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一意義來說，本書第一章做的是一個將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應用到中國地理經驗中進行討論的實證工作。其中所用的“感覺文化區”是一個其實已經“漢化”了的概念。
第二、第三、第四章未提出理論概念。第二章雖然提出了一個空間邏輯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地理學中完全是常識。若衡之以理論水平，該章內容無疑欠缺高度，隻是其中梳理的史實可能不無參考價值。
第三、第四章內容可以在西方地理學概念中找到一些理論資源，如環境感知、文化生態之類，但筆者更感興趣的是問題的具體展開過程。
因為具體問題所展現出來的邏輯遠比概念推導更豐富、更實際，得出來的認識也就更有穿透力。第三章所展示的地理感知參與意象塑造的三個麵相，第四章所揭示的地理經驗驅動文學創新的過程，都是無法憑空想象得到的。以前在大學本科初學“景觀”一詞時，對老師提出聲音可作為景觀元素總覺得理由不夠充分；本書第四章的討論表明，非如此不足以表達對環境的深度感知。
語言學家王士元曾經指出：“按照‘歐洲中心’的思考方式建立起來的語言理論，由於忽略了一些非西方語言中提出的問題，這樣最多隻能是一個片麵的語言理論，不能做為一般性人類語言的理論。另外，‘歐洲中心’的心態還會讓人得出錯誤的想法，以為那些非西方語言的資料所建立起來的理論作為一般性的理論，隻能局限在那些語言中運用。這樣就不可能發展新的理論，取代舊的理論。”此言雖僅就語言學而發，筆者認為其實對地理學以及其他經驗學科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目前筆者的工作還很有限，而且程度還不夠高——隻是在進行實證積累，遠沒達到可以“發展新的理論”的階段；但筆者心向往之。希望有朝一日，基於中國經驗事實的曆史文化地理研究能夠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學理論作出一份獨特的貢獻。當今全球化愈演愈烈，各國地理學家碰到的問題愈來愈具有同質性；中國數千年積累下來的獨特的地理經驗，是到了發揮其應有學術價值的時候了。
二、學科間的互濟
從事這樣一項跨學科研究，筆者在工作過程中常體會到學科間互濟的重要性。
早在讀本科時，筆者就注意到研究洞庭湖變遷的學者經常引用南朝陰鏗的《渡青草湖詩》：“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其中的“桃花”，竟會被受過科學訓練的學者認為是真實的桃花，由此斷定：“洞庭湖漲水，與湖南春季多雨及湘、沅等河流的‘桃汛’明顯的特點完全一致。”
應該承認，將“春溜滿”理解為漲春水，無大問題；因洞庭湖的水情特點是“汛期一片，枯水一線”，這是受其補給水源決定的。既已“溜滿”、“平湖”，已非枯水可知。但湘、沅二水狀況如何，是否已進入汛期，其實不可知。因下文“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表明其時作者在君山附近，長江在望中。就是說，湖麵上漲很可能是因為長江上漲頂托所致。而湖中“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這種水天澄碧的情景並不像是南來的湘水已進入汛期。況且，在這個位置，沅水是無論如何看不見的。既如此，講湘、沅二水已進入汛期，而且還將其稱作“桃汛”，恐未免穿鑿過甚。
事實上，“沅水桃花色”中的“桃花”，並不是作者眼中的桃花，而是意念中的桃花。這個意象來自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記》，因該文開篇將空間定位於晉太元中的武陵郡，亦即沅水流域，故陰鏗以之與“杜若”相對。如所周知，“杜若”是《楚辭》中著名的香草。兩種植物一湘一沅，一草一木，一綠一紅，一香一色，都因文學經典而垂名，彼此相對，可謂工整之至。庾信將這一聯改成“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就切實與意境均相去甚遠，而以其為佳對則意甚顯明。
由這一事例筆者常常反躬自省，讀史料時一定要警惕其中有無各種陷阱。中國古代是一個高度人文化的國家，古人為文、著書，不僅講究達意，更追求文辭優美、空靈，有時甚至為此不惜犧牲表達的準確性、寫實性。曆來公私文書中普遍流行各種官銜、機構、地名、人名的簡稱、雅稱或尊稱，切事時喜歡化用各種典故。唐宋時每個州都要起個郡號以便於文學措辭，《大清一統誌》將省級建置稱為“統部”，一些清代地圖將“福建省”標注為“福州省”，如此等等，既省事，又達意，還優美，上下均習以為常。中國古人對語言審美的追求由此可見一般。
既然如此，有什麼理由看到古人那些措辭華麗的詩文拿來就用，而不考慮其中是否拐了個彎呢？
筆者研習曆史文化地理，碰到這類史料特別多，自認為一直小心謹慎，效果如何敬希識者指正。在此再略陳另一方麵。地理在古代是一門日常生活中的學問，它有直觀的思考理路，也有一些獨特的技術要領，如果善加利用，可以為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一些切實的助益。
本書第二章可以說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用的不過是曆史地理學常規手段，卻可以解決古典文學作品中貌似不很簡單的問題。類似情形茲再舉一例。
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其心思之細密、意趣之新奇往往出人意表。
《管錐編》中有一條：
《李秀蘭》（出《中興間氣集》）知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
“山氣日夕佳”，長卿答：“眾鳥欣有托。”按分別摘取陶潛《飲酒》及《讀〈山海經〉》中句，雙關為狎褻嘲弄也。“山”諧音“疝”，如《全唐文》卷七八六溫庭筠《答段柯古贈葫蘆筆管狀》：“累日洛水寒疝，荊州夜嗽”；“鳥”如《水經注》卷二二《洧水》：“俗人睹此水掛於塢側，遂目為‘零鳥水’”，即《水滸》中常見之“鳥”（如第四回“幹鳥麼”、“燒了這鳥寺”）。（第2冊第651頁）當中關於“鳥”字的考證尤其引人注目。所引述史料中，《太平廣記》卷273《李秀蘭》條自無問題，而對《水經·洧水注》“零鳥水”的理解則頗有師心自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