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聽說日本人已經打到了黃浦江上，整個上海一夜之間就陷入了驚恐之中。祖父不及多想就下了決斷，“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還是聽父親的話舉家搬到租界去。不到半天的時間，逃難所需的一應物資就被整理出來了。祖父有自己的原則“除了那些必要的和祖傳的寶貝，其餘的東西都留在大宅裏”。
同樣的，他仍舊保留著堅定的“革命樂觀主義情緒”，認為這仗打不了多久還是要回來的。所以特意花大價錢雇了一個“要錢不要命”的“紅頭阿三”留在大宅子裏替我們守護那些帶不走的家當。所謂的“紅頭阿三”其實是上海人對於印度人的形象稱謂，因為他們常年包著紅頭巾，所以這種稱呼便不脛而走，反倒替代了印度人本來的稱謂。“紅頭阿三”通常承擔著以下這兩種職責，其一是巡捕房的打手；其二則是看門人。普通的老百姓在他們手裏吃了不少的啞巴虧，但是政府和租界當局卻對他們信任有加，所以“紅頭阿三”在上海的名聲一直不大好。
不過和窮凶極惡的日本人比起來，“紅頭阿三”的形象便要可愛許多了。用形象的說法來說，一種是敵我矛盾，另一種是第三世界貧苦大眾的內部矛盾，這其中的親疏之別還是分得清楚的。祖父和新請來的“紅頭阿三”牛頭不對馬嘴地溝通了許久，最終還是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場。在傳達了一些重要的交代以後，祖父才帶著大家依依不舍地離開。
說是“逃難”，要輕裝簡行，其實還真沒輕到哪裏去。祖父坐了二伯母家的汽車，其他人兩兩則坐著黃包車，還有後頭雇來的好幾輛貨車載著用大木箱打包起來的家當，組成了一組不小的車隊，浩浩蕩蕩地朝著我們的新住所去了。中國人曆來把喬遷新居視作是喜事，可是因為如今卻是因為戰火連綿的境況下不得已而為之，所以有的隻有忐忑，絕沒有半分欣喜。
我和母親同坐在一輛車黃包車上，母親見我神情緊張，便伸出手來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別擔心，日本人雖然厲害，但是我們有幾百萬的軍隊，絕對不會讓他們得逞。”
我有些愣愣地瞧著前方：“可是日本人一路南下如入無人之境，所過之處燒殺搶掠、十室九空。照著這樣的速度，打下上海也隻是時間的問題。要是整個中國都被他們打下來了，我們豈不都成了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曆史上的教訓還不夠麼，怎麼就不能早做防備，還講什麼攘外安內！”
母親微笑著把我攬在懷裏：“你這小腦瓜子裏都在想些什麼呀！上海有那麼多的守軍，哪就那麼容易打得下來？再說了，日本人從來都是表麵功夫做得極好的，他們就算野心勃勃想要吞下整個中國，卻還想著不要和英國人美國人正麵為敵，維持好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