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威爾和工人們組成了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勤奮地學習革命理論，懂得了資本家的剝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隨後就在工廠裏散發傳單，向工人做宣傳工作，他意誌堅強，頭腦清醒，贏得了工人小組成員的愛戴，工人群眾對他滿懷敬意。
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們發自內心地起來反對廠主克扣工資。但大多數工人隻知道同廠主進行經濟鬥爭，還不懂得工人階級的曆史使命。這時，巴威爾代表先進工人，依靠群眾，教育群眾，向群眾宣傳革命的道理，積極站出來領導這次革命。但是，由於巴威爾缺乏領導鬥爭的經驗，群眾還沒有覺醒，以至鬥爭失敗了，巴威爾也因此被捕。
巴威爾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逐漸掌握了鬥爭的藝術。出獄後，為準備舉行五一遊行，他做了大量發動群眾的工作。遊行中，群眾的覺悟有了提高，他們團結在巴威爾周圍，“像鐵屑被磁石吸住一樣”。巴威爾舉起紅旗，人群一片沸騰，都擠到大旗跟前。巴威爾高呼口號，成千上萬的人齊聲響應。這些都說明，巴威爾宣傳的革命真理已被群眾所掌握。在這次遊行時，反動派出動大批武裝警察鎮壓群眾，巴威爾勇敢地同武裝警察展開麵對麵的鬥爭，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巴威爾因領導五一遊行再次被捕，在法庭上，他發表了義正辭嚴的演說，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這時的巴威爾已經成為有高度政治覺悟和理論修養的成熟的革命者。
巴威爾的母親符拉索娃是小說的中心人物。高爾基生動地描寫了這位受壓迫最深重的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親覺醒的過程。母親開始是一個逆來順受、備受折磨的普通婦女，經常遭到丈夫的毆打，膽小怕事。但是在兒子和革命同誌的影響下，母親逐漸發生了變化。兒子第一次告訴母親，他在讀“禁書”，母親感到十分害怕。工人小組在她家裏的革命活動慢慢地啟發著她的覺悟。兒子被捕以後，她答應到工廠去散發傳單，這雖然是出自母親對兒子的愛，但這也是母親覺悟的重要標誌。工廠因出現傳單而呈現的活躍氣氛，和工人們對巴威爾的信任和讚揚，使母親受到很大鼓舞。她進一步認識到兒子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在獄中與兒子見麵時，她因為自己參加了這一行動而自豪。
五一遊行時，母親和兒子一起走上街頭，她深為兒子及同誌們的英勇行為所感動，為偉大的群眾場麵而激動。她進一步體會到真理的力量，因而更自覺地投身到革命的活動中去。
巴威爾第二次被捕後，母親搬到城裏，同革命知識分子住在一起，完全投身於黨的工作。她經常裝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販，帶著傳單和革命書刊奔走於市鎮和鄉村。巴威爾在法庭上的演說和鬥爭更加提高了母親的覺悟。她冒著生命危險去散發印有兒子演說的傳單，不幸於車站上被暗探圍住。這時，她勇敢地把傳單散發給車站上的群眾，不顧暗探的毒打，她仍然大聲疾呼：“大家要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啊！”“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撲不滅的。”這時，屹立在我們麵前的這個母親已經是一位堅強的革命戰士了。
巴威爾是世界文學中第一個高大的、有血有肉的無產階級英雄形象。在任何嚴峻的考驗麵前，他總是挺身而出，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無論麵對的是廠主，還是武裝警察，或是在敵人的法庭上，他都大義凜然，巍然屹立，表現了他高度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英雄氣概。
高爾基在《母親》中奠定了新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認為，在無產階級日益覺醒的新時代，批判現實主義已經不能滿足生活向文學提出的要求，它必然讓位於新的文學。《母親》就是高爾基經過長期探索用新的方法寫出的新文學的典範作品。
1907年，高爾基寫出中篇小說《夏天》，他以對農村題材的獨到開掘而獨樹新幟。小說展現了覺醒的俄羅斯農村，一代青年農民追求真理、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戰鬥生活氣氛，從而取代了當時的其他作品清一色的對農民的晦暗描寫。
1913年，沙皇政府為紀念羅曼諾夫王朝建立300周年而宣布大赦，列寧便寫信勸高爾基回國。年底高爾基回到了彼得堡，國內人民將高爾基作為革命文化戰線上的一麵旗幟來歡迎。他的回國，可以將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緊密地集中到布爾什維克黨周圍。因此，高爾基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自己的文學隊伍，培養自己的文學新人，發表指導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文章。1914年，他編輯出版了第一本《無產階級作家選集》，並預言革命無產階級的藝術繁榮時期即將到來。他盡全力支持《真理報》的工作，為它捐款撰稿。
1914年初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之一《童年》開始在《俄羅斯言論報》上連載，頓時引起文壇震動。1916年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之二《在人間》在《紀事》上發表。1923年，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學》完成並發表。
自傳體小說三部曲是高爾基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非常成功的傳記作品。它既鮮明地展示了作為主人公的作家自己從童年到青年所留下的足跡，又形象地反映出了俄國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政治麵貌，同時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作品中，作者把社會曆史生活作為主人公性格發展的背景和條件，而主人公又通過生活的某一角度來反映時代。
自傳體小說三部曲的創作，標誌著作家創作中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發表於1925年，共四部分，是高爾基晚期創作中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在作品中，偉大的作家高爾基站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高度，以其天才的藝術描繪，通過這一家三代人興衰的曆史，真實地生動地反映了俄國資產階級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整個曆史過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半個多世紀俄國社會生活獨特的曆史畫卷。
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事業”的創始人伊裏亞，原是拉特斯基公爵家裏的農奴，做過喬治公爵田莊的總管，到農奴解放的時候，脫離了公爵，得到了一筆酬勞金，決定開一個麻布廠，創辦自己的事業。
老阿爾達莫諾夫精力充沛，能夠衝破一切阻力，推進“事業”，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他開麻布廠，需要亞麻，可是人們說，這裏的農民不種亞麻，這時他就說：“那要叫他們多種。”
伊裏亞·阿爾達莫諾夫是這一家“事業”的創始人，是俄國第一代資本家，是俄國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代表。他體現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那種所向無敵的創業精神和作為一個掠奪者的血腥本質。
就在阿爾達莫諾夫這一家“事業”蒸蒸日上之際，老阿爾達莫諾夫在抬鍋爐的時候，因用力過猛血管破裂而死。
老伊裏亞死後，他的大兒子彼得成了廠主，他是宗法式思想比較濃厚的資本家，他的內心充滿矛盾，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因而感到空虛、苦惱，最後變成行屍走肉。
彼得的弟弟阿列克賽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比彼得精明得多，他力圖用歐化改革和自由主義的空談來鞏固自己階級的統治。但他生活在資本主義走向沒落，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時代，他的努力也是徒勞的。
彼得的另一個弟弟、駝子尼基達看到本階級的罪惡，為了逃避生活，他進了修道院。後來他變成一個令人厭惡的怪物。他的道路是資產階級個性蛻化的又一種表現。
阿爾達莫諾夫家的第三代生活在資本主義垂死的時期，他們不僅比祖父一輩，而且比父親一輩都渺小得多，他們是個性毀滅最好的證明。彼得的小兒子亞科甫吃飽就睡，過著動物式的生活。十月革命風暴中，他從家裏逃了出去，在火車上被人痛打一頓，像廢物一樣被扔到車廂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