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在《呂氏春秋》書中開篇說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這就和君主專製大唱反調。他還在書中說：“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滅掉橫暴的諸侯，但不是由勝利方的君主私有，而是封給賢人。這樣就顯出了一種“公”，是對“公天下”的落實和體現。所以他反對一人私有天下而獨裁。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一書中，還沒有像後代那樣強調君臣大義，不認為君權的絕對性和天授性。他從自然主義出發，認為人們立國君是為了“利天下”“利國”的，對於不利於天下的國君，臣民是可以推翻他的。他說，自古以來，被滅掉的國君多了，人們是可以給自己換個國君的，所謂“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而國君如果很愚蠢，則應該把國家讓給別人，所謂“與賢”。這都和“公天下”一脈相承。
呂不韋還強調君臣分工。君要“處虛”，要“無智、無能、無為”，從而使眾人智，使眾人能，使眾人為。君主要“執其要”，而把具體事務的權力下放給大臣，而不能太過分地幹預下屬。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於自己的職事和國家利益，而不是忠於某個人。如果是“便於君，利於國”的事，那麼重臣不敢推辭，舍身也要辦；如果國君“以白為黑”，瞎指揮，那麼雖然國君尊貴，臣子也“不能聽”。
顯然，這樣的君臣觀，是從天下總體人的利益出發的，是積極的，有利於國家的，不能簡單理解成呂不韋想奪權。
總之，呂不韋的思想，帶有現代民主政府的色彩。他一反商周以來的君主絕對世襲模式，認為君主地位的合法性在於能否“利天下”，君臣之間也不是絕對的主奴關係，大膽提出限製君權，反對獨裁，反對法家君權至上的理論體係，這都體現在《呂氏春秋》這本書裏。《呂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書中講了無數小故事，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故事書，其實每個故事背後蘊含的都是呂不韋一套精密的治國理念。
呂不韋命令門客們把這本二十萬字的大書寫成之後，在秦王政親政前一年（一說前四年）時推出了，並進行了宣傳炒作，把這大書陳列在鹹陽城的農貿市場大門口，上懸千金，宣稱：諸侯遊走的士人和賓客們看了這大書，“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言下之意，如果士人們也挑剔不出什麼反對意見，那麼《呂氏春秋》就可以主導起秦國的意識形態，從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呂不韋思想”，即書中所反複表達的觀點：限製君權，君主處虛，與大臣分權共掌國家，所謂“公天下”“反獨裁”--我們把引號中這兩句統稱為“呂不韋思想”。它和孔子以“仁”和“禮”來維護君權，法家以“法、術、勢”來強化君權專製，都是有著革命性的不同的。所以非法非儒，其實最接近民主。
《呂氏春秋》這本大書拋出的時間，正是秦王政準備加冠的前一年。呂不韋對這本書傾注了巨大期望，書中的理論關係到呂不韋的政治命運乃至中國未來兩千年的政體走向。呂不韋希望秦王政受此書影響，在親政以後能夠按此書所闡明的“呂不韋公天下、反獨裁思想”施政。
然而，獨斷剛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呂不韋思想”，他不喜歡限製君權和分權，更喜歡君權專製，他愛看法家韓非子的書，對君主專製癡迷得超過曆代秦王。韓非子的《孤憤》上說的很清楚，君主應該牢牢掌握一國之柄，君主與貴重之臣之間不可兩存，君主要用“法術勢”控製好大臣。韓非子全文反對大臣分權分地太多，否則就會“國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勢而臣得國”。
韓非子強調君主要獨治。能看到臣子對君權的覬覦和侵害、蒙蔽，這是韓非子的高明之處，但過分強調君主獨裁專製，一時是無比地爽了，但這種局麵又能持續多久呢？
但是，韓非子的書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攬書歎息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如果我能拿到韓非子的簽名，一起歐洲五日遊，死也不恨了。於是他對韓非子思想身體力行，力求強化君權，表現為獨攬朝綱，細大決策皆出於他，生怕大權旁落，後來被旁人不無憤懣地形容為“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呂不韋想要公天下，君臣分權，簡直是與虎謀皮。最後，作為韓非子的big fan，秦王政用一杯毒酒教育了異己學說持有者--呂不韋。呂不韋的死，就死在他限製君權的思想，與秦王政的專製情結冰炭不容。
呂不韋抱著自己的呂不韋思想，就這麼死了。他以“限製君權”為核心的呂不韋思想，“公天下”的一種口號，一並在後來的兩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複蘇，使我們再次看到了呂不韋思想的影子。
呂不韋在死前，端著毒酒，抬眼望去，大約想到了自己的老情人--邯鄲姬。他知道，與秦王政的老媽邯鄲姬，那一段中年人的婚外戀史，並不是他呂不韋致死的主要原因。愛你在心口難開什麼的，在男女作風一貫開放的先秦，那是小事。呂不韋的死，就死在《呂氏春秋》與《韓非子》兩書在爭奪秦王政的靈魂較量時，呂不韋輸掉了。他的老情人的兒子--秦王政，徹底否定了他的呂不韋思想。他一生唯一的收獲，不是萬戶侯，也不是《呂氏春秋》，而隻剩與老情人的那一段曖昧戀情的回憶了。
瀟水曰：秦始皇後來使用《韓非子》作為自己治國的利器，獨斷專行，導致激化各階層矛盾，終於秦王朝滅亡。
具體過程是這樣的，秦始皇為了維護王權專製，就實行嚴刑峻法，危害眾多人民，再加上私欲膨脹，過度使用民力，終於導致人民不勝其苦，所謂“天下苦秦久矣”，導致“群盜並起”，陳勝吳廣這些平民都鬧起來了。而且秦始皇把一般官吏也得罪了。秦始皇治吏甚苛，這是受《韓非子》一書影響，以強化人主對於官吏的控製。官吏們被苛刻的條律戕害得夠嗆，動輒得咎。於是受不了了，官吏們也造反了（如派出所長劉邦、縣丞蕭何等）。如果是隻有一個階層的人造反（比如農民的太平天國），那還可以撲救，但現在是“海內愁怨”，各個階層都要造反了，再加上六國舊貴族野心勃勃的遺民，一同起來反抗，那就好比連地毯、家具和牆柱都著了火，這樣的房子還有救嗎？任憑秦軍再有怎樣的戰鬥力也是枉然了，不久秦王朝也就被推翻了。
如果采用《呂氏春秋》作為施政綱要的話：不要私有天下，把天下當作滿足自己誌欲的私有物，同時限製君權，把一部分權力分給臣子，並讓各階層精英都有一定參與（所謂公天下），從而緩和各階層與君權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走大獨裁的路子，當不致於逼得社會各個階層都普遍造反，秦王朝斷然不至於這樣短促滅亡。
秦王朝的最終失敗，也不能簡單歸咎於法家。當初法家思想的產生，是在春秋末期，正值君權喪失，權力下移，卿大夫家族鬧獨立的時刻。法家強調強化君權，這是有積極意義的。為了強化君權，法家“明法令、定賞罰”，這是非常進步的，對樹立君王權威，促進帝國穩定和發展非常有效。秦國正是憑著這個走向了勝利。但是，韓非子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極端派人物，在理論上把法家崇君思想推向了極端，秦王政在實踐上又把必要的強化君權措施，推展成為極端的皇權獨裁專製，過分扭曲了法家思想應有的邊界，終於發生意想不到的惡果，激化了各階層與君權之間的普遍矛盾，秦國瞬息滅亡。這有韓非子理論部分誤差的一定責任，也有秦始皇走火入魔（偏走極端）以及秦二世胡鬧等等的曆史偶然。
“注釋1”秦昭王、齊桓公，這些都是諡號。真名是稷、小白。燕王喜，沒有諡號。喜是名字。
“注釋2”《史記燕世家》：“將渠引燕王綬止之……王鷲之以足。”
“注釋3”此據出土物。
“注釋4”所謂季世，季，就是老三或者老四的意思，比如“冠軍、季軍”。“季世”就是末世、亂世。
§§第九章 破韓滅趙（公元前244年-前2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