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無論從中國本身曆史的脈絡來看，或從世界變遷的大框景中來看，一個最能掌握中國近百年發展的性格的概念便是現代化。現代化是一社會巨大轉型的變遷過程。這個變遷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各個製度層麵，在根本上，是一種生活方式與價值秩序的轉變。中國的現代史實際上可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故事。誠然，現代化這個概念本是用來描述歐洲十七世紀、特別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大轉型（包括科學革命、工業化、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啟蒙運動把這個社會大轉型提升到意識層次，即有意識地建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包括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價值的文明格局。建構文明新格局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所設計的“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哈貝馬斯所說的“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這個“現代性方案”開始在歐洲展現，之後，延展到北美，形成了西方現代的新文明秩序或西方的“現代性”。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後，這個“現代性方案”則擴展到全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先有日本，繼而所謂“四小龍”（即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新加坡、韓國），八十年代以還則是中國大陸，在現代化上都展現了前未之有的生猛活力。事實上，今日整個亞洲都已進入到現代化的浪潮中。就中國來說，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現代轉向”，根本上講，是對來自西方“現代性”挑戰的一個曆史性回應。“注釋2”應指出者，中國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的本質非一開始就自覺到的，而更值得注意者，十九世紀末來自西方現代性的挑戰是以現代性大扭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醜惡麵貌來敲叩中華帝國的大門的，也即中國的現代轉向是在大扭曲的曆史情景中開始的。因此，中國的現代轉向的過程中充滿委曲與不情願。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其根本的動力來自雪恥圖強的意識。“注釋3”在某個意義上，中國之走上現代化，如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茲所說，是“命定地現代化”，是“被詛咒地去現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e）的。“注釋4”現代化不是一條輕鬆的路，它會根本性地改變或轉換我們世世代代傳統的道德規範與價值秩序，但對古典文明如中國、墨西哥來說，現代化是“唯一理性的，事實上也是無可避免的道路”。“注釋5”
當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時，未必有現代化的概念，但從曾國藩、李鴻章領導的同治洋務運動，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以及陳獨秀、胡適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組成。並且越來越成為自覺的現代化運動。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分別在大陸與台灣推行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事實上，台灣越來越移向資本主義），則是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選擇了不同的途徑。在這裏應強調地指出，現代化這個概念，特別是下麵將討論到的美國的“現代化理論”，雖然在七十年代以還在學術上已受到種種的批判，但是在現實世界，現代化仍然是當今國家社會最主導性的發展思維與發展語言。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代化在經驗上已是一“全球化”的現象。中國大陸、台灣與不久將回歸中國的香港都是這個全球化現象的一個部分。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
現代化這個概念或現象是相應於“現代性”而言的，亦即是一個國家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追慕“啟蒙方案”所鋪陳的現代文明秩序的意象所產生的社會轉型的種種變化的過程。說到現代性的建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是充滿樂觀的，他們相信理性，相信人類可以借理性而建立自由、公義、人道的人間秩序。以理性為根源的“啟蒙方案”，表現在製度層麵最突出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工業體係、自由主義的民主、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些都是現代性的製度特征。啟蒙的方案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的確展示了現代文明的高度，但是，也就在十九世紀，思想家們雖然對現代文明熱情的擁抱，但也看到了現代文明的黑暗麵與破壞性，誠如伯曼（M。Berman）所說，他們對現代性的曖昧性（ambiguities）與矛盾性（contradiction）感到不安與焦慮，而思有所超越，也即他們視現代性為一開放的係統，他們對現代性的態度是既肯定又批判。“注釋6”十九世紀的現代性經驗中最顯著的是蒸汽機、自動化工廠、火車、大規模的工業區、報紙、電報、電話、民族國家、不斷擴展的市場，這一切都賦予人們無限的發展機會，但也產生了社會文化急劇的解組的危機，尼采就喊出“上帝已死”“創造新價值”的口號，這是一個“個人敢於個人化他自己”、個人敢於嚐試一切，但卻是既有自我發現又有自我懷疑的矛盾時代。
對於這個現代文明本質的態度，馬克思是十九世紀思想家中極有代表性的。馬克思受啟蒙影響至深，他懷抱的“人類解放”的觀念就是啟蒙價值的核心，故他有被視為“啟蒙之子”者。“注釋7”馬克思對啟蒙方案所產生的十九世紀的現代文明有深刻的洞悉。在他眼中，這個現代文明是由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所建構的，而現代性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性格，至於這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先鋒則是布爾喬亞（資產階級），他對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特別是它的生產力給予最大的讚美，在《共產黨宣言》中，他說：
它所完成的奇跡遠遠超過了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水渠、哥特式的大教堂……布爾喬亞，在短短不逾一百年中，已創造了比過去所有年代加起來的更龐大、更巨大的生產力。
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經濟的下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會持續地進行革命，而這又會動搖社會製度、生活格調、文化觀念，以及傳統價值這些“上層建築”，布爾喬亞的經濟革命就是馬克思的現代化意象。美國曆史學者施萊辛格（Schlesinger）說：“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有什麼中心命題的話，這個命題是：現代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一定會使每一個民族從封建主義通過資本主義而進入共產主義。”“注釋8”在這個意義上，塔克（R。C。Tucker）說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未嚐不可視為“現代化理論的宣言”（a manifesto of modernization theory）。“注釋9”誠然，如伯曼所說，馬克思是一位“現代主義者”（modernist）。馬克思視資本主義文明之出現為社會演化的高峰，他以資本主義真正在人類曆史發展中構成一個“質的飛躍”。“注釋10”
毋寧唯此，馬克思甚至相信西方在東方的殖民主義都是資本主義文明世界化的一部分，無可諱言，馬克思在這裏顯露了他的西方的種族中心主義。“注釋11”不過，馬克思在讚美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之餘，同時也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黑暗麵。也許更確切地說，馬克思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的批判者，他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病態與危機，他認為資本主義孕藏著本身毀滅的種子，他尋求的是一個沒有“異化”、一個人類在生產活動中“自我實現”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曆史觀中所展現的是“超越現代化”（beyond modernization）的觀念。在他，共產革命的目的不在“現代化”社會，而是“人化”社會。“注釋12”
總之，馬克思是一位現代主義者，又是一位“反現代主義者”，可以說，他希望通過更完全更深刻的現代性來醫療現代性的病傷。“注釋13”我之所以討論馬克思與現代化的關係，主要在說明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國之後，把中心任務認定是“恢複和發展生產”，要“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到工業國”（《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就集中在經濟發展，搞物質建設，並以工業為重心，這雖然沒有以現代化為國家的發展語言，但卻是以現代化為國家的發展思維。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大陸走上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十三大標舉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並提出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這可說，是中共在為貧窮落後的中國尋找的一條“必然王國”之路。至於中國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在走向“自由王國”的樂土的道路上，必然不能不麵對馬克思主義中“超越現代化”或批判現代性的另一層問題。
美國“現代化理論”與東亞的現代化
1945年之後，世界社會科學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與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一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對壘，二是非西方民族從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脫穎而出，它不隻擁有無比強大的經濟力，而且有一種宗教式的樂觀自信的政治意誌去重建大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當時在大學係統上獨領風騷，而社會科學則更獲前未之有的擴張，美國社會科學對於新世界秩序的建構，在學術上發展了“現代化理論”，這個現代化理論直接導源於歐洲的啟蒙方案，但卻是美國的特產。“注釋14”
美國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所發展的現代化理論，誠然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它更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個領域有不同層次的理論表述，但一個占主流地位的理論內涵是：現代化的根源是科學理性，它所擁抱的是一種“發展”的意理，它把發展的基調定在工業化（經濟發展）上，並認為工業化含有一個內在關聯的成長模式，不同社會或國家，最後會產生某種劃一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結構。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把美國的文明視為是現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現代性的典範。這個現代化理論受當時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影響最大。帕森斯為“結構功能學派”大師，亦為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巨子，他的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演化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隻有一個源頭，即是西歐的理性化，這一點他是繼承德國的韋伯的論點的，西歐經過理性化的洗禮而出現了西歐的現代性，而這個理性化過程不是隨意性的，而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這個理性化且有“普世性”的意義。他樂觀地預示，西方的現代性會由西方向世界擴展，到下一個世紀或更久遠的時間，這會是世界的主要趨向，最終則是一個他稱為現代型的社會的完成。“注釋15”
美國現代化理論既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一種發展理論，也是美國政府與民間（基金會）的一種發展策略。“注釋16”
它的現實意義有二：一方麵，美國現代化理論可以視為是西方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現代化道路上競賽的學術策略；另一方麵，美國現代化理論是對第三世界（特別是非西方的後殖民地國家）提出了發展的藍圖，用科學理性來消除對現代化的障礙，包括迷信、偏見與傳統，使非西方社會走上以美國為典範的現代文明之路，也即以自由主義的民主原則為主軸的資本主義形態的現代社會。的確，德國哲人康德所提出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強烈地表現在美國“現代化理論”這個科學典範式的宣稱中。
五十與六十年代，美國現代化理論盛極一時，七十年代則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最後則消失了它的光芒，減退了它的吸引力。現代化理論之所以由盛而衰，原因極為複雜。首先應指出，現代化理論在第三世界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種種預期的差距，許多國家在推行現代化政策後，不但未能產生理論上預期的“發展”效果，現代化摧毀了基於傳統的平衡狀態，並且造成了社會的斷裂、不公、失序等現象，從而造成對現代化的不滿。如前所述，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原是一種與共產主義競賽的資本主義發展意理與策略，但卻在第三世界許多地區遭到抵拒，而激起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標舉的“沒有現代化的發展”（development without modernization）的口號。這個口號背後的意義是第三世界要發展，但不要西方式的製度。“注釋17”
這種現代化運動導致的是一種反美主義（anti Americanism）的運動。六十年代以後反美國主義相當廣泛，照荷藍特（P。Hollander）的分析，其所反對的不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大眾文化，而是美國所代表的現代性。“注釋18”在學術上，對現代化理論也出現了直接的挑戰，那就是七十年代前後崛起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t theory）和世界係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注釋19”這些理論（特別是依賴理論），不但指出現代化理論與新興國家的發展經驗不符（如工業化或經濟成長並不必然會導致民主化），並且著重強調西方，特別是美國以持續的帝國主義的手段，控製與剝削新興國家（如拉丁美洲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真正的問題，不在“發展”與“低度發展”，而是用法蘭克（Gunder Frank）的話，“低度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那是一種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所造成的結構性關係。這些理論對現代化理論所提出的批判，雖然沒有能取代現代化理論，但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理論取得的範典地位則產生重大的挑戰。更根本地說，美國現代化理論在學術上所受的挑戰是它所采取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實證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已因科學哲學新觀點之出現而動搖，社會科學中的“詮釋學的轉向”（hermeneutic turn）使現代化理論在學術上受到冷落，另一個關鍵性的缺陷，則是現代化理論背後的“西方中心觀”（或更確切地說是“美國中心觀”）的論斷。現代化理論完全沒有給予文化或傳統一個應有位置。如泰勒（Charles Taylor）所提出，享有支配性地位的現代性理論是一種“現代性的非文化論”（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亦即是撇開了文化這個因素來考察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注釋20”
誠然，美國以帕森斯的現代性理論為基調的現代化理論擁有一種以西方特定時空中的社會形態為最後模型的思維模式，把西方的特殊主義予以普世性（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這種理論思維在非西方、特別是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中都遇到挑戰。此點下麵還會討論。
美國現代化理論的消沉，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外因是六十年代以還，越南戰爭、黑人民權運動、美元危機、石油衝擊等一連串的危機，最後歸結到“美國世紀”的結束，這一切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樂觀態度。社會科學界不僅被逼反思第三世界的現代化過程，並開始轉向剖析美國社會的病理現象。“注釋21”自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氣候發生了深刻變化，主流派學者中，像哈佛的亨廷頓就主張放棄用“現代化”這個概念。“注釋22”大多數的美國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社會學家）不再談現代化的大理論，而把現代性分割為一係列的現代性組成，包括工業化、政治民主化、國家建構、都市化、市場發展等，來作分別的研究。這一做法使他們避免作過度通則性的解釋的錯誤，但是這也使他們不能或不敢麵對大問題，即什麼是現代性的構成問題。“注釋23”很清楚地，現代性的大問題論述的主導地位在歐洲。
現代化理論在七十年代已經消隱，但是很有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現代化理論卻又重新為社會科學界所注目。福山說：
雖然做個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已不再是“政治上正確”，該理論卻相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沒有比亞洲更能驗證得當的地方了。戰後的現代化理論認為，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接踵而至成為經濟發展的結果。“注釋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