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之前身乃殷商宮廷中的文化官，亡國後流落民間，並由此而開“學在四夷”之緒。周人對之網開一麵，沒有趕盡殺絕，甚至還讓之享有土地居所。但他們無複昔日的輝煌與傲慢，反而是苟且偷生於異族統治的淫威之下，“古禮是他們的飯碗，守舊是他們的習性，文弱是他們的本分。”《荀子·修身》雲：“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修身》又謂：“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也。”楊倞又注曰：“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可知儒釋為“懦”，自古已然，甚且還含有懶惰、無廉恥、惡等義。“儒”形成的過程，決定了他與生俱來的品性及特質：懦弱、順從、依附、苟且。將之與我在緒論部分關於中國學術思想起源及特質的論述相結合，可以發現作為知識文化承載者的“儒”與學術思想傳統形成的內在關聯性。
第二節 儒學之興
如前所述，孔子之前，儒就廣泛而大量存在。周公製禮後，人之行止都有禮儀規製。這些規製極其煩瑣複雜，需要有專業人員指導。所謂“儒”，就是這種專業人員。“在孔子之前，儒所行使的職責相當於其它文明社會中僧侶擔當的角色。”參與婚喪嫁娶的“相禮”活動，是“儒”的職業之一。墨子曾調侃儒者：“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儒的名稱，最初見於《論語》孔子說的：“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但孔子本人“猶未嚐自承為儒也。”早期的儒不僅地位卑賤，而且品類不一，聲名似乎也不佳。
“孔子以前的儒者也許已有出仕於公室或氏室而做些家臣或邑宰之類的，但有主義、有操守地作政治活動的儒者，卻以孔子為第一人。”孔子早年曾以“儒”為業，“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論語·子罕》）後又廣收門徒，設帳立教，開啟了一個對中國曆史文化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事業。胡適說：“孔子是儒的中興領袖，而不是儒教的創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後五六百年的一個偉大的曆史趨勢；孔子隻是這個曆史趨勢的最偉大的代表者”。“孔子所以能中興那五六百年來受人輕視的‘儒’，是因為他認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雜居，文化逐漸混合的趨勢，他知道那個富有部落性的殷遺民的‘儒’是無法能拒絕那六百年來統治中國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膽的衝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膽的宣言：‘吾從周！’……其實是接受那個因襲夏殷文化而演變出來的現代文化。”“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那‘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業。”
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意即用夏代的曆法，乘殷代式樣的車子，戴周代人的禮帽，聽舜時的《韶》樂和周武王時的《舞》樂。這一幕文化大融合的景象，緣於周人在文化方麵的兼收並蓄和寬容大度，這也往往是文化落後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進的民族之後的明智選擇。應該說，周人在這方麵做得非常成功，以至於自認殷商苗裔的孔子也不得不去除內心的芥蒂而心悅誠服，“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孔安國注：“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代禮樂製度是在夏、商二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過是代有損益而已。“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孔子賦予自己文化承傳的使命，當他離衛適陳，被匡人所拘禁時，曾感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之能將自己的生命與西周禮樂文化的命運聯係在一起，全在於他所具有的承傳文化的強烈使命感，這也是他一生的最高追求。“他關心的重心並不是要阻撓（當然也不是促進）某項具體的政治或經濟製度的變革，他所關心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層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愛）的存亡斷續問題。……在孔子看來，文化生存的問題實大於且高於政治、經濟層麵的問題。”孔子的“從周”不僅是政治的宣言，也是學術思想的選擇，以及文化承傳的擔當。“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孔子終身以六藝為教，便是對自己宣言及選擇的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