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傳賢驚呆了，蹺起大姆指。
從那以後，兩位小夥子常常走動，以至進入彼此的書房。
朱瑾瑜發現，在薑傳賢的書房裏，大體上有兩類書：一類是古書，諸如《論語》《孟子》《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大學》《中庸》《史記》《資治通鑒》；另一類則是英文圖書，大體上是財經類的圖書，諸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之類。
薑傳賢發現，在朱瑾瑜的書房裏，除了機電和菜譜之類專業圖書之外，還有許多中國與外國的小說，表明其喜歡文學。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卡夫卡的《變形記》、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拉伯雷的《巨人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
朱瑾瑜的閱讀興趣廣泛，書架上還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敬業與樂業》《新民說》《飲冰室主人自說》《飲冰室文集》。
在朱瑾瑜書房裏還有許多雜誌，諸如章士釗的《甲寅》、楊賢江主編的《學生雜誌》、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以及旅美的任鴻雋、陳衡哲、趙元任主編的《科學》《太平洋》。還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內中最多的，要算是《中國青年》雜誌。
朱瑾瑜的桌子上，還放著厚厚的讀書筆記以及一疊摘錄的讀書卡片。
薑傳賢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刀功一流的廚師，居然讀書如癡如醉。透過這些圖書和雜誌，薑傳賢仿佛覷見了朱瑾瑜活躍的思想。
薑傳賢翻看了《學生雜誌》《太平洋》，很有興味，說道：“瑾瑜兄，能否借我一閱？雖說西方讀書人有句俚語，‘書跟老婆一樣不可外借’。好在你我是近鄰，我閱畢即奉還。”
“傳賢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朱瑾瑜答道，“書架上的書，是我買的。這些雜誌，不是我的，我也是借來的。我參加了上海青年讀書會，從那裏借的。”
“上海青年讀書會？我也想參加。”薑傳賢說。
“上海青年讀書會是《中國青年》雜誌社主辦的。”朱瑾瑜說。
“《中國青年》雜誌社在哪裏？”薑傳賢問道。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朱瑾瑜說，“離我們家隻有一箭之遙。”
朱瑾瑜拿起一本《中國青年》雜誌給薑傳賢看，上麵清清楚楚印著編輯部地址：薩坡賽路朱依裏252號（今淡水路66弄4號）。
“原來就在朱依裏。”薑傳賢說，“朱依裏的石庫門房子跟尚賢坊差不多同時落成。家父最初打算買那裏的石庫門房子，去那裏看過，覺得小了點，最後決定買尚賢坊。”
朱瑾瑜告訴薑傳賢：“有一天我正在揚州酒家當班，那天客人不多，我有點空，就在店堂的一張方桌上看書，被坐在另一張方桌上的客人看見。客人戴一副黑色圓框眼鏡，三十來歲，挺斯文的，朝我招招手，我就過去了。客人說，你那麼喜歡看書，可以到他那裏借書。我問他住哪裏，他拿出一本新出的《中國青年》，指了指上麵印著的編輯部地址：薩坡賽路朱依裏252號。我問他貴姓，他說姓惲。我看見《中國青年》上登著一個名叫惲代英（惲代英（1895—1931），中共早期領導人。1923年被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任宣傳部長兼《中國青年》主編）的人的文章，問他是不是惲代英，他點點頭。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中國青年》雜誌主編，上海大學教授，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朱瑾瑜特別欣賞惲代英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的創刊詞：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敗了，衰老沉寂的中國像是不可救藥了。但是我們常聽見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見青年界的活動，許多人都相信中國唯一的希望，便要靠這些還勃勃有生氣的青年。
薑傳賢看了這段話，也深感振奮，因為他也是中國青年中的一個，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朱瑾瑜繼續說：“我按照《中國青年》上登的地址，從尚賢坊沿著薩坡賽路往北走，隻走了幾百米，過了一個街口，就到了朱依裏。朱依裏比尚賢坊小，那裏隻有兩排七幢石庫門房子，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中國青年》編輯部。在那裏，我見到了惲代英教授，還結識了住在底樓的蕭編輯。蕭編輯名楚女（蕭楚女（1891—1927），中共早期領導人。曾與惲代英一起主編《中國青年》），很多人以為是楚楚動人的纖纖女子，誰知他乃堂堂湖北男子漢。他們很熱情地接待我，借給我許多雜誌。”
書是橋。借書、看書，架起了這兩位年輕人之間友情之橋、交流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