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被無辜毀壞了的大半生，包括精神肉體家庭家族的一切損失，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
張愷之平反後第一天上班，悻悻而歸。
破舊的自行車穿過擁擠不堪的小巷，鏈條在腳下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暮色沉沉地降下來，像一道厚重的高牆，隔開了他與黑暗中行走的路人。他想他也許永遠也無法知道正在夜色中進行的種種秘密。他想在無關的路人看來，他也許隻是他們身邊一閃而過的一個黑影。那一刻他甚至覺得原來一切都並沒有任何改變，就像這破爛昏暗的小巷，路麵不斷地被修修補補，卻仍然固定在城市原來的位置上。他仍然像是每天傍晚從糧食局的倉庫下班出來，穿過這條彎曲狹長，通往人生終點的隧道……
那個傍晚他決定，他還得繼續“申訴”。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那道人為設置的高牆。
幾個月以後，我收到了爸爸恢複黨籍後的來信。這封用秀麗的毛筆字小楷書寫的家信，我一直珍藏至今。對於我來說，這封信是一個永久的紀念；對於爸爸自己，卻是一個無意的總結。
他在信中寫道：
報社黨委終於告訴我：你就去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吧。
我就這樣糊裏糊塗被開除出黨，又稀裏糊塗回到了黨內。
我恢複黨籍，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得“道”多助的結果。我不但沒有太激動，而是痛定思痛，沒有多少歡欣的情緒。實際上，放在我麵前的種種問題，一個也還沒能解決。今後能否解決，也未可知。但是我認為，恢複黨籍就是恢複了我的名譽，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今天的黨是很有希望的——隻要它能得到你們這代人中優秀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它就可以振興和建設我們的新大陸。也許你以為我這些想法仍是太書生氣，但是，書生氣是一個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沒有一點書生氣，就隻能陷入庸俗的市儈氣氛之中……
我將那封信反複地讀了幾遍。
我不知道所謂“名譽”這種東西，一旦喪失，是否真的有可能重新恢複？一個人在幾十年中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所經曆的損害汙辱，難道是恢複名譽所能補償的麼？我甚至無法知道，當一個人已邁入晚年時，當著他失去了一生中所有的時間、生命和機會以後，“名譽”的恢複對於他還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
我沒有在爸爸的信中，找到通常那些被平反的人，種種言不由衷的陳詞濫調——他沒有說他感謝黨。沒有。從來沒有。雖然，我知道，在他飽受創傷的心底，他仍然是深愛著它的。因為那畢竟，畢竟是折磨和支撐了他一生的理想。
我每次重讀他那封信，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當十七歲的張其靄走出上海吳淞路的水果行，在流浪的歲月裏最終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時候，他所向往所濡染的那些“書生氣”，卻為他帶來了一生的厄運。他一頭栽在自己夢寐以求的紅色理想中，為了實現這“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而喪失了自己作為“人”的價值。
這本應渾然一體的價值觀，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分裂成為對立的兩極呢？如果社會理想的實現需要以人的價值喪失作為代價，那麼這種社會理想的“價值”究竟何在呢？
當我亦無可挽回地成為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時，重溫爸爸1980年的教導，我不得不一次次固執地向自己發問。
就在爸爸平反恢複工作的同時，卻傳來了盧坤伯伯在上海病重的消息。爸爸一時顧不上其他，去報社報到後，立即趕往上海探望盧坤。據爸爸後來講述的情形，此時盧坤伯伯已肝癌腹水，疼痛難忍。形銷神鎖，麵色灰黃。爸爸拉住他枯瘦的手，話未成聲已是淚如雨下。
盧坤伯伯從來都不是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一向都拒絕上醫院。待病情發現時，已是晚期，上海的醫療條件也無能為力了。
那是爸爸一生經曆的所有痛苦中，最為傷心的日子。
病床前吊瓶裏的藥液，無聲而緩慢地淺落下去。像一條即將幹涸的河流，消失在茫茫的戈壁灘上。他幹癟的手臂上，已難找到能夠插入針頭的皮膚，就像岩石和沙漠，將生命之源拒絕在外。短暫的昏睡中，盧坤伯伯會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禁不住哼出聲來，但他一旦清醒，無論怎樣地難忍，終是咬著牙，任憑汗珠如豆粒般滾落……
爸爸伏在他的耳邊，告訴他自己平反的消息。
盧坤伯伯被痛苦扭歪的臉抽搐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也許隻有爸爸能夠看懂，一絲一絲的喜悅和欣慰，在盧坤暗淡的眸中閃過。如果那能夠稱為微笑，那麼一定是世界上最真誠的笑容了。那微笑融化在爸爸的眼睛裏，麵前一片模糊如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了……
爸爸在盧坤伯伯的病榻旁，整整伺候了十天。
陪伴另一個人走向生命的終點，也許比自己親曆死亡更痛苦。
在深夜的寂靜中，爸爸時常久久地注視著他的老友昏睡的麵容。一個麵色黧黑、頑皮聰穎的男孩子，從病榻上一躍而起。柏年麼——爸爸麵對少年的盧坤輕聲喊道。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他和盧坤剛剛在粵幫水果行的聯益小學認識時的情形。柏年長他幾歲，遇有同學打架，他總是跳出來抱打不平，打得鼻青臉腫地回家，依然雄赳赳的一副模樣。他們一起學說上海話，可是柏年怎麼也改不掉濃重的廣東口音，說“雞蛋”，他非說是“給當”；說“吃飯”，他非說“釋放”……差點把上海人笑死。他的頭腦靈活而舌頭笨拙，簡直可以說一點語言細胞都沒有，到後來連他自己也灰了心，索性就開始進行“創作”——直到解放後，盧坤在領導崗位上，還說著一種上海話不像上海話、廣東話不像廣東話的奇怪方言，他那個美麗而賢淑的上海妻子倒是心領神會的……
……假如當年他和柏年不離開那個廣東老家呢？他癡癡地想。假如他們沒有來到這座陌生的繁華都市，在這裏接受了最初的民主理想，從而走上了一條坎坷的革命旅程，那麼他和盧坤的一生，又會是什麼樣子的呢？假如他們像大多數廣東人一樣，漂洋過海，去了大洋的那端，他們生命的最後歸宿，又將會在哪裏呢……而人生無法假設也無法重新開始，他們注定了漂泊、注定了流浪，像所有背叛了故鄉的異鄉人，一生一世都在苦苦尋找著自己精神的家園……
昏昏沉沉的瞌睡中，爸爸想起了自己平反回報社後，許多朋友感興趣的，僅僅是他的身體氣色。他們對他樂觀飽滿的精神狀態感到驚訝。他們津津樂道於他仍然像年輕人一樣旺盛的精力、羨慕他敏捷的思維和矯健的步履。那幾位熟識的同事，甚至充滿善意地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英俊少年”。
……他真的還是當年同盧坤一起在上海叱吒風雲的那個“英俊少年”麼？他似乎不會相信。他隻知道，這些年來，為了等待這“有朝一日”的平反改正、為了證明自己最後的無辜，他拚命地堅持著苦熬著掙紮著支撐著。他臉上的開朗和眼裏的明澈，都被他這種信念和希望脅迫而生。是他自己創造了那樣一種精神狀態，他之所以能夠不屈不撓是因為他不得不如此。一旦他不小心越過了那條絕對的精神封鎖線，他就會無所依托、一敗塗地了……
然而當他真的回到報社的時候，當歲月證明了那曾經發生在他身上的謬誤時，他卻已經老了，他的精力才華已銷蝕殆盡。他忽然覺得，也許真正的悲哀，恰恰在於他曆盡坎坷，卻居然還保留了那個笑傲人生的外表……
老友的呻吟使他猛然驚醒。
盧坤終將撒手人寰，先期離他而去。永遠永遠。而他又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呢？在老友的病榻前，爸爸忽然覺得自己也同樣已沒有力量維持下去了。在他的心靈深處，也許他的“精神狀態”正在臨近崩潰，他的所謂信念正在裂變瓦解，而這些，除了他的妻子小玲，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察覺和理悟的……
那個淒涼的夜晚，他最後的廣東老同鄉，在彌留之際睜開了渾濁的眼睛。
那雙眼睛久久地望著他，似乎還有什麼話要說。
爸爸把一側耳朵緊貼在他的嘴邊。我在這裏。他對他說。嫂嫂和孩子也都在這裏，我們聽得見的……
盧坤伯伯那氣若遊絲的聲音，在生命最後時刻，說出了一句完整的話。當爸爸辨別出那句話的意思時，爸爸覺得自己的呼吸也隨他一同停止了——
……要搞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貼標語的那件事情……他們說我不肯去貼標語，就是自動脫黨，是政治動搖……這個曆史結論……我不能接受……一定要……幫我申訴……
這就是一個老黨員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最後的遺言。
盧坤伯伯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上海逝世。終年尚不到六十歲。據說後來，在他的家屬的一再請求下，有關方麵依照他的遺願，終於撤銷了審幹時對他的不實之詞，也算是為那段曆史“平”了“反”。
盧坤伯伯的去世，使爸爸痛心欲絕。平反給我們全家帶來的歡欣，湮滅在這一悲哀的噩耗裏。
比盧坤伯伯的突然病逝更令我震驚的，卻是他臨終前的遺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始終想著他最後的那個遺願。那是他參加革命之初發生的事情，早在建國後的曆次運動之前。那個幼稚純真的少年，不懂得“組織”需要絕對的服從——當革命給予了他們關於自由平等的理想時，“組織”卻需要他們用個人自由作出抵押。革命與自由本互為因果卻又互不相容，這大概是許許多多知識分子革命者，所始料不及之處。
據爸爸說，盧坤伯伯為了那次所謂脫黨的經曆，解放後幾十年，一直心情壓抑。那種不治之症，大抵都是長期積鬱成疾所致。
盧坤伯伯去世的幾年以後，時至一九八三年中央落實政策檢查組到達杭州，爸爸經過又一輪鍥而不舍的上訪和申訴，報社總算同意，調整了他的級別，但仍然沒有徹底落實。對於爸爸如此執著地要求公正恢複他的待遇，我曾迷惑不解地對爸爸說：算了算了，何必呢，不就是幾十塊錢的事麼，費那個口舌幹什麼？
算了？爸爸生氣地提高了聲音。怎麼能算呢？你知道這些事情為什麼那麼難？就是因為改錯的人，往往就是當年做錯了事情的人，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啊，你別看“落實政策”一共隻有四個字，“落實”本來有彈性，“政策”也可以加以解釋。而我要爭取的就是一個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實。否則，我要平反做什麼？
我在很多年中，曾以為命運的種種磨礪，已使爸爸徹底放棄了他青年時代滿懷激情的理想主義。我一直認為爸爸早已變成了一個安於現狀的現實主義者。但平反後恢複了本來麵目的爸爸，使我深切地體會了那句名言：你不可改變我！
至此，張愷之的艱難的平反經曆總算告一段落。他一生所受的苛虐也可算是終於結束了。但那並非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就在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新的冤情和莫須有之罪，依然在我身邊此起彼落地生長蔓延。然而宇宙本不知何以為初，又安知何以為末呢？也許在終結之前很久，另一種開端，其實已經正在發生著、替代著、演化著了……
那將是我這個故事以外的故事。也是我寫出這個故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