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實行的是普遍的奴隸製。中國古代的商人，要麼是官商，要麼是在夾縫裏生存的私商，都無獨立的財產權或財產權的保障。就像顧準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重農抑商曆史傳統下的中國商人，隻會當西門慶，舐一些太監的唾餘，絕不敢要求政權。中國的宗教也是軍事共同體的附庸。即使如此，中國也不需要再用上千年的時間卸下曆史包袱，去準備自己實現曆史過渡的條件。
中國改革存在“後發優勢”。中國社會的世俗化特征決定了中國的包容性，她的國門一旦打開，西方世界技術文明、經濟文明就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國所吸收。中國人在30年裏做了西方人千餘年做的事情。中國政治的包容與開明也遠甚於300年前的西歐國家。
西方曆史上的外部分權讓它們的轉型變革曾經充滿了劇烈的動蕩。它們的政治文明已經建立的事實，構成開放背景下中國政治的一個有限的外部分權因素——中國政治家僅僅把西方文明看作自己獨立行動的參照係，他們在國家權力的支持下，能夠按照自己對轉型變革的理解去獨立安排改革的進程。這是中國漸進改革內生的邏輯。
中國改革的首要成績是執政黨執政理念在文本意義上的全麵轉變。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促進人的全麵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給自己曆史使命的最新定位。在執政黨轉變自己理念的同時，要求社會大眾樹立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的內涵被定義為社會主義民主法製、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理念。執政黨理念和公民意識的文本意義固然和改革的現實仍有不小距離，但我們不要忘記，西歐的轉型變革也曾有過文本變化先於現實革新的曆史階段。
中國改革最讓人感受深切的是經濟的迅速發展。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4.66萬億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則由381元升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總量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
中國改革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是它導致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係統性變化，其主要特征是社會生活的多元化。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私營企業迅速發展，最容易保持獨立意識的中產階級在迅速崛起；中國民間組織的力量迅速成長壯大，各類非政府組織獲得很大發展，民間誌願者活動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地方政府不時冒出有創新意識的政治家，向社會顯示他們的魄力和智慧；加入WTO，使中國有了一個權力大於聯合國的“國際政府”，受到了國際規則的管轄。多元化發展不會讓中國人的天塌下來。相反，隻有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才能創造出和諧社會的基礎。民主製度的建立實質上是政治活動領域的高度組織化和多元化。
在這部書中，我們主要是展示中國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們很清醒，中國改革的曆程並不是完美無缺的，更多的現實難題還有待通過深化改革去解決。在已經走過的30年改革曆程中，我們的經濟改革獲得突破性進展，生產力獲得迅猛發展；社會改革步伐近些年有所加快，但社會生活領域中長期存在的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不高、分配不公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政治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但改革的具體路徑還需探索，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和緊迫。正是因為改革存在這種不平衡性，中共十七大明確提出了全麵改革的要求，並特別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是全麵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的改革無坦途可走，國際國內的許多不確定因素以及改革本身的策略性失誤，都會包含風險。但是，倒退沒有出路，停止風險更大。我們對改革的前景不改樂觀的判斷，隻因為改革符合規律，順應民意。
30年時間在人類曆史上似乎是難以充分展開曆史規律的一個瞬間，偶然事變要將我們拉回到幾十年前的曆史時段絕非沒有可能。但我們竟然在一陣又一陣反對改革開放的喧囂聲中挺過來了；逆流而起的浪頭沒有把我們打暈，我們總是撥正船頭迎向現代化目標。我們期盼，再過100年，我們的子孫後代會驚歎這一代政治家引領中國這條大船在曆史的航道上駛過急流險灘而沒有沉沒，使中國成為嗬護世界文明的重要主導力量。
（本文與吳祚來合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