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舉辦“都市小說雙年展”？
李錦源
作為廣州市唯一的一本純文學期刊，自創刊以來，《廣州文藝》為廣州文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培養了大批文學精英，刊載了大量的文學佳作，為祖國的文學寶庫和文化積累貢獻了我們的心血和力量，一直受到國內外讀者的廣泛歡迎。
2008年，在充分調研和切實論證的基礎上，《廣州文藝》進行了改版。改版的目的，主要是想在全國各地的文學期刊中，突出《廣州文藝》的辦刊特點。實踐證明，改版是成功的。據不完全統計，自改版以來，《廣州文藝》所發表的作品，已有30餘篇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讀者》、《作品與爭鳴》、《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文藝報》、《文學報》等國內權威選刊和報紙選載或介紹，部分作品被收入了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的年度選本，是創刊以來選載率最高的時期。擴大了刊物的影響力。同時，刊物的訂數也有了微量的增長。大家都知道，在目前情況下，作為文學期刊，印數不降已是幸事，即使增加一本，也十分難得。
舉辦此次“都市文學研討會”和“《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展組稿會”，一是為了進一步彰顯《廣州文藝》的辦刊特色，進一步擦亮《廣州文藝》的品牌，擴大刊物的影響力；二是要為我國都市文學的發展注入更多的活力。時代和曆史需要都市小說的繁榮。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都市小說的現狀與時代的發展一直極不協調，都市小說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在如今中國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中國的都市小說必將需要一個大發展，也必將麵臨一個大發展。中國的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學，存在著巨大的發掘空間。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想聽聽各位方家的高見，以便我們獲得更多的理論支持，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有目共睹，在各種新興媒體的擠壓下，紙質媒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是全世界的事情。盡管我們還麵臨很多困難，但我相信，有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有文學界及文學理論界的真誠幫助，我們的事業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我們“辦有特色、有品位文學期刊”的願望一定能夠實現！
(李錦源廣州市文聯主席)
都市文化是都市文學的基礎
牛玉秋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新的生活內容，作為文學素材的生活已經呈現出來了，但都市文學的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究其根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我們對都市文化、對都市文化的豐富性、對都市文化在城市化進程中日新月異的變化，缺乏敏感、深入的了解和體驗。而文化從來就是文學的基礎，都市文化也是都市文學的基礎。隻有把握都市文化最細微的脈動，才能有都市文學的長足發展。
首先來看都市文化的豐富性。都市文化豐富性的第一個表現是，都市都是有個性的，都市文化也都是有個性的。即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例，有特別鮮明的不同。凡去過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是最能侃的，他可以跟你從黨中央書記處的那個會議一直跟你侃到經濟形勢，談到家庭倫理，各種大小問題幾乎沒有他們不能談的。上海人的精細、長於計算也是很著名的。比如在憑票供應的時候，隻有上海有半兩的糧票，可以看出，他們把日子安排得非常精細。而廣州“民以食為天”這個特點就特別突出。到廣州來開會，北京那邊飛機誤點，廣州這邊負責接待的人得知消息第一反應是交代“馬上帶著大家去吃飯”。當然這些隻是都市文化最皮毛的表現。
都市文化豐富性的第二個表現是它本身內在的、可以細分的豐富性。比如像北京就有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之分，王朔筆下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大院文化，而胡同文化就有完全不同的風貌。在現代文學史上，老舍與曹禺筆下的北京就各不相同。老舍筆下的大多數都是平民，頂多不過是像《四世同堂》裏的那樣一個在和平時期裏的殷實之家。這和曹禺筆下的《北京人》，那種沒落封建家族裏的那種狀況又是不一樣的。在同一個都市文化環境中，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就有著不同的文化韻味。
其次是都市文化還具有流動性。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近十幾年來整個城市發展的速度真的是日新月異。城市建設已經在不斷地改變著原來很多城市文化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就像現在北京的胡同文化的基礎就已經沒有了，不要說更年輕的人，70年代以後出生的北京人基本上就沒有過過胡同的生活，北京現在胡同已經很少了。後海的“胡同遊”遊的是胡同標本。而胡同本身的生存環境，就是半條胡同的人彼此都認識。然後一個四合院裏麵，誰家炒菜，別的人都可以聞到味。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裏麵，人與人關係的距離和那種性質是確定的。而現在當人們搬進樓房以後，常常是對門住的鄰居，誰都不認識誰，不知道人家姓什麼，叫什麼，家裏有幾口人。這樣的一種生存基礎的變化，對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文學去把這種不斷流動著、並逐漸消失的文化現象以文學的形式凝固住。在舊的文化現象不斷消失的同時，新的文化現象也在不斷地生成。比如阿根廷作家胡裏奧·科塔薩爾在他的短篇小說《南方高速》裏就寫了高速公路上的大塞車，寫因車流被阻滯在高速公路多日而形成的一個臨時微型社會裏各色人等的心理群像。這絕對是過去都市文化當中沒有的文化現象，也是需要作家不斷地去捕捉的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特征的、新的城市文化現象。
第三點談談文化的包容性和排他性。文化的包容性和排他性都是有意義的。排他性是保存文化獨立個性的一種條件，而包容性又是一種文化不斷發展、前進的條件。關鍵就在於這種包容和排斥在此文化當中的比例是多少。文化的包容性和排他性的並存，構成了文化衝突和文化融合的局麵。這種局麵其實是近年來小說當中接觸最多的一個主題，就是文化衝突。最初是外來文化，比如西方文化的進入令我們挺震驚的。然後農民工進城，農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衝突。然後再發現文化衝突幾乎是無處不在的。在文化衝突當中會有強勢和弱勢的區別，我一直認為文化無優劣，文化沙文主義是錯誤的，每一種文化都有他獨立存在的價值，都是其他種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但是文化有強勢和弱勢之分。當然這種強勢和弱勢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比如講一個上海人到北京，他就會有一種弱勢的感覺。同樣反過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他就是處於一種文化弱勢。當一個個體進入到另外一個文化環境當中的時候都會產生一種弱勢的感覺。如果再想融入此種文化，就更要經曆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我們近年來很多小說都會觸及到這種問題。所以當前的時代，就是文化的大交融，大碰撞，互相衝突，互相包容的這樣一個過程。這樣一個過程將會給文學提供無窮無盡的寫作素材。
(牛玉秋評論家，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
未來中國文學的增長點，就在都市文學
邱華棟
今年5月份，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還跟北京作家做了一個交流。他講，在他之前出現的幾代土耳其作家，全部都是寫鄉村的，基本上都是的。從他開始，就有意識地以伊斯坦布爾這個大都市作為背景，因為，他出生在伊斯坦布爾一個中產階級以上的一個文化世家。
他說，我要有意識地選擇以大都市作為背景，來探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融和溝通，所以，他後來寫了30多年，從來沒有出來工作過一天，一直寫小說，一共寫了九個長篇。最新的一個也寫了一半，第八個叫《純真博物館》。通過他的經驗，我覺得，對中國當代作家也這樣，現在，我們歸納一下寫得比較好的，像莫言、賈平凹，他們都是中國的農村經驗的書寫者。但是，比他們再年輕一點的，像今天在座的張欣、張梅、我、盛可以，我們這些人，從經驗上來講，我就覺得，都是都市文學的書寫者。為什麼？這是因為都市的經驗是滲透在我們的生命裏的經驗。因此，未來中國文學的增長點，就在都市文學。
我是從新疆到武漢，再到北京，所以，我就覺得，像這種用外地人的眼光看你所居留的大城市的感覺，就特別興奮，我等於就是新一代北京人，在北京生活了有17年了。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在1992年的時候，陳希同還沒有倒，那時候北京還在做三環路上的東向、西向工程，打通東西三環，現在，北京六環都已經建成了，就是十幾年的時間。
這種城市的外觀的巨大變化，在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心裏頭，留下了特別強烈的刺激。所以我的早期作品，1990年代初期、中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寫我自己在這種城市裏，這種急劇變化的刺激下的異化和複雜的變形心理感受。到2000年之後，我自己也邁入了小康和小中產以後，我的寫作就一直關注新的社區。這最近十年，我寫了60個短篇，都是一個係列——《社區人係列小說》。今年我寫到第60篇，這個係列，我就再也不寫了。我就有意識地關注這些中產階級生活中的困惑和問題，中產階級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小問題，非常好玩的，好多生活故事都刺激了我。比如說，我經常碰到一個女士，她就因為跟她先生沒有孩子，她家養一條小狗，夫妻對狗的不同態度，發生了爭執，後來就離婚了。還有單親媽媽帶著孩子，還有單親父親帶著孩子，兒子進入青春期以後，兩個人共同偷看對麵一個空姐的生活故事。這些表露人性的故事，都對我構成了刺激，使我有寫作的衝動。我就覺得，通過對中國的中產階級這些人的生活狀態、道德訴求、感情困惑和生存的惶惑的觀察，我就寫了社區人係列的小說。現在看這60篇，10年的時間裏，我覺得自己做了一個很好的事情，我正在整理出來，打算以《來自生活的威脅》和《可供消費的人生》為題目，出版這個係列小說的兩卷本。我想，這60篇小說，無論從寫作的技術上說，還是從社會學角度，都是值得研究的。從寫作的技術上講，我在向厄普代克、契佛以及卡佛致敬了，從內容上，是當代都市文學的新書寫。60篇，我算是做完了一個事情。
都市文學這個話題是非常有意思的。反正，我自己就生存在這樣的一個大都市的環境裏頭，我就通過這種方式，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包括有一些我從新聞上也搜集到的一些材料，把它轉化成一個小說。我可以隨時從周圍這些人的生活狀態裏搜集到我想要的素材，把它轉化成小說。
(邱華棟作家，《人民文學》主編助理。)
沒有貴族，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都市文學
孟繁華
我非常感謝《廣州文藝》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參加一個我非常不熟悉的這麼一個文學話題的會議。《廣州文藝》這幾年確實是辦得風生水起，我覺得除了像北京、上海這種特殊的城市以外，在省會級的城市裏麵的文學刊物，《廣州文藝》辦得最好。參加這個會我覺得沒有把握，大家都在談都市文學。那麼事實上都市文學本身不是一個自名性的概念，什麼是都市文學？它和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或新鄉土文學所完全不同的，比如我們談到鄉土文學，或農村題材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去界定它，我們就知道這個鄉土文學和農村題材是一個什麼樣的樣態。我們共同的文化記憶和文化經驗基本上來自於鄉土，這和中國社會形態在本質上是鄉土社會有直接關係。
都市文學我覺得不是這樣。現在我們都在談論都市文學，但是我們是不是已經建構起一個我們共同能夠認同的，能夠不必識別，就能夠認同的一個都市文化經驗，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不像西方，比方說我們談到法國，它的上流社會，談到它的外省青年，談到貴婦人的沙龍，談到貴族的生活，那個這個時候法國的都市場景，經典場景我們都能夠體驗，這就是法國的都市生活。
中國的都市生活，特別是都市生活的經驗，是正在建構的過程當中。很多作品確實是寫都市的，但都是都市的時尚生活。都市的時尚生活在本質上是都市的文化經驗嗎？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考慮的。在文學史上，我覺得我們很多作品也可以把它稱作都市文學。比如《子夜》。《子夜》寫的是背後的訴求，民主資本和買辦資本的競爭，不是要展示都市生活場景。比如說《上海的早晨》是寫大上海，但是他背後的訴求講的應該是資本家的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工業改造，還不是一個給你展現一個都市生活場景。如果說都市文化的因素，更多的像大眾文學，大眾文化那種表現出來。比如說林語堂的小說、“鴛鴦蝴蝶派”，這種大眾文化理念可能表達出的都市文化的因素更多一點。
進入新時期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後，我們在座的很多作家，比如廣州的張欣、張梅，比如邱華棟，魏微，吳君，盛可以，他們都寫了很多都市題材的作品。但是都市題材、都市文學，究竟是一個題材，是一個類型，還是別的什麼東西？我覺得很多命名和概念都是臨時性的。臨時性的當然有通約關係，我們知道雖然這個概念不準確，但是我們知道你在說什麼。在討論的時候，這個對象能夠得到共識。都市文學也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要從學術化的角度去界定它的時候，什麼是都市文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覺得從我剛才說過的一些作家，他們對都市文學提供了一些新的經驗，都市文學顯然是正在發生，正在生存的過程當中。比如說華棟他寫了那麼多，工作人、戲劇人、電話人等人的係列，那是都市生活。但是這個都市生活在現代化，或者後現代的社會環境裏麵，他是我們最重要的都市文化經驗嗎？可能不是。比如說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都市文化經驗可能是中產階級趣味。特別是女孩子願意讀的時尚雜誌《世界服裝之園》、《新娘》，在這些雜誌裏麵所表達的生活內容和趣味是地道的都市生活，當然也是時尚的生活。作為都市生活最重要的標誌符號，文學可能表達的應該是這些東西。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沒有貴族，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都市文學。
還有一點我覺得，比如像官場，像底層寫作，它也都寫到了都市生活，寫到都市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但是我覺得那還不是都市生活。我覺得在網絡文學，在“80後”，“90後”的作品裏麵，都市文學的因素會更明確一些。
網絡文學我覺得是具有都市文學最重要元素的一種。當然網絡文學現在也沒有那麼可怕。我覺得網絡文學這種樣態可能是對我們正統的，我們所有理解的文學構成的挑戰是在未來。也就是說當網絡文學一經演化以後，有可能成為文學的主流。就像白話文學一樣，當時出現的時候被反白話文學的那些人批評得一無是處，但是逐漸逐漸地有了羽毛，那白話文就成了主流。若幹年以後，網絡文學經過經典化有可能構成文學的主流。
以上所有這些，正在逐步地在建構我們都市文學和文化的經驗。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廣州文藝》提出這樣一個命題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說就在文學六神無主感到非常迷茫的時候，那麼都市文學的提出可能是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孟繁華評論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沈陽師範大學教授。)
開放、生長、創新——都市文學的新姿態
汪政
隨著現代化進程和都市化進程的加快，都市文學或者城市文學已經進入到人們關心的中心話題。而且，人們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我覺得《廣州文藝》的“都市文學雙年展”的理念非常好，雙年展倡導都市小說要以都市為背景，講述各色人等在都市裏的各類生活和故事，寫作“地域不分南北，時間不論古今”。
這兩句話有新意，第一句話將西部的城市納進來了，它承認了西部的都市化進程。這是大的空間，還有小的空間，城市是廣闊的，有中心，有邊緣，有不同的功能區，有行政、商務、金融、生產、消費，有富人區、貧民區，還有漫長的過渡的城鄉接合部。像廣州，原來的許多縣現在都變成了區，這種行政體製的改變會帶來什麼變化？它會讓我們看到鄉村的城市化，看到城市的生長，會讓我們對什麼是都市，什麼是都市文學產生了新的認識。它們都應該進入到我們的都市文學裏，成為新的敘述對象。第二句更有意味。說到都市或城市文學，我們一般都是以近現代城市的興起作為敘述對象，一句不分古今就將都市文學的時間維度前移了。如果不拘泥概念的話，中國古代的好多小說，特別是明清小說是不是都可以從都市的角度去界定？這些作品我們原先都是從世情小說、市民小說的角度去討論的。《紅樓夢》也好，話本小說也好，大部分都是寫的當時的城市。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那麼城市文學既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又是一個古老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城市是豐富的、不斷擴大的、正在生長的和不斷拓展的。相應地，都市文學也是一個不斷生長的、一個開放的概念，而不僅僅是時尚的，消費的、前衛的，也不僅僅是中產的。城市是不一樣的。所以，《廣州文藝》的都市文學的雙年展可以樹立自己對於都市文學寫作的新理念。過去的文學經驗可以繼續，新的文學經驗可以嚐試。 “鴛鴦蝴蝶派”仍然可以寫，“新感覺派”也可以。當下的經驗當然是都市文學的主體，但過去城市的經驗好可以重新開掘和表達。記得王小波在這方麵做過很好的工作，他的《紅拂夜奔》等小說寫的就是古代城市的傳奇，還有李大衛，他的《集夢愛好者》也是一部奇異的作品，他以想象的方式潛入古代，潛入古代的城市，給了我們一個過去的、但卻色彩斑斕的城市，他們以古代的城市為題材，以區別於曆史小說的純虛構的用現代人的敘述方式，開拓了一個敘事空間。可惜對這些富有想象力的文學經驗的意義人們認識得很不充分。
雖然我還沒有看到創作層麵的努力，但《廣州文藝》雙年展的策劃已經展示了一種新的姿態，它是開放的、生長的、創新的，它在培育一個新的都市文學，相信這必將對中國都市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
(汪政評論家，江蘇省作協創研部研究員。)
“都市文學”與進步文化
木弓
這些年，“都市文學”這個概念流行了起來，好像我們的文學又開辟了一個新的寫作領域，出現了新的寫作現象。其實，現代文學發生以來，“都市文學”就一直很發達，隻不過不用這個概念而已。如果稍加注意，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現代文學的數量，主要靠都市文學來實現的。例如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小說，就是典型的“都市文學”。中國現代作家多數是靠鄉土中國養育的，但他們更多地是在都市裏寫作，題材也都是都市生活的。當然，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終於能從“都市”走出來，看到鄉土中國嚴酷的現實，看到中國農民的悲慘生活，從而把筆觸伸到他們的生活中，寄予人道的同情和人文的關懷。這樣的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政治上文化上會比當時所謂的“都市文學”更為進步，在藝術上更真實地反映社會真實，更具有時代精神高度。我們讀到的魯迅、茅盾、鬱達夫的鄉土作品，其主題甚至超過了一般的人文關懷，而更多有了文學表現主體曆史性轉變的革命意味。這種文學的革命思想與氣質，在以流行時尚為主的都市文學裏，是很難獲得的。當然，都市文學中也有優秀作品，如茅盾的《子夜》。
進入新中國文學以後，鄉土中國文學便被推進為農村題材的文學，並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積極鼓勵而得以快速發展，成為了當代文學的主打產品。我以為，文學的這種選擇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也因此出現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開創了一個迄今仍讓我們懷念的新中國文學的繁榮時期。
現在我們比較多地關注“都市文學”，顯然不是出於對農村題材小說的一種對立情緒，也不是有什麼另類的文學思考。當代意義上的“都市文學”應該是中國當代文學主打產品的新開拓，新發現，是我們社會生活不斷向縱深發展、不斷豐富時，文學的必然選擇。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城市，已經有能力主導中國農村城市化進程，也就是說積累了足夠多的新的思想和先進文化，給時代的文學灌注新的時代生氣，已經能夠和當代文學意義上的農村文學媲美。可以說，正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使得“都市文學”有了達到時代精神高度的可能。
如果我們是從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發展曆程去看待“都市文學”，那麼，我們一定會注意到今天我們講“都市文學”將出現一個嶄新的思想格局，那就是如何通過揭示經濟社會現實中的矛盾衝突，深刻反映時代生活的本質，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農村向城市化過渡的偉大曆史進程，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某個曆史階段的經濟社會風貌，也一定會集中這個時代最深刻的矛盾衝突。要正確準確把握其間的本質規律，光靠農村題材本身是不夠的。這個文學任務，就會曆史性地落到“都市文學”身上。現在，“都市文學”完全有能力承繼農村小說主題中的先進文化內涵，並在表現越來越豐富的城市生活現實中發揚光大，使其在思想藝術上實現文學的進步。
盡管我們對“都市文學”有一種理想的期待，但並不等於說，“都市文學”已經與時代相稱，已經跟上時代的進步。事實上，我們看到的“都市文學”，多為“小資”、“另類”流行時尚的內容所充斥。我們大量讀到的還是很商業化很消費性的作品，如官場小說、職場小說，還有各種形形色色鬼靈精怪的網絡小說。這些作品的確伴隨著城市發展才大量產生的，可以說也是“都市文學”的很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們中國的“都市小說”僅僅這樣寫或僅僅停留在這樣的思想藝術層麵上，那就相當失敗了，“都市文學”的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我們要關注發展“都市文學”，重要的不是過多關注其商業性消費性，重要的是發現認識“都市文學”的進步性和先進文化的因素，引導“都市文學”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自覺與我們民族、我們國家的命運緊緊聯在一起，寫出能夠擺脫商業化消費性控製的、有獨立思想和藝術品格的、與我們偉大時代相稱的優秀作品，讓我們看到“都市文學”的光明前景。
我們因此注意到，如深圳這樣一個新興現代城市，它的文化是多層麵的。但當地有思想的文學評論家們沒有迷戀那些有錢文學、有閑文學，而積極評論發展在這座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打工者文學”作為這座城市“都市文學”的亮點。雖然打工文學作為一種都市文學的形態還不是很成熟，但這種文學所表現出的創造活力與精神卻讓我們刮目相看，從這裏，我們可以感到一種鮮活的生活氣息，感受到普通百姓為生存而鬥爭，為創造美好新生活而拚搏的那種時代性的衝動。這些東西，正是我們的文學要積極表現的東西。因此，“打工者文學”的內涵裏包含著“都市文學”需要注入的一直在尋找的思想和品質，也是“都市文學”應該具有的本質。表麵上看，“打工者文學”描寫的是都市的弱勢群體，但如果我們也認識到“農民”這個同樣的弱勢群體竟然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那麼豐富的思想資源以後，我們也許會更深刻地認識到城市弱勢群體那種無法抗拒的內在力量。這也是一種有力量的文化，將幫助中國“都市文學”達到時代精神的高度。
(木弓評論家，《文藝報》副總編輯。)
都市文學：老、遊、女、金、職
王幹
在1994年的時候，我在《鍾山》工作時開過類似的會。當時不叫都市文學，叫城市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實最早發現城市文學已經興起的是歌德學院的阿克曼，當時他主動找到《上海文學》。他覺得上海是大都市，《上海文學》那時正在搞新市民小說。他們正好開會通知到我，我說這個好啊，城市文學好。所以當時就開了一個，1994年關於城市文學的研討會。在當時我覺得很有意思，阿克曼同時在蘇州開了一個關於中國城市改造的這麼一個會，在今天叫論壇。當時這個德國人，替中國人操心。1994年，中國城市的改造剛剛開始，老城區被拆得厲害，阿克曼就很著急，你們中國的城市改造在將來會出問題的，他就在蘇州開的那個會議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