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張肅進入北京大學附小六年級上學，很吃力，因為蘭州小學的教育水平跟北京大學附小相差很大。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才慢慢跟上去了。
女兒張蘭已經從蘭州的高中畢業。那年月，“工農兵上大學”，如果張蘭在蘭州的話，也許可以通過單位推薦上大學。然而如今到了北京，她無法上大學。好在她從小跟母親學習英語，正好北京大學有為期一年的英語培訓班，她就到了那裏接受培訓。
糟糕的是張蘭的身體。她從小在青海那種艱難的環境之下生活，成了病秧子。長大之後，今天吃這藥，明天服那藥，成了藥罐子。好在母親是醫生，她細心照料著這個體質孱弱的孩子。
張蘭在北京大學英語培訓班裏，結識了從上海來的中學英語教師李勇。他倆常用上海話交談。漸漸的，在未名湖畔出現他倆的身影，就如同當年張深和朱穎在那湖光塔影中漫步。
李勇從北京大學英語培訓班畢業之後，仍舊回上海做中學英語教師，而張蘭則在北京大學做英文打字員。鴻雁往返，感情日深。
1976年10月6日，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劃時代的巨變——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革”。
1977年暑假，李勇來北京。朱穎見到李勇，喜歡這小夥子勤奮好學，為人忠厚。
1977年國慶節，張蘭來到上海，受到李勇父母的熱情款待。
最使張蘭感到奇怪的是，她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是一到上海，就神清氣爽。大約因為父母都是上海人，張蘭具備上海的“基因”。
張蘭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了。很自然的，張蘭選擇了嫁到上海，而不是李勇前來北京。
李勇父母當然也很想張蘭能夠嫁到上海來。可是他們卻為新房發愁，因為他們家的房子小而簡陋。
那時候，李勇為結婚而申請分配住房，因為他是中學教師，要排隊等待很久。
朱穎提出，上海淡水路尚賢坊的朱宅，可否申請歸還薑家。因為當年把朱宅定為“偽產”，本身就是錯誤的。朱瑾瑜卻不同意，以為既然已經成了公房，再收回私產，不妥。最後達成妥協方案：向上海房地產局申請，把尚賢坊朱宅中的一間，作為公房，租給張蘭。這樣，張蘭的戶口從北京遷至上海，並搬回尚賢坊的朱宅居住，不過不再是整幢石庫門房子，隻是樓上的右廂房——原主臥室，而且每月要繳房租。
那時，從北京遷戶口到上海，是一件難事，要花費諸多時間；辦理入住上海尚賢坊，更是一樁手續繁多的事，要花費的時間更多。張蘭以足夠的耐心辦理種種手續，終於從北京人變成上海人，終於住進了尚賢坊。這樣，李勇和張蘭有了新房。
張蘭的工作也有了著落。在北京，她是英文打字員，到了上海，一時沒有合適的單位可以安排她做英文打字員。她希望像李勇那樣到中學教英語，可是她隻有高中學曆，隻能教小學，而那時候小學沒有英語。於是，她被分配到尚賢坊附近的幼兒園當老師。
有了工作，有了新房，李勇跟張蘭終於在上海結婚。婚禮非常簡單，在淮海路訂了一桌酒席，宴請了七八位親朋好友，如此而已。
大約從小體弱的緣故，張蘭婚後幾年沒有“動靜”。李勇的父母巴望著早日有第三代。朱穎畢竟是醫生，經過她的細心調理，給張蘭吃這個藥，服那個偏方，果真見效。當張蘭傳出懷孕的消息後，不論是李勇的父母還是朱穎，都說這下子要升一級，當爺爺、奶奶、外婆了。
張蘭體質差，早產，生下一個瘦小的女兒。朱穎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從北京趕來，專門照料張蘭和早產兒。
當朱穎重新住進尚賢坊朱宅，感慨萬千。這座石庫門房子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曾經與她的青春年華緊緊相連。她跟薑伯倫在這裏曾經度過人生最美好同時又是最艱難的日子。然而，物是人非，“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原本獨家居住的朱宅，如今住進六戶人家，雜亂不堪。她隻能住在朱宅小小的一角——原先的主臥室，隔出三分之一的小間給自己住，那三分之二給張蘭一家三口居住。也就是說，朱穎的生活空間，隻是六戶人家之中的一戶人家的三分之一，相當於當年朱家獨住時的十八分之一！對麵的薑宅，同樣人滿為患，拉著橫七豎八的電線，曬著花花綠綠、長長短短的“萬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