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憾廬相處很好，我們最初見麵是在泉州關帝廟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兒子來上學，雖然談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個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誌改革社會，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以後我和他同在轟炸中過日子、同在敵人迫害的陰影下寫文章、做編輯工作，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辦的刊物，質量不高，但在當時銷路不算少，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我至今還懷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聽他談起來林語堂對他並不太好，他卻很感激他這個遠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後吧，林語堂一個人回國了，到桂林東江路福隆園來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裏遇見他，他在美國出版了好幾本，很有一種名人的派頭。話不投機，交談了幾句，我就無話可說。以後我也沒有再看見他。靳以夫婦從福建南平回重慶複旦大學，經過桂林住了幾天，我送他們上火車，在月台上遇見憾廬的孩子，他們跟去重慶的叔父告別，我沒有理他。後來林語堂離開重慶返美時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告別中國的詩，我記得是兩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後兩句是“試看來日平寇後，何人出賣舊家園”。意思很明顯。有個熟人在桂林的報上發表了一首和詩，最後兩句是：“吾國吾民俱賣盡，何須出賣舊家園”。《吾國吾民》是林語堂在美國出版的頭一本“暢銷書”，是迎合美國讀者口味的著作。憾廬曾經對我談起該書在美國出版的經過，他引以為榮，而我卻同意和詩作者的看法，是引以為辱的。
中另一個好人洪大文並不是真實的人物，我隻借用了一個朋友的外形和他在連雲港對日軍作戰負傷的事實。他年輕時候進了馮玉祥辦的軍官學校，當過軍官，又給派到蘇聯留過學，一九二六年回國後經過上海，我們見過一麵，他回到部隊裏去了，我也就忘記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書店轉給我的。信上說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來，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處，當時人們住得比較寬敞，他躺在床上，有時拄著雙木拐起來活動活動。人變了，湖南口音未變。他告訴我他離開過部隊，後來又到稅警團（宋子文的稅警團吧）當團長，在連雲港抗拒日軍，戰敗負傷。中洪大文講的戰鬥情況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訴我的，他還借給我一本他們部隊編寫的《連雲港戰史》。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談話有些地方便是從所謂《戰史》稿本中摘抄來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蕭珊到貴陽旅行結婚，後來就沒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後我也不知道他轉移到哪裏。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著雙拐來找我，說是在江蘇某地榮軍教養院作院長，還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樣高談闊論。他約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館裏吃了一頓飯，就永遠分別了。他坐上三輪車消失在街角以後，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簡單得多。
最後我想談幾句關於朝鮮人的事，因為《火》第一部中講到朝鮮革命者的活動，而且以朝鮮誌士的英勇戰鬥和自我犧牲作為結束。我在這之前（一九三六年）還寫過短篇《發的故事》，也是懷念朝鮮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時候就聽見人講朝鮮人的事情，談他們的苦難和鬥爭，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跡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時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觸朝鮮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回憶文章裏就講過，五四以後我參加成都的《半月》雜誌社，在刊物上發表過三篇東西，都是從別人書中抄來的材料和辭句，其中一篇是介紹世界語的，而我自己當時卻沒有學過世界語。不久就有人拿著這本雜誌來找我，他學過世界語，要同我商量怎樣推廣世界語，他在高等師範念書，姓高，說是朝鮮人。我便請他教我世界語，但也隻學了幾次就停了，推廣的工作也不曾開展過。我和高先生接觸不多，但是我感覺到朝鮮人和我們不同，我們那一套人情世故，我們那一套待人處世的禮貌和習慣他們不喜歡，他們老實、認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強。這隻是我一點膚淺的印象。
出川以後，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屬高中畢了業帶著文憑到北京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發現我有肺病，雖然不厲害，我卻心灰意冷，不進考場。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數理化等課無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這樣放棄了學業，決定回到南方治病。我在北京呆了半個多月，我記得離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園的首次開放，在漪瀾堂前度過了一個寧靜的夜晚。我當時住在北河沿同興公寓，房客不多，院子裏有一棵大槐樹。我住到這裏，還是一個編報紙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紹的。他是朝鮮人，有一天晚上，他帶了一個同鄉來看我，天氣熱，又是很好的月夜，我們就坐在院子裏乘涼。沈比較文雅，他的朋友卻很熱情，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了好些朝鮮愛國誌士同日本侵略者鬥爭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了朝鮮人民艱苦而英勇的鬥爭，對朝鮮的革命者我始終抱著敬意。我後來就把那些故事寫在《發的故事》裏麵。這以後幾十年中間我遇見的朝鮮人不多，也不常同他們接觸，但是從幾個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們的流亡生活和抗戰初期的一些活動。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寫了子成、老九、鳴盛、永言這班人，和他們懲罰朝奸的壯舉。在裏子成回憶起朝鮮民歌《阿裏朗》。據說從前朝鮮人到我國滿洲流亡，經過阿裏朗山，悲傷地唱著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聽見金燄同誌的妹妹金煒女士唱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動，當時正在寫的這一章，就寫了進去。我以前對它毫無所知，卻能夠把歌詞寫進甚至將歌譜印在發表這一章的《文叢》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鮮朋友的幫忙。這位朋友姓柳，是園藝家，幾十年來在一些學校或者農場裏工作，為中國培養了不少園藝人材。他在當時的朝鮮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慶、在台北都曾見到他。今天我還沒有中斷同他的聯係。他在湖南農學院教書，有時還托人給我捎一點湖南土產來。我還記得四十幾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緝得厲害，到上海來，總是住在馬宗融的家中，幾個月裏他的頭發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婦就是後來發表的短篇《生人妻》的作者羅淑。抗戰初期羅淑患病去世，我們在桂林和重慶相遇，在一起懷念亡友，我看見他幾次埋下頭揩眼睛。
朋友柳已經年過八十，他仍然在長沙堅持工作，我仿佛看見他的滿頭銀發在燦爛陽光下發亮。聽說他從解放了的祖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獲得了鼓勵，我應當向他祝賀。《火》第一部出版時我在後記的末尾寫道：“我希望將來還能夠有第四部出來，寫朝鮮光複的事情。”我不曾實現這個願望，但我也不感到遺憾，因為朝鮮人民已經用行動寫出了光輝詩篇，也一定能完成統一朝鮮的偉大事業。
1980年1月25日
§§代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