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父親就這樣挎著他的軍用挎包，走進夜色濃重的縣城，走向了我們不知道的地方。第二天中午，我坐在縣城一家小炒店裏吃午飯。我拒絕了大哥、姐姐以及朋友們的邀請，獨自一人坐在小炒店裏。一個留著披肩長發、穿著拖鞋的人走到我麵前，叫了一聲叔叔。我抬起頭，認真地打量他。他的頭發上沾滿塵土，衣服敞開著露出棕黑色的長毛的肚皮，嘴裏叼著一支香煙。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煙從嘴裏拉出來，咧嘴一笑，說你不認識我了，叔叔。他的笑使我想起遠在故鄉的一個遠房哥哥。我終於記起他來了，說慶遠，你跑來縣城幹什麼？他說打工。他說這話時，又把香煙塞進了嘴裏。我讓他坐在我的對麵，給他添了一隻碗一雙筷條。他說叔叔，我想喝一杯白酒。我又叫服務員給他添了一隻杯子。我問他在縣城裏都幹些什麼工作？他說扛麻包、卸貨、埋死人，隻要有錢，什麼都幹。我告訴慶遠這次從省城回縣城，是為了尋找我們的父親，他的叔公。慶遠喝了一杯酒，脖子和臉全都紅起來，似乎是來勁了。他說十多天前，我埋過一個人，倒有點像叔公。我問他從哪裏拿出去埋的，是誰叫他扛去埋的？他說是從醫院的太平房扛出去的，那幾天天氣很熱，那個人已經發胖而且有一點兒發臭了。據醫院的人說，他是在街上摔死的，沒有家屬認領。我問他不至於不認識叔公吧。他說死人的身上裹著一床席子，直到把他丟進土坑的那一瞬間，我都還想打開席子看看那人的模樣，但他的氣味太重了，我最終沒有打開席子。我不知道他是叔公，是用腳把他踢進土坑裏的。埋到一半的時候，我發覺死人露出來的一隻腳上掛著一隻布鞋，那布鞋很像叔公平常穿的。我把杯子裏的酒潑到慶遠的臉上，說你為什麼不打開看一看？你為什麼這樣對待叔公？慶遠舉起雙手，在臉上抹來抹去，似乎是很委屈。慶遠說我不知道他是叔公，我隻是猜測。我抓起慶遠，兩人直奔縣醫院太平房。太平房的門敞開著，裏麵煙霧繚繞，有幾縷斷斷續續的哭聲夾雜在煙霧裏。屋裏的燈光很暗，我站了好久才適應過來。我看見五六個年輕人相擁而哭，他們的親人躺在水泥平台上，上麵蓋著一張潔白的床單。我走到水泥平台邊，揭開覆蓋死人的床單，看見死的是一位中年婦女而不是我們的父親。那些哭泣的人都把臉轉向我，他們哭泣的、悲傷的麵孔變成了憤怒的麵孔。慶遠把我引向一個角落，我看見一隻軍用挎包，上麵繡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個金光閃閃的大字。我打開挎包，終於看見我們父親的煙鬥、煙絲以及兩套黃色的童裝。我用挎包捂住臉，淚水奪眶而出。我把我們父親的那隻軍用挎包砸到姐夫的桌子上。姐夫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身體隨之顫抖起來，一種悲傷的神情在姐夫的臉上停留了大約幾秒鍾。姐夫說近一個月來，幾乎每天死一個，我怎麼知道摔死的是我的嶽父？我說你是院長，我們的父親就躺在你的太平房，躺在你的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姐姐當初怎麼選中了你？姐夫突然冷笑一聲，說這與愛情無關。看得出姐夫不想跟我爭論，他說不就死了一個人嗎？在醫生們的眼裏，死嶽父和死一個陌生人是一回事。我跟姐夫、慶遠趕到大哥的辦公室。大哥看見我的手裏提著我們父親的那隻挎包，目光刷地拉直了。大哥奪過挎包，說出什麼事了？姐夫說爸死了。大哥的牙齒咬住下嘴唇，咬了好久，但大哥沒有哭，眼眶裏沒有一點水分。姐夫說爸是摔死的，你們公安局一定有記錄。大哥調來電話記錄本，一頁一頁地往下翻。翻著翻著，大哥的手僵住不動了。我和姐夫湊到電話記錄本上，看見縣公安局9月16日的電話記錄：發話人：河西派出所付光輝。接話人：譚盾。內容：今夜8點40分（20點40分），我在十字街口下坡處發現一被摔倒的老頭。當時圍觀者眾，當我擠進人群後，看見一踩三輪車的中年男人把摔倒的老頭抱上三輪車，並送往縣醫院。老頭頭發全白，身高1米65，身穿淺灰色襯衣，黑色褲子，腳蹬一雙布鞋。半個小時後（21點10分），醫院打來電話，說該老頭送到醫院時已斷氣，無法搶救，現停在醫院太平房裏。老頭隨手攜帶一隻軍用挎包，內有一個煙鬥，小袋煙絲，兩套黃色嬰兒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