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文藝》這些年也在關注都市文學的發展，我記得我1997年曾經給《廣州文藝》寫過一篇關於城市文學的文章，當時我記得叫的題目很怪，回來一看覺得挺好，叫“老、遊、女、金”，看不懂，像日文的題目。不是小說，是一個評論。
一個是老。其實我是當時把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城市文學分成四種形態：一種是老城市。就是你們的征稿啟事裏麵的，就是寫老城的小說也叫城市小說。比如說老舍的小說，他是寫老城的。比如劉恒最近的話劇《窩頭會館》，就應該屬於城市文學的範疇。
第二個是遊，什麼叫遊？遊走者。當時我舉了邱華棟的例子。邱華棟寫了一部小說叫《城市戰車》。他這個《城市戰車》就是寫當初的北漂。他就寫流浪藝術家流浪在北平的生活。流浪藝術家他往往代表著一個農村向城市進軍的潮頭，所以後來出現了韓東、朱文等一大批所謂的遊走者的小說。這個小說後來被稱為新生代小說，這一批小說家很多。像邱華棟，韓東，包括徐坤。你們看徐坤的小說，裏麵的女主角是一個遊走者，也是遊蕩在城市的各個領域。
第三個是女，就是女性小說。女性小說是以城市文學為本質的，特別是在座的二張(張欣、張梅)。女性文學的作者來自都市的也多，男性會寫城市的不多，他們一不小心就將城市寫成鄉村大集鎮。基本上限於城鄉衝突，比如路遙、趙本夫、李佩甫等。
第四個是淘金小說。當時我發現了小說裏頭，有一種寫淘金者的小說，寫什麼下海，到商海裏麵去做生意，碰到了很多人生的故事，通過淘金來寫人生故事，這也是作為城市小說的範疇。今天我看到十幾年過去了，基本上這四類。但是後來我發現要加一個職，職場小說。這是當時都市文學的一個新的重要產物。
職場小說也隻有都市文學裏麵才能出現，農村生產隊他們不叫職場。職場小說是近幾年新出現的一種，職場小說現在非常火，在排行榜中總是榜首。我看了一下為什麼是職場小說，職場小說我看到了最後，覺得不難寫，好寫，他就是階級鬥爭小說新的改變。就是這種人與人怎麼鬥。你看《潛伏》，這雖然是一個間諜小說，他其實就是一個職場。原來我們瞧不起職場小說，等我看了《潛伏》以後，我覺得職場小說的含金量不小。
職場有什麼不一樣呢？職場現在都是怎麼樣討好老板。比如說這個職場小說裏麵，我看到有一個，據說他們網站裏麵流行一本書，就是說裏麵有一個叫職場攻略，那個很有意思。他說老板的小蜜分到你的部門怎麼辦？這個是知識化的問題。職場小說其實是辦公室政治跟階級鬥爭小說的一種新的延續，但是他是在寫字樓裏麵發生的，是發生在我們都市裏麵的。所以張欣早就寫了職場小說，隻不過她這個小說裏麵元素更多，沒有特別的突出。所以我就把小說分成五類。這樣的五類，基本上把都市文學大致的脈絡可以概括出來。
現在的文學發展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到今天，我就在想文學的標準、文學的參照、文學的評判、文學的肯定在變化，這很有意思。因為我從職場小說想起，為什麼職場小說引起我的注意？因為賣得好，有那麼多人看。比如說《杜拉拉升職記》現在賣到120萬元，《白鹿原》才賣到100萬元。
我最近常在講一個觀點，不經過讀者發酵的經典永遠不能成為經典。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是經過讀者發酵的，不是讀者喜歡的，很難留下來。比如說我們看《三國演義》、《水滸傳》也好，《西遊記》也好，《紅樓夢》也好，都是經過讀者發酵的。
(王幹評論家，《中華文學選刊》主編。)
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和關注點
陳歆耕
我對《廣州文藝》諸位同仁要表示我由衷的敬意！他們孜孜以求打造一本高品質文學期刊的努力，在目前市聲攘攘的大環境下尤為可貴！2008年《廣州文藝》全新改版，從內容更加“純粹”到裝幀的精美都讓人眼前一亮。我覺得這是《廣州文藝》在都市夾縫中文學攀援的第一次跳躍。他們經曆了惶惑和困擾後清醒地意識到了《廣州文藝》作為南國都市“文化名片”的使命和應有的追求。這次召開都市文學研討會，並發起“都市小說雙年展”征文活動，可以說是抓準了文學發展的新的趨向和關注點，進一步凸顯了主打都市文學的新定位，這是《廣州文藝》的又一次跳躍。我相信一本既時尚又保持文學高品質的《廣州文藝》，將會給讀者帶來新的驚喜！
回顧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文學史，我們不難發現在文壇唱主角的大多是農村題材的作品。近屆獲茅盾文學獎的四部長篇小說有三部是反映農村生活的。但這一狀況正在悄悄發生變化。因為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從一個以農耕文化為主的農業大國，正在轉變為農業、工業、信息三者並存的社會，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加快，社會關注的熱點大多也由農村轉向城市。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即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文學創作的現狀與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存在著很大的隔膜。雖湧現了不少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但尚缺乏真正深入到城市肌理，觸摸現代城市靈魂的厚重之作。《廣州文藝》及時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呼喚和催生都市文學的繁榮，表現出他們對當下生活的敏銳觀察力，是引領文學新潮的明智之舉。
明確了新的定位和目標，要提高刊物的質量，關鍵還是要靠高質量的作品來支撐。《廣州文藝》需要根據刊物的新的理念和定位，尋找新的作者群。據我所知，目前所謂的被稱為主流文壇“一線作家”的那些人，大多從小生活在農村和小城，他們雖然現在生活在城市，但他們進入大城市時已功成名就，無需從城市的底層開始打拚，他們對城市生活的感知也大多來自超市、小菜場和卡拉OK包房，因此寄望於他們寫出反映都市生活的真正有都市感受的好作品，可能存在一定障礙。
在這方麵，我們在尋找作者時要有所取，有所舍。要用放大鏡尋找那些對城市生活有深刻體察，同時又富有藝術創造才華，尚不為主流文壇所重視的作者，如寫《杜拉拉升職記》的李可，寫《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的慕容雪村，寫出《浮沉》的崔曼莉等等，引領都市文學新潮的將是這樣一些作者。
其次，我們不要上評論家的當。評論家喜歡造概念，什麼是“都市文學”？先給它作一個理論上的界定。如果我們在辦刊時按照他們劃出的理論框架取舍作品，隻能是作繭自縛。我們的視野應該打開。都市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甚至是光怪陸離的，富商大賈、時尚白領、酒吧女郎、拾荒者的身影……都在喧囂的城市人流中出沒。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形態，滋生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應該對都市文學的概念作廣義的理解。隻要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不管你寫什麼，不管你用的是什麼表現手段，都可看作是都市文學。
(陳歆耕作家，《文學報》主編。)
都市文學的“雙人舞”
賀紹俊
中國當代文學的都市文學興起於上個世紀90年代，是文學期刊對其推波助瀾的成果。文學期刊敏銳地感受到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新的都市氣象，相繼提出了新市民文學、都市文學等概念，鼓勵出生和成長於城市的新生代作家書寫城市生活。而從另一方麵看，在期刊推動下的都市文學又是一個早產兒，因為作家們對於城市的新生活現象還缺乏沉澱和清理，還沒來得及重新消化。雖然可以描繪出一幅都市的畫麵，但是你如何去解讀，還是猶豫不定的。因此90年代以來的都市文學一直顯得不是那麼理直氣壯。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還有一些跟都市文學相關的概念，如底層文學，青春寫作，美女寫作，打工文學，等等，其中不少也是由文學期刊首先提出來的。都市生活雖然在公共話語和政治話語中占據越來越多比重，但都市文學似乎在熱鬧了一陣之後逐漸陷入低穀，在這一背景下，《廣州文藝》接續起都市文學的話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是非常有遠見的。
但是，中國的都市文學並不是從90年代才發生的，在現代文學階段已經積累了表現都市生活的文學經驗，這種文學經驗早就進入到中國新文學的譜係之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催化的海派文學。但新中國成立之後，新文學譜係中的都市文學在意識形態化的影響下逐漸處於潛在的狀態和壓抑的狀態，一直到粉碎“四人幫”，這種都市文學的傳統得以張揚，融入到新時期文學的主潮之中。90年代的社會轉型使都市生活的變化日新月異，傳統的都市文學敘述麵對新的生活經驗有些不知所措，而新的都市生活經驗造就了新一代的作家，他們采用了不同於以前的敘述和審美表達，於是出現了另一種都市文學形象。所以，我們所看到的都市文學包含著兩個都市文學形象，這兩個都市文學形象的“雙人舞”，構成了整個90年代以來的都市文學發展的脈絡。
兩種都市文學的形象有著明顯的區別，一個叫作中年的或者叫成熟的都市，一個叫青春的都市。成年的或成熟的都市是從傳統的都市經驗延續過來的，青春的都市是社會轉型後產生的。成年的或成熟的都市是一種舊的城市經驗，是與鄉村還有密切關係的城市經驗，是在緩慢的現代化中積累起來的城市經驗，它是與傳統文化在對話。而青春的都市是90年代以後，社會轉型以後，以新生代作家為代表，特別是包括“70後”、“80後”，他們是一種青春的都市，是與全球化、網絡化有著密切關係的城市經驗，它是與西方文化在對話。
兩種都市文學形象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敘事，成年的或成熟的都市文學形象是知識分子敘事，而青春的都市文學形象是後現代敘事。20世紀初產生的現代知識分子以強烈的社會擔當參與到革命進程之中，這構成了知識分子敘事的基本特征，而傳統的都市文學基本上采用的就是知識分子敘事。問題在於知識分子敘事始終停留在革命敘事的層麵，這在革命的年代是合適的。但當下的中國其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分子敘事卻未能充分調整自己的敘事策略，仍然停留在革命敘事的層麵，沒有從啟蒙者這種形象中間走出來。在當下，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現代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青春的都市文學形象則是一種後現代敘事，適應了現代大都市中急速膨脹的後現代文化，其基調是叛逆、頹廢、消遣、非曆史化，但這種後現代敘事隻是停留在感性的層麵，缺乏一種曆史的深度和一種理想的精神。
總的說來，兩種都市文學形象的“雙人舞”雖然多姿多彩，但我們仍然覺得缺少了點什麼，缺少的恰恰是深沉的思想。
(賀紹俊評論家，沈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小說選刊》主編。)
嶺南都市的天然敘述者
張燕玲
在中國的都市文學版圖中，廣東的女作家劉西鴻、張欣、張梅、李蘭妮、彭名燕以及新一代的魏微、黃詠梅、盛可以等以個性化的作品呈現出的時代感與豐富性，對當下中國的文學經驗貢獻了新的價值和新的經驗。
在此，我想談談張欣、張梅與黃詠梅。我以為三人在共同講述嶺南故事中同中見異，尤其張梅、黃詠梅更是嶺南都市文學的天然敘述者，三人在嶺南文學板塊中個性鮮明，卓有成就。首先，來自文化的自覺。三人都生養於嶺南都市，張梅、張欣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黃詠梅一衣帶水，生長在廣州的上遊城市梧州市。她們以對嶺南都市新的發現和新的表現為己任，有著真誠麵對生活資源的根性自覺。
其次是文體自覺，三人都在小說中敘述好看的嶺南故事，張欣比較長於中長篇，也更注重講新穎的好看的故事；張梅以中篇為主，兼以長篇和散文，她長於在講述滾滾紅塵中的淡定與風雅；而詩人出身的黃詠梅擅長中短篇，她的嶺南故事頗具文人的氣質和智性。她們都是致力於嶺南城市生活體察、城市故事想象、城市人物表現的優秀作家，城市人的精神狀態在她們的筆下得到淋漓盡致、各具形態的個性化呈現。
但是，張欣畢竟生長在廣州的部隊大院，不同於張梅、詠梅植根於嶺南文化，張欣文化的根性更多來自中原文化，她的敘述也源於普通話。無論她的《城市愛情》、《歲月無敵》、《伴你到黎明》等作品，還是新作《對麵是何人》。她好看故事的主角多是些靈魂無法落實的大公司的白領女性，但她常常不作虛妄的城市批判，卻寫出了現代人生命的質感和韌性。2008年的《用一生去忘記》，以城市好看的故事闡釋自己對人性的愛、善與惡的發現，頗為悲涼。新作《對麵是何人》也是一部充滿人性人生追問的小說，也是一個好看的故事。小說以“讓一個女人低頭的，是愛情。能把男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是他們的夢想”，開啟了城市傾軋的故事，是的，當今在都市往往與親友相坐卻往往不知對麵是何人，甚至隻能愛陌生人。隔膜，孤獨，兩兩相望卻兩兩相殘，人性的絕望和孤獨淋漓盡致，頗具質感。
而張梅與黃詠梅，兩人都多以市民社會為自己城市書寫的支點，而且把筆下的嶺南風情推到一個極致。很難見到有她們兩人這麼地道純粹而出色的嶺南敘述了，她們始終以一種根紮嶺南的口語、俗語、方言描述一個個各具形態的鮮活、精妙與可感的細節，一種種生香活色、生動非常的嶺南風情。兩人都在一種平實市井甚至多少有些八卦的敘述中直指人物內心、生活本相乃至世道人心；不同的是，張梅敘述的散淡、閑適和無謂，更貼近都市日常生活本相，她的敘述疏朗甚至有些瑣碎，卻頗具風情。一如她的《口水》一樣，生活化的小故事，散淡得就真像日常的口水，但你能感受到瑣碎日常裏的文心，包括她的多寶路、西關路，包括她筆下的米蘭、聖德，以及《破碎的激情》，雖有物質精致生活的享受卻常常陷入精神的尷尬而疲倦、孤獨和寂寞。而她《酒後的愛情觀》的新女性，則是一群多彩多姿的都市女性的眾生相，她們在城市化、俗世化的汪洋中卻不時有君臨之態，從而散發著陣陣脫俗的風雅。在這個意義上，張梅在國內的都市寫作中可謂個性鮮明、獨樹一幟，極少人像她那樣把城市寫得這麼家常，這麼世俗，又在俗世中眼角上挑，顯出一種君臨之態和風雅之韻，這是不簡單的事情。
另一位嶺南故事天然的敘述者黃詠梅，她的作品比張欣、張梅更具有文人氣質，她筆下著相更多的是小資群體，尤其女小資，她敘述表麵平實，但卻處處機鋒閃爍，有一種從內向外閃爍著的語言刀鋒，與張欣、張梅一樣對當下滾滾紅塵解剖相當精準，但在敘事上，她的敘述針腳更為細密，那是有勁道的白描功夫。她筆下的阿甘、女小資文藝青年楊念真們，掙紮在俗世中，卻有人間溫情或不屈的生命的尊嚴，頗具波西米亞風骨，有所堅守。因而她以更多的文化關懷、以思力實踐著對城市的透視和批判，在這個意義上她超越著張欣張梅們。
是的，黃詠梅的都市市井，市井的人物，市井的風俗，八卦的平凡的卻處處是人間的暖意，甚至是可以《把夢想喂肥》，這是多麼氣象萬千的人間想象嗬。這是簡單的幸福生活，但簡單卻是以不屈的夢想支撐的。她的筆以嶺南西江為墨，遊走在嶺南人靈魂與世俗生活間，在迷幻的城市迷幻的生活中，敏感地捕捉和展現現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流變，尤其遮蔽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特別是女性的心靈之光，頗具風骨。無論都市白領行走在《多寶路的風》中的陳樂宜、《勾肩搭背》的樊花，還是《文藝女青年楊念真》，還是隻能出入豪華飯店《負一層》的女工阿甘，都在她的筆下活出人的心思與尊嚴，散發著人性向善的感染力，平凡卻有傲骨。我想，大俗大雅、俗世日常、精細舒展的嶺南故事和心靈書寫，正是黃詠梅出類拔萃的地方。走下去，黃詠梅一定會賦予生她養她的嶺南新的意義和新的可能。
(張燕玲評論家，《南方文壇》主編。)
都市文學，還是城市文學？
李美皆
看到研討會通知的時候，我首先就感到納悶，為什麼不叫“城市文學”，而叫“都市文學”？因為在我的理解當中，城市是與農村相對而言的，而都市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城市相對而言的，中小城市也可以稱為城市，但不能稱為都市。為了印證自己的感覺，我特意查了一下詞典。都市：大城市。由此可見，都市文學，就是大城市文學。那麼，這個命名首先就把我們言說的範圍限製得很小了，同時，也把《廣州文藝》所倡導的這個雙年展的創作範圍限製得很小了。
除了地理上的限定外，“都市文學”在文化上還有特定的內涵。一提都市文學，我腦子裏首先反映出來的就是上海、廣州這兩個地方的寫作，就是新感覺派、衛慧、棉棉，就是張梅、張欣、黃詠梅、盛可以她們這些作家。都市文學在廣州這個地方，跟香港又很接近，張梅和黃詠梅小說裏麵的味道我覺得就很接近香港，尤其黃詠梅的小說，跟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說味道特別接近。這就是粵派或者說嶺南派都市小說的特點吧。由“都市文學”所帶來的直感印象，可以概括出都市文學約定俗成的特定內涵：現代的、物質的、商業的，等等，這正是現代文學史上海派的特征。甚至，把北京的寫作稱為都市文學我都覺得不是那麼回事，因為京派文化還是注重傳統、文化、政治等等。都市是要充分資本主義化的，而中國的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起來，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商業化又剛剛開始起步，中國的都市經驗還很匱乏。那些最典型的海派寫作，其實還帶著模仿西方的痕跡，從生活到寫作都在模仿，有偽生活的嫌疑。
什麼是主流的城市生活呢？什麼是經典化的城市生活體驗呢？是作為時尚標誌的，還是市民日常生活的？應該是不可或缺的兩翼，如同每個城市既有幾個地標性建築，又有大量千篇一律的居民樓，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成就都市小說，後者成就市民小說。前者還有待伸展，後者則源遠流長。市民小說從明清開始就有，到了張恨水的時代還有。但到了解放後，城市文學已經不強調了，常見的就是工業題材的寫作。到了新時期，像陸文夫的蘇州小說，鄧友梅的京味小說等又出現了，但往往注重的是地域文化，並不強調城市。九十年代新寫實小說中的市民生活，大家不約而同地加上了一個“小”字，稱為“小市民生活”。我覺得那就是正常的市民生活，市民生活就是市民生活，無所謂大小。社會轉型之後，城市大發展，給城市文學帶來了極大的空間，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一麵是城市的邊緣在不斷外擴，一麵是農村在搞新農村建設，這就使城鄉的界限日漸模糊，城市變得更加複雜，城市生活經驗也變得模糊和複雜，那麼，城市生活經驗是誰的經驗呢？是城市人的經驗還是人在城市的經驗？
(李美皆青年評論家，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文學評論中心主任、副教授。)
都市和鄉村不是全部
魏微
上午很多老師其實都是在就“都市文學”的命名，作一個邊緣的界定。我聽了也是特別有同感。我剛才聽了賀紹俊老師，包括李美皆的發言，也都是在探討“都市文學”這個概念是否準確，比如有一類文學，像華棟、王朔，像張愛玲等的小說，都是帶有很明顯的“都市文學”的特征，這一類的小說可以稱得上是“都市小說”；但是也有另一類寫作，我就說我自己，因為我也寫過一些以都市為背景的小說，但我覺得我的小說還不能稱為“都市小說”，因為特征不明顯。我寫的都是都市裏的一些小人物，性格模糊，處於一種模棱兩可的生活狀態中，其實這樣一些人，你把他放在鄉村也是成立的。當然我也寫過一些以鄉村為背景的小說，但是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就是我寫的鄉村也不能稱為“鄉土文學”，同樣也是特征不明顯，沒有標簽性的東西，沒有強調所謂的苦難，沒有那種撲麵而來的泥土氣息。
這就是說，在某一類作品裏，都市和鄉村隻是背景，是可以互換的；在某一類作品裏，作家想表達的是人的一種生存狀態，那麼對於這一類的小說，我們該如何命名？簡單地以“都市文學”或“鄉土文學”來界定，我覺得是不準確的。。
我還想起我們江蘇的兩位作家，比如說葉彌，她也寫過都市，也寫過鄉村，但是她的問題和我是一樣的，比如說她有一篇《天鵝絨》，是以鄉村為背景的，寫“文革”一個生產隊小隊長的故事。這篇小說非常短，寫得非常漂亮，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是“鄉土小說”，因為沒有那個味兒，沒有鄉土氣息，整篇小說充滿了現代感。你說這樣的小說該如何界定？
還有蘇童，他寫的“楓楊樹故鄉”係列，一條小街，一個孩子的視角，寫的都是街坊鄰居的眾生相，這樣的小說又該如何命名？要是偷懶一點，因為它有點城不城鄉不鄉的，是介於兩者之間，自然可以用“小城文學”或“市井文學”來命名，但我覺得是不妥當的，因為他的著力點並不在寫一個地方，也不在寫一個地方的人，他的著力點是意象，是營造一個氛圍。
所以我在想一個問題，就是“都市文學”或“鄉土文學”這一類的命名是否有意義，因為很明顯，它不能囊括全部。我是提出問題，供大家思考。
(魏微廣東省文學院專業作家)
我們如何避免一個同質化的世界？
李雲雷
我對“都市文學”沒有專門研究，簡單地談談，請大家多批評。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都市是在西方城市模式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而現在“都市文學”的內容，似乎也集中於情感或欲望故事，集中於消費、時尚、酒吧、商場、名牌等，還有官場、商場或職場小說等，我覺得這樣的都市或“都市文學”，是對豐富複雜的城市生活的一種狹隘化，在此之外，應該還有另外的方向與可能性，這是我們應該去發掘與探索的，我想談談這些另外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麵：傳統性、社會主義現代性、地方性，我覺得從這些方麵，可以豐富我們對都市和都市文學的理解，也可以反思西方式的城市發展模式。
首先是傳統性。我們應該知道，現在都市的生存狀態，在中國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按照西方的模式發展起來的，在與西方“衝撞”之前，在晚清以前，中國也有城市，但與我們現在理解的城市形態大不相同。比如那時的城市不像現在，是一個“陌生人社會”，他們雖然住在城市裏，但都住在四合院、胡同或大院裏，也是一個“熟人社會”；那時的生活節奏，也不像現代都市這麼快，充滿了偶然性與流動性，而是按照四季的循環，過著慢悠悠的日子；那時的城市建築，也體現了傳統中國的宇宙觀、世界觀與倫理觀，比如天壇、地壇、故宮，等等。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自足的城市生活被打亂了，開始逐漸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構築自己的城市，這主要表現在城市空間的變化上。而這個變化，我們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麵來討論，一個是中國境內城市之間關係的變化，即有的城市的地位變得重要了，有的城市則逐漸衰落了。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是山東聊城人，我們聊城靠著京杭大運河，在明清時期是全國十幾個大城市之一，當時叫東昌府，是一個交通樞紐，是很繁榮昌盛的。但是近代以來，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廢棄(漕運改為海運)，這個城市就逐漸衰落了。在全國範圍內也是如此，比如哈爾濱、上海，在近代以前都是小村落或小縣城，是中外之間的戰爭、貿易與“交通”，使得它們的戰略位置變得重要起來，這可以說是傳統中國麵對西方的衝擊，在內部所作的調整與因應，而形成的一種格局，這是一種城市空間的變化。
另一種變化，是城市內部空間的變化。原先具有現實或象征意義的建築，逐漸被邊緣化，或者廢棄，而具有新的功能的建築或空間，則發展起來，在城市生活中越來越占據主導性的地位，比如故宮、太廟、國子監等建築，便不再具有實用功能，而隻成為了一個景點，占據城市生活核心位置的，則是廣場、商場、超市，等等。
梳理這樣一種曆史的變化，我是想說明，我們現在的城市生活並不就是“自然”的，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而傳統中國的城市形態，在某些方麵可以給我們以啟發。比如現在我們的城市大多是“陌生人社會”，在一起住對門住了很多年，都不認識，這樣一種冷漠的人際關係，並不一定就比胡同裏的熱鬧氛圍好。另一方麵，中國城市處於一種曆史的變化中，也仍有很多傳統性的因素，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小羊圈胡同中市民之間的相互扶助，在王朔的一些小說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院裏人與人的密切關係。在現實中，也有這些因素存在，比如在一個單位中，我們有時會說單位就像一個“大家庭”，這種“大家庭”的氛圍與感覺，也是一種傳統性的因素，一種類似於家族意識的集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