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電話接通了。
薑伯倫馬上用上海話問：“薑副司令嗎？”
薑傳賢用上海話反問：“儂啥人？”
薑伯倫怕電話有監聽，便一直用上海話跟父親通話：“我是伯倫。”
薑傳賢一聽，吃了一驚，再問：“儂啥人？”
薑伯倫說：“阿爹，我是伯倫。”
薑傳賢清楚地聽見了這一聲“阿爹”，斷定這是那個“陣亡”的兒子的聲音。他問道：“你在哪裏？在台灣？”
薑伯倫答：“我住在台北西門町國軍招待所303房間。”
對於薑傳賢來說，這真是天大的喜訊。他當即說：“明天是星期天，上午8時我來接你回家！”
對於薑伯倫來說，這也是天大的喜訊。他當即說：“好，明天回家。”
掛完電話，薑伯倫心潮起伏，難以平靜。他相信，吉人自有天助。他能夠如此順利跳出戰俘營的苦海，又能如此順利找到父親，真可謂一帆風順。
翌日清早，國軍招待所的餐廳剛一開門，薑伯倫第一個進去吃早餐。吃完早餐，他對著鏡子，把白襯衫的衣領、袖口紐扣都扣上，再整整齊齊穿上軍裝。
7時半，薑伯倫就在大門口轉悠，注意來往車輛。
大約到了7時三刻，一輛車頭又扁又方的黃綠色悍馬軍用吉普車朝國軍招待所開來，停下。薑伯倫急急迎上去，車內卻空空如也，不見父親蹤影。這時，司機摘下墨鏡，用上海話朝他喊道：“伯倫，上車！”
薑伯倫定睛一看，原來父親親自開車來接他。
薑伯倫高興地拉開右前方的車門，一躍跳上車。
父子終於相見，分外欣喜。在上海分別時，誰都不會想到，竟然是在台北相見。
薑伯倫急於想知道的是，父親怎麼會到台灣來？現在的家在哪裏？
薑傳賢急於想知道的是，兒子怎麼會到台灣來？現在打算怎麼辦？
薑傳賢用上海話對兒子說：“車上不是談話的地方，回家再細聊。”
薑伯倫明白，雖說父親以今天是星期日的借口，讓司機休息，其實也是為了避開司機。父親說，司機小劉同時也是他的近衛兵，上海人。
薑傳賢駕車，七拐八彎，看得出他對台北已經相當熟悉。台北市區本身就不大，何況位於東門附近的青田街離西門町並不太遠。
在1950年的台北大街上，汽車並不多，幾乎看不到出租車，隻有人力三輪車。普通百姓大都步行，也有的騎腳踏車。
薑傳賢告訴兒子，日本曾經統治台灣50年。在台北，隨處可以看見日本文化的影子。比如，隨處可見“便當”店招牌。日語中的“便當”，就是盒飯。這裏的廁所門口寫著“化妝室”，薑伯倫起初不明白，經父親說明才知道來自日語，也就是廁所。
薑傳賢還指著街頭專售榻榻米、木屐的商店，告訴兒子：睡榻榻米、趿木屐，這也是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如今不少台灣人受日本生活習慣影響，喜歡睡榻榻米，上街趿著木屐。
到處可見“慶祝元旦”“建設新台灣”“反攻大陸”之類的大字標語。
車過台灣大學，薑傳賢告訴兒子：“現在的台灣大學校長，是大名鼎鼎的從北平來的傅斯年，他原先是北京大學校長。”
車過台灣師範學院（也就是後來的台灣師範大學），薑傳賢告訴兒子：“大名鼎鼎的作家梁實秋，也從北平來到這裏當英語係主任。”
薑傳賢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有一種自豪感。在他看來，蔣總裁雖然在大陸打了一連串敗仗，但是在敗退台灣的時候，卻帶了三件寶：故宮文物、黃金和高端人才。在這三件寶之中，高端人才和故宮文物都可以公開亮相，唯有那麼多秘藏於台灣銀行地下金庫的黃金，是一個永遠的秘密。
雖說是嚴冬，當吉普車拐入青田街的小巷時，巷道幽靜，亭亭如蓋的樹木依然碧綠，整條小巷如綠色長廊。
這時，薑伯倫歎了一聲：“上海霞飛路的法國梧桐，該是落葉的時候了吧。”
他還是說慣了霞飛路。雖說這條路在抗戰勝利之後曾經改名林森路，而眼下為了紀念淮海戰役的勝利已改名為淮海路。
一提起上海霞飛路，父子倆都不約而同懷念起尚賢坊的石庫門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