘灰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別姬》充兩期作文的一樁公案，‘夫子’不禁‘莞爾’了。”汪宏聲萬萬沒有想到，他這種玩笑似的聯想，正好進一步坐實了張愛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負麵形象。對“一千元錢灰鈿”這件事，張愛玲本不願多言，為不使自己尊重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甚至大眾誤解，她寫了一篇《不得不說的廢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語林》月刊加以申辯：“我替《萬象》寫《連環套》。當時言明每月預付稿費一千元，陸續寫了六個月，我覺得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此後秋翁先生就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那篇文章，說我多拿了一個月的稿費。柯靈先生的好意，他想著我不是賴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時疏忽，所以寫了一篇文章在《海報》上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實了這件事。其實錯的地方是在《連環套》還未起頭刊載的時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麵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帳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有一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麵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平襟亞並把《連環套》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注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而汪宏聲有《“灰鈿”之聲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雲雲有何因果關係也。”
錢公俠對張愛玲是相當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報》《談女作家》一文中，錢公俠說：“她（張愛玲）至今是一個象牙塔裏的閨秀。她對於社會曾采取一種孤立主義，遠遠的站開著，絕不與人纏夾，因為她沒有蘇青女士那種潑辣大膽，也沒有王淵女士那種渾然無我的感覺。人家看她，仿佛又遠又高，而她就在那遠處高處奏出人間天上的音樂。”
張愛玲與袁殊
張愛玲與《雜誌》的結緣早於《萬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張愛玲便有小說《茉莉香片》在《雜誌》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數量最多的刊物。據沈鵬年先生說：“……袁殊看到《紫羅蘭》發表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頓覺眼睛一亮，像在群馬中發現了驊騮。他便驅車靜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樓上，向這個可以做他女兒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張愛玲當然不會知道，此人竟是共產黨員。張愛玲本來都是自己投稿的，這一次，《雜誌》創辦人卻來上門約稿了。《茉莉香片》是張愛玲在《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從此以後直至刊物停辦，《雜誌》上幾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傾城之戀》脫稿，袁殊他們連聲叫好。吳誠之與魯風決定把篇名套紅印上封麵，以示醒目。惲逸群主張和另一篇同樣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論》（案：作者署名劉洪，實際是惲逸群）並列刊出。……刊物還沒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國報》、《晚報》和電台上大做廣告，使張愛玲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於是這期《雜誌》竟萬人爭閱，立刻搶購一空。張愛玲一成名，《雜誌》社立刻為她出版單行本。由於宣傳及時，初版四天售罄。在吳誠之與魯風同誌主持下，《雜誌》社特地舉行了‘《傳奇》集評茶會’。魯風原名劉祖澄，滬江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在新光通訊社當記者，與袁殊相識後一直充當他的助手。由袁殊發展入黨。因此說，張愛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苦心扶持所致。”沈鵬年《共產黨慧眼識真才——記袁殊與張愛玲的成名》，《行雲流水記往》，沈鵬年著，2009年3月，上海三聯出版。
袁殊原名袁學易，湖北蘄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文藝新聞》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黨員。四十年代成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的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直接隸屬潘漢年領導。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是所謂的“多麵間諜”，與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本情報機關都有過密切關係。上海淪陷時期，一躍而成為江蘇省教育廳長，還主持一張報紙——《新中國報》，和一個刊物——《雜誌》。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請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蘇州去玩，他在江蘇教育廳官邸拙政園盡了一份地主之誼。那次蘇州之遊，《雜誌》還特別做了“春遊蘇州”的專輯（第十二卷第六期），蘇青還寫了散文《蘇遊日記》，同遊的還有文載道（撰有《蘇台散策記》）、譚惟翰、予且、實齋、譚正璧、班公、錢公俠、吳嬰之、關露等多人，張愛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遊蘇州的邀約。
《雜誌》當時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許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恥於與其來往的，為此編輯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後回憶說：“抗日戰爭時期，吳江楓為《雜誌》來向我征稿，一再聲明，這是共產黨內地下工作者奉命辦的，表麵是漢奸刊物，其實不然。”胡山源《文壇管窺——和我有過往來的文人》，2000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蘇青後來在《續結婚十年》中說袁殊這人身邊美女不斷，每天要換上一個。不過蘇青出這書的時候，袁殊已經在上海失蹤了，變成了新四軍中的曾達齋，與關露在一起。這是蘇青不知道的，所以她會大膽地說這樣的真相。張愛玲在《小團圓》裏並沒有寫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給好友宋淇的信中這麼說：“袁殊自命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戰後大搖大擺帶著廚子等一行十餘人入共區，立即被拘留。”（見宋以朗在《小團圓》的前言）則顯係她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
張愛玲與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