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個上午，急驟的哨子聲，在都家花園上空響起。我驚恐地躲在台階的柱子後麵，聽見了媽媽慌亂的哭聲。我朝媽媽奔跑過去，緊緊抓住了媽媽的衣角。媽媽抱起了我，就那麼傻傻地站著，眼睜睜看著爸爸和許多人一起，突然被送上了一輛客車。肮髒的車窗緊閉，爸爸模糊的麵孔，消失在塵土飛揚的山坡下……
張愷之在絕無申辯與反抗可能的情況下，從一個共產黨員，忽然變成了一個不知自己罪名的反革命分子。
他曾天真無知地為人證明說，出了問題可以由他負責——現在終於是到了他來為這一切負責的時候了。並且將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
那一年我兩周歲。剛剛進入我幼年印象的爸爸，就這樣忽然不見了。從此我對於一個人的突然消失，有一種恐懼的記憶。童年時代的我，一直處於惶惶的焦慮之中，我總是寸步不離地緊緊盯著我的媽媽，生怕她也會再次離我而去。
後來的很多年裏，我似乎永遠在尋找和盼望著爸爸的歸來。
那一天，二十多輛大客車，滿載著來自靈隱“革大”——失去了學員身份的五百多名“反革命”，向著錢塘江下遊疾馳而去。車到了那個叫做喬司的地方，映入眼簾的是江邊荒蕪的鹽堿地和簡易的茅草棚。張愷之無奈地苦笑了一下，覺得眼前的情形已是恍若隔世。
一下汽車，全體犯人就被告知，從此以後，任何舉動都必須先喊一聲報告。當天夜裏，張愷之被尿憋醒，一欠身，手電筒的光刺得他睜不開眼。——想幹什麼？——小便啊。——小便為什麼不報告？那聲音嗬斥說。——小便難道也要報告麼？他差點脫口而出，強忍住，一氣之下倒頭睡去。他寧可憋到天亮不尿，也不想象犯人似的說什麼報告。然而不多久他便輾轉反側，捧腹難眠，假如火燒火燎。他這才明白假如他再堅持不喊報告，活人也是能被尿憋死的。張愷之在痛苦猶豫再三之下，實在堅持不住，終於不得不朝著草棚頂，含含糊糊地吐出了“報告”兩個字。當他衝到門外，對著漆黑的大地一瀉千裏之時，他心裏的憤怒已被自己“反革命”的尿所撲滅。
懲罰與改造就從一泡尿而始。因著缺乏訓練的膀胱，張愷之的自尊和文雅，不得不逐步收斂了。
第二天一早，全體犯人像鴨子一樣，被趕到鹽堿地的水草灘上去洗臉。晚上收工，就在水草灘上洗腳。
張愷之似乎有點清醒過來。他開始明白無產階級的鐵拳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他必須接受眼前的現實。但他仍然堅信，自己即使有錯誤，也絕不是“反革命”。這種妄加之罪和不公平的處理，隻是有關方麵的一時失誤，他的“問題”很快就會重新搞清楚。因此每天中午吃飯時，他很積極地為“犯人”們讀報，抗旱時日日夜夜地在地頭踏水車，潮水侵入農場時，他和“犯人”們三天三夜不睡覺，泡在江水裏壘沙包……他要用苦澀的汗水，洗去心靈上的塵垢；用行動來證明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共產黨員。
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我爸爸開始了向上級機關的申訴。他不會想到，他由此參加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馬拉鬆賽——歲月漫漫，日月如梭，而他的申訴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竟被無聲無息地擱置了近三十年。他非但沒有能從原地站起來，反而如同身陷沼澤，越是掙紮，卻一次次更無奈地沉入泥沼。
他在喬司勞改農場一年後，管教人員讓他填寫了一份“未決叛徒犯登記表”，實在令他詫異。他曆史上從未被捕過，何來叛變一說？很多年以後他才得知，一九五二年對他的處理，主要是根據三項懷疑，即：叛徒嫌疑、特務嫌疑、托派嫌疑。這三種嫌疑在沒有任何證明材料的情況下，被確定為事實。例如特務嫌疑，像他那樣做對敵策反工作的地下黨員，組織上懷疑你也許曾被敵人收買或利誘，這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例如托派嫌疑，事實上他平生一個托派也沒見過。直到一九五五年肅反重又對他進行變相隔離時，外調人員要他交代同托派分子黃誌雄的關係，他才大夢初醒地明白：一九四八年起義的國民黨上校軍官黃誌雄，當年自己派他打入海寧“反共青年救國團”時，那個介紹人劉光，是一個托派分子。既然黃誌雄的朋友是托派，那麼，張愷之你怎麼能脫得了幹係，你怎麼能證明自己不是個托派呢？至於叛徒嫌疑，既然你有了特務嫌疑，那麼自然就是革命的叛徒了。這不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嗎？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裏。我已經想不起他是什麼樣子了。
那個奇冷的冬天，媽媽曾帶我去喬司探望過爸爸。那一次留在我印象中的爸爸，是一個被剃光了頭發的光頭，他穿著黑襖黑褲黑鞋，像一根冬天的樹樁，默默無語地看著我。從此這個黑影便始終如一片不散的烏雲籠罩著我和媽媽。黑色是能夠覆蓋並淹沒世上所有顏色的——從爸爸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的那天起，我們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包括舅舅和叔叔們，同紅旗紅星紅色的團徽等等一切紅色的標誌，再也無緣靠近。
救國首先要自救，這道理大概是不會錯的……然則，何以“自救”，又何以“救國”乎……
必要時，既首先要“自救”，而後能“救國”，則管自己的事也可。“自救”之不暇，“救國”何力……
因此，“自救救國”恐怕不大好“聯合”，因為各人不能不先管自己。現在是人民受災受難。更漂亮一點，喊出“救國救民”豈不妙哉？
我們確實是很不滿意“自救”字樣的。但不圖“自救”，等誰來救……可惜現在國家很危急，某些人救得自己，國家也就用不著他們來救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自救”和“救國”》
張愷之在經曆了兩年半的勞改生活後，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無罪釋放”。就像他根本沒有拿到過什麼判決書，便被送來喬司一樣，他離開喬司時，也沒有任何手續。他從入黨到參加工作，從審查到勞改再到平反，始終是一個沒有任何契約的人。一九八〇年平反時他才發現有關方麵根本找不到他的原始檔案。除了那三項“嫌疑”，再沒有更多的文字材料。但“反革命”記錄殘缺不全的張愷之，回到杭州後，仍然被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公安部已經下達了一個“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的文件，文件上明明說：無家可歸、無業可就者，給予留場就業。實際上大多數人統統都被“留”了下來。
於是爸爸就被通知去省勞改局教育科報到。說是為了發揮他的專長，讓他到《新生報》編輯部去編報紙。《新生報》是給犯人閱讀的報紙，設在杭州城裏人人皆知的小車橋省第二監獄。因為那裏麵有一個印刷廠。有一次幼兒園的阿姨問我爸爸在哪裏工作，我說在小車橋，弄得她們大驚失色，好像不認識我了一樣。
《新生報》編輯部裏，還有兩個刑滿留場的編輯，一個叫錢地、一個叫徐衡。錢地出身於大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入黨，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學曆史係畢業。曆史上曾經被捕，後脫離組織。在直屬班審查時，說他在獄中叛變，罪行嚴重，竟被送去重刑犯監獄，判了三年徒刑。徐衡出身金融資本家，複旦新聞係畢業，一九三九年入黨，曾在“地下”時期任南昌共青團書記，後來也因被捕而失去組織關係。徐衡在鎮反中被作為“大特務”逮捕，審查後發現與特務毫無關係，也被判了三年徒刑。錢地和徐衡的老婆都同他們離了婚，孤身一人，無家無業。加上一個有家而不能回的張愷之，三個人也算是同病相憐了。
少年時代我曾見過這兩位伯伯。記憶中留下的是他們幹瘦而毫無笑容的麵孔。有一年的“六一”兒童節，錢地伯伯還曾經送過一個日記本給我，這是他當時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禮物了。徐衡後來的生活一直潦倒不堪，爸爸曾帶我去看望過他，隻記得他窄小的屋子裏一頂被香煙熏得發黃的蚊帳，到處是煙頭煙灰。聽說一九八〇年後他在民革的一所業餘學校幫忙辦學，曾有一段振作的日子，但晚年嗜酒，最後在一個夜晚突然中風，跌倒在床邊死去，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死後，料理後事的人，發現他的床底下全是空酒瓶子……
我爸爸每天麵對沉默寡言的錢地和徐衡，心情自然十分鬱悶。陸陸續續傳來的各種壞消息，更使他茫然惶惑。聽說餘杭橫湖的楊天波，因受他的牽連，已經被省軍區後勤學校除名，回鄉務農去了；黃誌雄、曾一進、倪布明下落不明；上海那個薑弘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最令他震驚的是，曾為海寧和平解放作出貢獻的“青年救國團”第七支隊長周公穆和海寧縣自衛大隊大隊長俞文奎，已在一九五一年鎮反中，被迅速處決。
得知俞文奎死訊的那個周末，爸爸回家時神色黯然。他連晚飯也沒有吃，一句話不說，靠在床沿上發愣。
我走過去拉拉他的手。他一動也不動。
後來媽媽歎了口氣，輕輕對爸爸說：現在你懂了吧？
我不懂。爸爸回答說。他把身子轉過去衝著牆，誰也不理。
那時爸爸的生活同犯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平時不準回家，凡事都得報告。周末回家，來來去去，必得經過省報門口，常常會遇見熟人。一次碰到一位當年在地下黨時一起工作過的某某，那人身上的中山裝筆挺，看見他，隻是冷冷地點了個頭，一句話都沒有。還有一次，他碰到一位當年在新聞專科學校的老同學，聽說此人已榮升電台的總編輯，那人問了問他的近況，同他稍事寒暄，然後對他說：我看這沒什麼呀，到什麼地方都是革命工作嘛！一時令他啼笑皆非，無言以對。
就算我爸爸有一點阿Q精神，就算他仍然鍥而不舍地繼續著毫無結果的申訴，張愷之的心裏，也多少有一點明白：他想要挺起胸脯堂堂正正地做人說話，在目前是沒有絲毫可能了。
到了1955年5月，反胡風運動進一步擴大，全國掀起肅清暗藏反革命高潮。杭一中有個教師叫劉季野，因同胡風通過兩封信而被捕。媽媽同這個劉季野曾在一起談過文學什麼的，上頭就讓她交代與劉的談話內容。很快，爸爸便被通知周末不許回家了，就住在辦公室裏。每個月的月底，由我姑姑到小車橋去領取爸爸的工資。姑姑那年十三歲，在那個寫著“省第二監獄”字樣的大門口等候，背著槍的衛兵就在她旁邊走動。每次從那兒回來，她的臉都白得像紙一樣。從那時起，姑姑每晚給我講的故事都很恐怖。
爸爸又從我們的生活中隱沒了。像一個縹緲無蹤的影子。我不可能記住他。我甚至覺得，爸爸像那個偶爾才會圓滿一回的月亮，在某一個晚上匆忙地出現，然後便跌入藍黑色的天穹。而大多數時候，他隻是一彎晦暗的月牙，在厚厚的雲層中掙紮著張望著我們全家……
所以當他再次回家時，我再也不肯叫他爸爸。我認定他是一個從街上來的陌生人。我固執地拒絕同他親熱，甚至驚叫著讓他走開。據說我在童年時代曾多次粗暴地對待我的爸爸，這恐怕是比受審和勞改更讓他傷心的事了。
肅反的暴風雨過去之後，總算出現了一段極其短暫的平靜日子。
過了些時，上頭傳達了一個“知識分子報告”，省裏還成立了一個招聘委員會，招聘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勞改局教育科負責報紙的那個林科長，為張愷之出示了一封介紹信，鼓勵他去文化部門應聘。但爸爸曾經工作過的省報回函說：目前不需要一般工作人員；教育局連個答複都沒有；好容易聯係了省文聯，就在差不多有了一線希望之時，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開始，同意接收他的那個幹部，一家夥被打成了“右派”。工作的事自然再無下文。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爸爸看見所有的勞改管理幹部都在會議室開會，而林科長一個人呆呆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錢地悄悄對爸爸說：聽說林科長也被揪出來了。不久後，那林科長果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好像天底下凡有一點良知和良心的人，都正在從這個社會裏慢慢消失。爸爸尋找工作的希望徹底落空了。
“反右”運動結束後，我爸爸這樣的人，顯然連勞改局的機關，也沒有資格再留了。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他們得到通知：錢地和徐衡即日調去農場勞動；我爸爸因家在杭州，給予“照顧”，“下放”到勞改局下屬單位錢江建築公司，仍然讓他編一份油印小報。到了1959年底，杭州要建成“四無”城市，那家建築公司也搬到了郊區，於是，我的爸爸又被告知不許天天回家了。這一次，他像那個真正的月亮，一個月才能極有規律地照亮我們全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得先寫一份申請報告。爸爸不再編報了，每天上夜班，在車床上車一種小螺絲。那時杭州剛有電車，他車的那種螺絲就是電車安裝用的。爸爸在喬司農場當了兩年犯人，現在又成了“生產自救人員”。好在他從小當過學徒，活兒幹得還算麻利。他說那幾年裏，他大概總共製造了萬把隻螺絲釘，都安裝在杭州大街上拖著兩條長辮子來來往往的電車上了。
爸爸每天埋頭車著螺絲，卻仍然沒有忘記他的申訴。他一有空就寫信，給凡有可能過問他一案的那些單位部門寫信。有一次他聽說偉大領袖到了杭州，正在蘇堤後麵的劉莊療養。於是他就給老人家寫信，陳述地方對他處理的不公。他覺得湖岸對邊的劉莊，實在近在咫尺，如果手裏有隻信鴿，一飛就飛過去了。
他難道不知，從蘇堤到劉莊，這看似波平浪靜的一片水域，卻遠比從地球到月亮、從月亮到銀河的距離，更長更寬嗬。
依然是石沉西湖，好像世上從來就沒有他這樣一個人。
一天廠裏開大會，廠長突然說：張愷之，你站起來！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接著又站起來一個人，那人義憤填膺地指著他說：我揭發張愷之，前兩天，廠裏有人打架，張愷之站在一旁觀看，嘴裏說：打吧打吧，打得好，最好打個你死我活！張愷之，你說過沒有？我證明，是我親耳聽見的，你不要想抵賴！
爸爸那脾氣，當即便火冒三丈。他說吵架時他確實在場，但他在場勸架，他根本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但他越是不承認，就越是證明他不思悔改。不容他分辯，當場就被人扼住胳膊，戴上手銬，關了禁閉。六月的天氣已經很熱，他在那間極小的“號子”裏“反省”，一天隻從窗子裏送兩次飯進來。張愷之雖然算是個“曆史反革命”，但即使專政機關，也未給他戴過手銬。麵對平生第一次受此奇恥大辱，他卻是欲掙不能、欲逃無路。就這樣蹲了幾天禁閉，最後在車間門口當眾作了檢討，才重新回車間勞動。
為什麼一個小廠的廠長，要如此刁難他這個“死老虎”，又竟敢如此目無法紀呢？這是張愷之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反複琢磨的一個疑問。他始終無法得知這次無緣無故的懲罰，同他最近的那一封申訴信之間，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忌諱深究的問題。他不得不放棄這種探討。但在後來的歲月中，他仍然沒有中止那種幾乎無效的申訴，申訴已成為他每日的功課、成為一種祈禱和精神的安慰。他似乎已不在乎申訴的結果，而在乎申訴本身。他必須繼續申訴，申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