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伯倫笑道：“這麼說，我是到‘台北農場’勞動。”
薑伯倫居然有心情跟朱輝開玩笑了，表明他已經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從審訊時的戰戰兢兢，到現在的坦然淡定。
第二天，還是乘坐那輛蘇製嘎斯吉普車，朱輝送薑伯倫前往蘇北鹽城。對於朱輝來說，鹽城非常親切，當初他正是跟隨父親朱瑾瑜從揚州來到鹽城，參加“N4A”——新四軍；對於薑伯倫來說，蘇北則是一個從未去過的陌生的地方。
春末夏初，人間四月天，蘇北農村黃燦燦的油菜花開了，蜂飛蝶舞，晴煙漠漠柳毿毿。
薑伯倫感歎道：“蘇北也是一個好地方。”
朱輝用一口江北話對薑伯倫說：“你們薑家原本看不起‘江北佬’，如今你也要變成‘江北佬’了。”
薑伯倫聽罷，大笑起來。這是他進入大陸以來，第一次開懷大笑。
一路上，朱輝關照薑伯倫，在大豐農場，不要跟別的勞教人員說起自己從台灣來，不要說起“311”案件，隻說自己從上海來就行了。如果遭到困難，可以請農場領導轉告朱輝。
朱輝還說：“三年勞動教養期滿，我來大豐農場接你回上海。如果你表現好，提前結束勞動教養，我就提早來接你。”
就這樣，薑伯倫在大豐農場住了下來。那裏是一排排宿舍，用煤渣磚砌牆，泥地，用毛竹、蘆葦、茅草蓋頂，睡上下鋪雙人木床，20個人一間宿舍。這裏的勞教人員幾乎都是上海人，所以他們平常用上海話交談。這裏的公安幹警，也差不多都是上海人。
薑伯倫跟著勞教人員一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海邊的鹽堿地上種棉花，種水稻，種蔬菜。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薑伯倫習慣於這樣無市廛之聲的生活，他在台北新店文園金庫過的就是這樣遠離塵囂、孤寂安靜的日子，隻是那裏每周有一天可以回到台北家中，而如今他在這裏無親無戚，孑然一身。
在勞教人員之中，有流氓犯、盜竊犯、詐騙犯，薑伯倫跟他們無話可談。不過，他發現內中也有不少勞教人員戴近視眼鏡，講話斯斯文文。一打聽，原來他們是“右派分子”。
薑伯倫不明白什麼是“右派分子”，便向同住一屋的“右派分子”請教。一位“右派分子”瞪大了眼睛，反問薑伯倫：“你是從哪裏來的？怎麼連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都不知道？”經這位“右派分子”解釋，薑伯倫這才知道，一些知識分子在1957年“大鳴大放”中“放”了一些意見，被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於是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這裏勞動教養。
惺惺相惜。彼此都是知識分子，薑伯倫跟“右派分子”們倒是很談得來。隻是朱輝關照過他，不要跟別的勞教人員說自己從台灣來，所以當“右派分子”們問他怎麼不知道“反右派鬥爭”時，他總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後來，同室的“右派分子”們跟他談起抗美援朝、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運動、批判胡風以及“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薑伯倫都不知道。難道薑伯倫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右派分子”們曾經猜想，薑伯倫大約是從台灣來的。可是薑伯倫能夠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表明他是上海人，並不是台灣人。在“右派分子”們眼裏，薑伯倫成了一個古怪的人，一個不願講述自己真實身世的人，但又是一個看上去很善良的人，所以都對他敬而遠之。
跟流氓犯、盜竊犯、詐騙犯說不上話，而“右派分子”們又對他保持距離，所以薑伯倫在勞教人員中顯得很孤立，他也就變得沉默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