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溫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過了三四個月，蕭珊就去昆明上大學。以後她到過桂林、貴陽、重慶和成都。她不可能有馮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經曆，我當時隻是設想她在那樣的環境該怎麼辦，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寫了出來。蕭珊是一個普通人，馮文淑也是。在這三本裏我就隻寫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視死如歸的朝鮮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敵人進行秘密鬥爭或被捕或遇害的劉波、朱素貞們也都是普通人，他們在特殊的環境裏會做出特殊的事情。總之，沒有一個英雄人物，書中卻有不少的愛國者。《火》並沒有寫到抗戰的勝利。但是我相信對這勝利貢獻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無數的普通人。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有幾十年的經驗，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進。普通人身上有許多發光的東西。我在朝鮮戰場上見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輕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非常想念祖國，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的時候，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他講“俄羅斯語言”，我想的是“中國話”，散文詩的最後一句：“這樣的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絕不能叫人相信。”我寫《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它是我當時“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著我們偉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裏我讓馮文淑來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別山，蕭珊未到過，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觀樓……都寫進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寫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沒有改變，但是我冷靜些了。我在裏寫了一些古怪的社會現象，當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寫下來的還比較少。馮文淑離開上海將近四年，在昆明出現並不顯得成熟多少，其實我寫的隻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見的昆明，到四三年情況又有變化了。我記得清楚的是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和處境困難。當時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積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鴉片，白的是大米），此外還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單幫做買賣的各種發國難財的暴發戶。那個社會裏一方麵是嚴肅工作，一方麵是荒淫無恥。在國統區到處都是這樣。我在裏隻寫了幾個普通的小人物，他們就是在這種空氣中生活的。馮文淑在昆明，同她過去的好朋友朱素貞住在一起。蕭珊在昆明，從宿舍搬出來以後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學一起生活。那個姓王的女同學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紀比蕭珊大一點，誠實，樸素，大方，講話不多，是個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選的，但不知怎樣，我的朋友又愛上了別人，要把她推開，她卻不肯輕易放手。我那朋友當時在國外，他去歐洲前同我談過這件事情。我批評他，同他爭論過，我看不慣那種單憑個人興趣、愛好或者衝動，見一個愛一個，見一個換一個的辦法，我勸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責任，應該知道怎樣控製感情，等等、等等。我談得多，我想說服他，沒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個玩弄女性的人，他無權無勢，既然沒有理由跟妻子離婚，新的戀愛也就吹了。蕭珊的女同學後來終於給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戀愛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頭，離婚一結婚，結婚一離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華，幾乎弄到身敗名裂，現在才得到了安靜的幸福，這是後話。我兩次在昆明的時候，經常見到蕭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為人。我寫《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貞時，腦子裏常常現出她的麵影。她後來結了婚，入了黨，解放後當過一個單位的領導幹部。“文革”期間有人來找蕭珊“外調”她在昆明時期的一些情況，蕭珊死後又有人來找我外調，說是要給她恢複工作。六、七年沒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貞的身上還有另一個人的感情，那是蕭珊的同鄉，她的中學時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純潔的姑娘。我在廣州開始寫朱素貞的時候，蕭珊還在上海念書，沒有見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當時可能也還沒有開始新的追求。其實不僅是上麵提到的兩個人，我在那幾年中間遇見的給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輕女人在朱素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跡。但朱素貞並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終是一個普通人。在最初幾版的（《火》第三部）中朱素貞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念書，忽然接到陌生人從香港寄來的信告訴她：她那分別四年的未婚夫劉波在上海“被敵偽綁架”，關在特務機關裏。她決定回上海去營救他。她動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發來的電報：“波遇害，望節哀。”她決心去替他報仇。她走後大約七個月馮文淑收到從上海寄來的一份剪報，上麵有一則消息報道大漢奸特務丁默村遇刺受傷，他的女友朱曼麗是幕後主使人，供認不諱，已被槍決。“這個朱曼麗似乎就是素貞，不過文淑不願意相信。”我這樣寫，就是暗示朱曼麗和朱素貞是一個人。在當時的確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年輕女人刺殺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記得有位朋友寫過一篇文章，另一個朋友認識這位女士，對我談過她，他也講不出別的原因，大概是一位愛國誌士吧。這樣的人很難令人忘記，我就讓她也留下一點痕跡在朱素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節前後，敵人和漢奸暗殺上海愛國人士，甚至懸頭示眾這樣的事發生過好幾起，後來在孤島也幾次出現愛國者懲罰漢奸的大快人心的壯舉。我用在上海的朝鮮革命者懲罰朝奸的事實結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貞謀刺丁默村的消息作為《火》第三部的《尾聲》，也就是全書的結局。當時我是這樣想的：用那個年輕女人的英勇犧牲說明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勝利的決心。但是一九六〇年我編輯、校改《文集》的時候，改寫了這個結尾，正如我在後記的注解中所說：“我讓馮文淑離開了昆明，讓劉波和朱素貞都活起來，讓人們想到這幾個朋友將來還有機會在前方見麵。”我加上素貞從香港寫給文淑的一封信，說明她在上海同朋友們一起營救劉波出獄後結了婚，又陪著“遍體傷痕”的丈夫到香港休養，準備等劉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線工作。她在信裏解釋這所謂前線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個聖地”，就是說延安。文淑在複信中也說：“三四天後就要動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個‘聖地’去”。國外有些讀者和評論家對我這種改法不滿意，說我“迎合潮流”，背叛了過去。我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幾十年來我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不斷地在變化，有時變化小，有時變化大。我不能說我就沒有把作品改壞的時候，但是我覺得《火》第三章的結尾改得並不壞，改得合情合理。當時人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裏，這是事實。隻有這樣地結束我的所謂《抗戰三部曲》（盡管我寫的隻是一些側麵），才符合曆史的真實。當然，我在後記的腳注中也說：“這個小小的改動並不能彌補我這本中存在的大缺點。”這是真心話，不過我仍然要重複我說過的那句話：作品不是學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動。按照“四人幫”的邏輯，一個人生下來就壞，一直壞到死，或者從誕生到死亡，這個人無事不好。所以那個時期孩子們在銀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見一個陌生人，就要發問：好人？壞人？不用說，文淑和素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個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這是我一個老朋友，我把這個基督徒寫進我的，隻是由於一樁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醫理，起初自己開方吃藥，病重了才找醫生，不多久就逝世了。當時他的夫人帶著孩子來到他的身邊，就住在我的隔壁。看見這位和我一起共過患難的年長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傷。參加了朋友葬禮後兩個多月，我開始寫《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寫了進去，而且讓他占了那麼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修改的《尾聲》時，曾經寫道：“我們之間有深厚的感情。這感情損害了我的寫作計劃。我設身處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裏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寫一個宗教者和一個非宗教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是沒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亂，我本來想駁倒亡友的說教（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每頓飯前都要暗暗祈禱，我發覺了常常暗笑），可是辯論中我遷就了他，我的人道主義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辯護，我的舊作中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差不多占同樣的地位。在這一點上蕭珊也有些像我。所以裏年輕姑娘馮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馮文淑甚至答應看《北辰》的校樣，暫時到北辰社幫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麵提到過的《宇宙風》，它是林語堂創辦的。林語堂後來帶了全家人移居美國，把他哥哥從福建請到上海代管他的事業。他的哥哥原是教師兼醫生，在上海參加了《宇宙風》的編輯工作，名叫林憾廬。《宇宙風》本來還有一個合作者，後來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廬在上海和香港都編印過這個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裏複刊了它。我一九四〇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為《宇宙風》寫過散文和旅途雜記。一九三九年蕭珊也在這個刊物上用“程慧”的筆名發表了幾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費，便買了一隻立燈送給母親，她高興地說這是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錢買的。她初到昆明，還寫了一篇旅途通訊，敘述經海防去內地沿途的情況，也刊在《宇宙風》上。一年後我踏著她的腳跡到昆明，雖然形勢改變，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遠，我就沒有寫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