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個典型的50歲的北京人或成都人，駕著的自己的私家車加滿一箱燃油所花的錢，可能是他30多年前在一個小鎮上全年的生活費。這裏已經考慮了物價上升因素。現在市場上一隻饅頭的價格是30多年前的５倍。
2008年美國《新聞周刊》首期的封麵文章是談論中國崛起的文章，其標題是“一個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級大國的崛起”。這篇文章引述勞倫斯·薩默爾的分析說，在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時期，一個歐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當今一個中國人一生的生活水平會上升10000%！
中國從哪裏來？朝哪裏去？對一個生長在中國大都市的2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這可能不值得去深入思考。或許他們會認為當今中國的繁榮本應如此。不，中國本來不是這樣的，中國的曆史本來是另一種麵貌。
我們從傳統社會走來，正走向現代社會。我們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之中。30年的改革過去了，現在我們可以說，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給中國帶來了繁榮。在中國這片熱土上陽光初照，燦爛前景不會太遠。
經濟學家說，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積累的社會。這個定義的豐富內涵依托著一個簡單的事實：傳統社會裏人們的生活世世代代沒有多少變化。現代社會發明了使財富翻倍增長的手段。所以，馬克思說英國工業革命時期100年創造的財富比過去一切時代還要多。不誇張地說，中國改革30年創造的財富比中國以往所有時代創造的財富還要多，這是因為中國的一隻腳已經踏入了現代社會。
曆史學家說，人類從走出非洲開始了自己的曆史，到現在已經有300萬年。人類的少數一部分大約在300年前掀起現代社會的帷幕，那個事變被叫做“英國革命”。300年之於300萬年，如同人的一生中的兩天半時間，而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裏人類欠身起立，摸索著告別黑暗，走向光明。中國政治家在30年前推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改革大幕由此拉開。鄧小平說，改革也是革命，也許再過100年，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意義。
揭開物質財富增長的曆史表象，窺視其背後的秘密，我們方能認識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區別，也能懂得我們改革的意義究竟有多大。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軍事集團對社會的控製。軍事領袖們被叫做皇帝、國王、丞相或其他什麼。現代社會打破了軍事集團對社會的壟斷控製，不僅經濟活動有了競爭性，公共活動領域也有了競爭性，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不再由槍杆子決定，而由社會民主程序決定。毋庸置疑，由傳統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無坦途可言。槍杆子支持的合法性全然不同於民主政治決定的合法性，雖然槍杆子支持的合法性也會有自己的合理性。
改革的難處在於代表新生力量的政治家要卸下曆史的包袱。正如馬歇爾的名言所示，曆史沒有跳躍，中國和西歐因為不同的曆史遺產決定了它們實現曆史過渡的進程十分不同。
中國皇帝發明了頗受西方人推崇的文官製度，文官的產生甚至采用了考試錄用的方式，但這也不過是最高軍事領袖為鉗製下級軍官而設計的一種製衡製度而已。文官製度是一種分權製度，但這種分權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權。這種製度常常隻在戰爭間隙發揮作用。一旦戰爭開始，一個農夫可能會成為戰爭機器的螺絲釘。
西歐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分權既發生在軍事集團內部，也發生在外部。宗教集團和自治城市是對世俗封建權力的重要外部約束。歐洲宗教改革產生的新宗教勢力給封建軍事集團的滅亡施加了第一把力，而最後終結封建政權的是商業集團。倫敦的商人在內戰中起過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鐵盧戰役中也是軍隊的骨幹。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是一場商業戰爭。
西歐人領曆史變革之先告別傳統社會，是對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貢獻。在中世紀，歐洲人就開始嚐試建立私有產權製度、專利保護製度、股份公司製度、複式簿記製度、獨立商業城市的民主製度和政黨競爭製度等。這些製度加上歐洲基督教與世俗權力的分庭抗禮，構成了歐洲社會的多元化特征。這些曆史遺產為羽翼逐漸豐滿的商業集團登上曆史舞台提供了基礎。
歐洲社會特別是西歐社會轉變的邏輯是：先用上千年的時間發育一種社會分權機製，然後在精英階層發動憲政革命，最後再在整個社會肌體上解決憲政問題，從而創造一個民主法治社會。中國的改革難道要複製歐洲社會轉變的曆程麼？不。誠然如馬克思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