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儒”之原本
《漢書·藝文誌》：“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關於“儒”的來源，胡適在《說儒》一文中有獨到的見解。《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凡從“需”之字有柔弱、濡滯之意，如孺、嚅、懦等。故胡適認為“儒”的第一義是一種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緩的人；第二義是最初的儒都是殷人，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後裔，所以他臨死還自稱“殷人”。（見《禮記·檀弓》）傅斯年先生作《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認為“魯之統治者是周人，而魯之國民是殷人”。胡適說：“這形勢頗像後世東胡民族征服了中國，也頗像北歐的民族征服了羅馬帝國。以文化論，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東方文化久遠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領袖在那開國的時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但我們知道，希臘的智識分子做了羅馬戰勝者的奴隸，往往從奴隸裏爬出來做他們的主人的書記或家庭教師。北歐的野蠻民族打倒了羅馬帝國之後，終於被羅馬天主教的長袍教士征服了，倒過來做了他們的徒弟。殷商的智識分子——王朝的貞人、太祝、太史以及貴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過的生活雖然是慘痛的奴虜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團結力的中心，也就是他們後來終久征服那戰勝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亡國之後，這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往往淪為奴虜，或散在民間。因為他們是有專門的知識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們的專長換得衣食之資。……此種遺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那種長袍大帽的酸樣子，又都是彬彬知禮的亡國遺民，習慣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義，所以得著了‘儒’的渾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那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
胡適的觀點驚世駭俗，卻並非異想天開，而是本於嚴謹的考訂，輔之以天才的想象和推斷。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儒”的出現，一定意義上印證了這一觀點。章太炎說：“生民之初，必方士為政”。殷朝無疑是典型的政教合一體製，以巫、史為代表的宗教教士既是國家職官，又是文字及文化的控製者。但伴隨著種族的征服以及周人統治的建立，他們瞬間從天堂跌入地獄，淪為卑賤，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故被蔑稱為“儒”。《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郭沫若在《駁〈說儒〉》中說：“儒的本意誠然是柔，但不是由於他們本是奴隸而習於服從的精神的柔，而是由於本是貴族而不事生產的筋骨的柔。古之人稱儒，大約猶今之人稱文縐縐，酸溜溜，起初當是俗語而兼有輕蔑意的稱呼”。郭沫若承認儒的來源與作為宗教職業的“祝宗卜史”有關，但與胡適認為這些人是殷商遺族不同，郭氏認為“這些最初分封的‘祝宗卜史’有一部分是殷代的舊官而歸化了周人的，但是由這些官職之尊貴來看，亙周數百年間，不能說完全為殷人所獨占。”郭氏對胡適的觀點隻是局部的修正。馮友蘭說：“儒是奴隸主貴族所用的主管上層建築的官，也是主管古代的典章、製度、典籍、文物的專家。在奴隸製崩潰以後，這些專家流入民間，靠他們專業知識自謀生活。”“所謂儒，是一種有學問之專家，他們散在民間，以為人教書相禮為生。關於這一點，胡先生的見解與我們完全相同。我從前與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為這些專家乃殷商亡國之後‘淪為奴虜，散在民間’，我們則以為這些專家乃因貴族政治崩壞之後，以前在官的專家，失其世職，散在民間，或有知識的貴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識生活。”看來馮氏也隻是在“儒”產生的時間上與胡適略有分歧而已。徐中舒則認為儒在甲骨文中作“需”，從“大”（而）從“水”，像以沐浴濡身之形。殷商之時，宗教性儀式的主持者都必須沐浴齋戒，以示對鬼神的敬畏。《禮記·儒行》即有“儒有澡身而浴德”的說法。這種詮釋，支持了儒起源於殷商宗教教士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