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是最明白官方發言人的苦衷的。他們為了報道責任的神聖，時時不惜旁敲側擊，引出幾句精彩的答話……這兒所指的官話與官腔不同，雖然其本質則一。姑且假定官話是以官方代表的立場，而官腔則是以官員個人的立場；我們論官話的兩麵：一麵可驚，一麵可笑……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論官話的兩麵》
紅五月連著紅十月。紅旗飄飄，換了人間。
西湖周圍的山，從此滿山紅葉；西湖的水，從此紅浪滔天。
我出生於共和國誕生後的一九五〇年七月。經過計算，我知道自己就是在紅色的十月，被我活躍於曆史新紀元開端的父母，創造出來的。抑或由於忙碌的革命事業使他們的創造過於匆促，以致在輸入給我的遺傳基因之中，使我繼承了他們多一半不知天高地厚的書生氣。
他們誰也沒有注意到，在我頭皮上軟軟的黃毛中，隱藏著一塊黑色的胎記。他們不會想到這黑色的標誌，將預示著一場災難，已在我出生那天，從娘胎裏帶往人世。
我年輕的爸爸，那時忙得幾乎很少有時間親近我。等我稍大些，他卻因過於勞累，性情變得十分暴躁，常常使我望而生畏。但我還是覺得青年時代的爸爸，是一個非常出色、非常英俊的人。他有一個寬闊而明亮的前額，坦坦蕩蕩、一覽無餘，有一次我壯著膽拍拍他亮光光的腦門，問他那裏麵都裝著什麼？他回答說是——書。於是那些書，就通過他額頭下那雙眼睛，忽閃忽閃地跳出一個又一個字來，同他的眼睛一樣漆黑烏亮。那真的是一雙非常美麗的眼睛，清澈地躍動著喜悅而熱烈的光澤。我懷疑我媽媽當年就是被這雙眼睛所迷惑，而不顧一切地愛上他的。即便經過了幾十年的磨難，如今在他的眼神中，我仍能覓見他當年的鋒芒和銳氣。
杭州解放後，省報正式創刊。我爸爸從“地下”回到了“地上”——手續似乎很簡單，他隻拿著一封市委的介紹信，去省報報了到。爸爸曾耗費了一年多心血的《當代晚報》，已改為《當代日報》，作為工商界的報紙繼續出版。他還為這個“嫁”出去的女兒，撰寫了開篇社論《一個新的起點》。他在省報的職務是文教組組長，後又任特派記者。由於他來自“地下”，在報社新進入的大批軍隊南下幹部中，顯得十分惹眼。朝鮮戰事發生，也就是我出生後不久，他一度要被派去抗美援朝前線采訪，但不知何故，後來卻無下文。
第一次黨內整風始於一九五〇年底，一個黑色的陰影正在向他逼近。征兆其實早已顯現，隻是他絲毫未曾察覺。
那年冬天，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有個攝影記者到家裏來找爸爸。爸爸抱著六個月的我，在省報仁德裏宿舍的陽台上，請那位記者為我們拍了一張照片。我的影集裏至今還保存著那張我生命初時，同爸爸的合影。他穿著一身皺巴巴類似於軍裝的幹部服，戴一頂黑黢黢的八角帽，用雙手舉著我，笑臉微揚，無憂無慮。他留在照片上的那張清秀的圓臉，將是他一生中最後一個生氣勃勃的形象。如果將影集翻開，我們會發現，在後來的幾十年裏，爸爸忽然被莫名其妙地中斷了，他的影像消失在相冊黑色的襯頁上，就像曝光的底版，被陽光粗暴地抹去了存在的痕跡。當“爸爸”再度從影集中出現時，他像一個貿然闖入這個家庭的陌生人，驚訝地望著當年那六個月的小丫頭……
那天他歡歡喜喜拍完那張照片後，就同那個攝影記者一起下了樓。那人是順路來帶個口信給他的，說報社人事科請他盡快去一下。
他想不出人事科有什麼事情要找他。
難道是曾一進和倪布明的事又要升級了麼？他有些擔心。
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他得知在為策反海寧“反共青年救國軍”中作出貢獻的起義軍官曾一進和倪布明二人，建國後卻是生活無著。便立即將此情況反映給了市委，恰好當年同爸爸一起宣布海寧和平解放的唐為平，已調任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原“地下”市委書記口頭吩咐，由張愷之以個人名義，將他們介紹去軍管會交際處安置。我爸爸為他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交際處胡處長。信上用大包大攬的口氣寫道：我保證曾一進、倪布明二人沒有政治問題。如果有問題，由我負責。
然而整風一開始，曾、倪二人就被送往“革大”直屬班進行審查。於是省公安廳的政治保衛處，很快便掌握了他們所牽扯的一大堆複雜的政治背景。爸爸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地下”工作時形成的社會關係，竟然會成為不久以後他“曆史問題”爆發的導火索。
他走進了星期天依然繁忙的報社辦公室。
出乎他的意料，那個人事科的女科長請他坐下後，直截了當向他問起了一個叫做薑弘任的國民黨原武康縣縣長。
薑弘任嘛……我爸爸不經意地回答說。這個人，是我愛人朱小玲的女朋友裴嫣的丈夫，我也認識他。1948年國民黨政府調他去文成當縣長，那兒靠近浙南根據地，他說不願去同共產黨打仗，跑來找我，透露了起義的意圖。我出於謹慎，說我同共產黨沒有聯係，他又希望我介紹他去上海。這個人同上海社會局有很深的關係，對解放上海有用。我介紹他去了上海後，他果然為“地下”組織提供了上海外圍的駐軍兵力情報，這些情況，組織上都是了解的……
女科長很嚴肅地打斷了他說：張愷之你是怎麼搞的嘛，我看你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啊，你看，你在解放前後介紹參加革命的二十多個人，怎麼個個都有嚴重問題呢？薑弘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爸爸當時就有些生氣。還有些不服氣。不服氣是他一貫的特點，是從我奶奶那裏遺傳而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惡劣秉性。生氣加上不服氣，他立即振振有詞地作了反駁：
你怎麼能這樣看問題呢？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地下黨時，是分工做什麼的？我是搞對敵策反的，我爭取的這些人，每個人都經過地下組織的同意。我是個窮記者，家裏又不是地主資本家，我請那些人來幹什麼？又不是請他們來吃飯的！我是按當時黨的政策，號召他們棄暗投明、立功贖罪的嘛，我這樣做，有什麼錯啊？
他不僅是反問，簡直是口若懸河地發表了一通演說。
那位女科長氣惱地沉下臉來說：我們已經接到通知，那個反動縣長薑弘任，血債累累，武康的老百姓正在要求將他押回地方公審呢！他的老婆是一個叛徒，而你們同他們的關係很複雜，組織上是要調查的！
他這才知薑弘任已出事，如同吃了一記悶棍，一時無言以對。
今天請你來談話，就是想先了解一下你們的想法。女人事科長站了起來。見張愷之愣著神，她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長。
沒過多久，即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媽媽因曆史上曾經被捕過的種種疑點，首當其衝，被送入了茅家埠“革大”直屬班隔離審查。
那個春光明媚的四月，我剛滿九個月。
曾被允許帶著尚需喂奶的嬰兒去接受審查的媽媽，抱著我走近那棟小樓時，卻突然被警衛告知，不得將孩子帶人直屬班。
嗷嗷待哺的我，被攔阻在都家花園的鐵門外麵。
爸爸完全沒有想到竟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麵。偏偏我那時又不合時宜地厲聲嚎叫起來，我爸爸即刻就火冒三丈了。他把我交給了同去的外婆，將我們安頓在茅家埠附近的民宅裏。自己連夜步行趕回報社，幾乎是在夜半時分，咚咚敲開社長的家門，一步跨進去，未等落座，便是一長串義正詞嚴的質問。質問社領導把朱小玲送去隔離審查，究竟憑的是哪一條？
社長和他的那位擔任報社總支書記的愛人披衣而起，和藹而又耐心地對他說，怎麼，人事科沒有通知你們嗎？朱小玲的隔離審查，社裏研究決定的，為了她在解放前曾經被捕的問題……
他打斷了社長，說：被捕？朱小玲被捕的曆史我很清楚，她一直是受國民黨迫害的進步青年啊。
不錯。那位夫人點點頭。你愛人在解放前有進步傾向。但她的曆史確實很複雜，入黨脫黨還是黨組織外圍，一筆糊塗賬，組織上都需要徹底查清楚。這是一次即將開始的偉大運動，你很快就會明白的。當然，等她的問題搞清楚了，還可以再回來工作嘛。
那是一個柳絮綿綿、落紅紛紛的春夜。那晚的夜氣浮躁而鼓脹，似有八方糾集而來一股股的溪水，從上遊暴湧而下，突然地就溢出了堤岸——我爸爸騰地站了起來，他衝著社長大聲地嚷嚷說：我愛人的曆史我完全清楚，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她被捕出獄是她家裏花錢保出來的，她沒有任何所謂的問題。你們聽好了，對於她的一切，我可以用我的鮮血、用我的黨籍來擔保！
那個薔薇綻開、玉蘭勃發的春夜，我爸爸被四周那股暖烘烘的氣流撩撥得激情昂揚、難以自持。他站在社長家的拚花地板上慷慨陳詞，為捍衛我母親，大有同誰決一死戰之勢。這位年僅二十七歲、血氣方剛、一帆風順的特派記者，此時已被自己的一腔委屈和憤懣弄得膽大妄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開頂撞領導、懷疑組織——我知道這位曾經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同誌，實在缺乏那種在延安或是正規部隊裏，長期千錘百煉而磨成的黨性，他還沒有學會對組織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他根本不懂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這注定了他將很快便得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我爸爸參加革命前後，盡管對革命的形勢和理論研究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對解放後黨的幹部路線的迅速調整一無所知。他當時采取的強硬態度加速了組織對他的不信任，很快便麵臨了滅頂之災。一個月之後，在全國鎮壓反革命的高潮中，我爸爸也被送進了茅家埠的那棟花園洋房，同我的媽媽享受同等待遇——隔離審查。
那天早晨，報社派了一輛吉普車，送他去茅家埠。一路上，那位隨行的人事幹部一言不發。
吉普車掠過斷橋，駛過裏西湖的北山街，直奔洪春橋而去。我爸爸望著遠處剪影般寧靜的白堤，又回望身後高聳的保俶山初陽台，想起了他和地下組織領導人曾像遊客一般在山間漫步，輕聲談論工作的情景，心裏不免有些迷惘。建國才一年半時間，那些曾經在解放戰爭中幫助過共產黨的起義人員，已經開始一個個受到了懷疑。就連他這種“黨內”的幹部，也朝不保夕地人人自危了。看來，新中國一成立，當務之急先得操練一番人民民主專政，向全世界作一次示威演習了。
他的嘴邊露出了一絲淡淡的冷笑，身子往前傾了傾，問那個人事幹部說：你從解放區來，你看到過我這種情況嗎？你認為我這樣的幹部應該受審查嗎？
那人見怪不怪地笑了笑，說：我入黨時間不長，說不上來。我想他一定覺得我爸爸實在幼稚得無可救藥。解放區、根據地，哪個幹部不是經過“三查三整”，才得以有一方立足之地的呢？
事實證明，我爸爸的這種認識，本身就犯了黨的大忌。
假如我爸爸對黨的階級鬥爭學說具備一點起碼的常識，他就早應該注意到，近幾個月來，從省委到報社到基層的各級領導班子裏，地下黨出身的幹部正在悄悄減少、悄悄消失；而從解放區南下的幹部，正在逐漸地取而代之。幾乎所有曾經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都帶著他們那一大堆複雜的社會關係；麵臨著黨組織嚴格的重新過濾。
他落入茅家埠這個省級機關幹部的清洗機構，本應有所醒悟，爭取平安過關，而他卻自以為“地下”有功，抱著一肚子委屈。這注定了他很快就得加倍地倒黴。正如我外婆早就看透了的他那種桀驁不馴的狂妄習性，將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麻煩。
我爸爸被送去“革大”直屬班的次日，報社社長在一次全社大會的報告中說：有一個人，業務能力很強，很能幹，解放前也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可是鎮反運動一開始，他就持對抗態度，組織上要審查他老婆，他老婆曆史上有個被捕問題，要搞搞清楚，可是他卻公開表示不滿，還說什麼可以用自己的鮮血來證明她。這個人連自己都保不住，還想保他的老婆哩……
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媽媽的問題結案，但由於我爸爸尚待處理，媽媽也不準回家。已同媽媽分離半年之久的我，剛滿十五個月，就被接到直屬班所在的都家花園裏，陪同父母一起“審查”。一家人竟然在學習班裏“團聚”，也算是禍中得福。我在那個囚籠裏長到兩周歲，才隨媽媽“解放”回家。我尚在嬰兒時便被革命如此一番“受洗”，這大概可算是我人生一段離奇的經曆了。
那年初夏的氣候變化無常，驟冷驟熱，時風時雨。爸爸和媽媽的心情，也像這天氣一樣，忽上忽下，時陰時晴。
同在茅家埠直屬班接受審查的人中，第一批宣布的處理結果——五十多人被正式逮捕。正如爸爸一直擔憂的那樣：曾一進、倪布明也在逮捕之列，並很快被送去勞改。這件事使得張愷之的情緒受到極大傷害。這些並未對人民有過犯罪行為的人，都是在有關方麵信誓旦旦地保證了“隻要坦白便不追究”的情況下被判刑的。他不能理解。
我知道在那段時間裏，爸爸對待審查的態度十分惡劣。他不僅連一個認罪的字都不肯寫，還牢騷滿腹、出言不遜。
其實張愷之根本沒把那些審查他的人放在眼裏。他從小就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他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作為自己狂妄的資本。何況，他還有著天生頑固倔強的秉性。他像所有的文化人通常所犯的錯誤那樣，自以為可以誇誇其談地解釋世界，卻實際上根本不懂得專政將如何統治這個世界。他甚至還沉醉在革命勝利前，自己冒著生命危險為奪取政權立下的功勞之中，他相信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都會有“地下組織”來為他證明。
爸爸很少逗我玩樂了。他也開始有一點悶悶不樂的樣子。他和媽媽在食堂吃飯時見麵，交談得越來越少。有一次媽媽憂心忡忡地對爸爸說，恐怕是夜長夢多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作審查結論，會不會真的也被處理成勞改呢？
爸爸用鼻子哼了一聲，低聲說：把我送去勞改？那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就在我爸爸對媽媽說了“無法無天”那幾個字過後沒幾天，在一次全體“學員”大會上，班主任訓話時，嚴厲的眼神落在我爸爸臉上，突然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竟然有人說我們無法無天。我看，敢說這話的人，自己才是無法無天！這裏四麵圍牆，你還能飛出去嗎？我要正告這樣的人，我們共產黨對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無法無天，你能怎麼樣？
媽媽心裏一陣驚悸，額頭滲出一層冷汗。這種不點名的批評，實在不是什麼好的預兆。她感覺到麵前已經出現了真正的危險。曆時一年多的審查，等待著他們的，也許是一個可怕的結局……
兩年半以後，爸爸從喬司勞改農場回來時才知道，那些“地下黨”的領導們，“鎮反”運動時不是自身難保，就是早已噤若寒蟬。沒有人來為他證明什麼，他自己什麼也證明不了。就連一九四九年已任省報第一副總編的唐為平本人，也在審幹中出了問題——唐為平1938年在武漢入黨，入黨前是《大公報》記者，曾與範長江同事。入黨後去了延安，抗大畢業後，參加南下支隊，由八路軍到了新四軍，任淮南新華分社社長，抗戰勝利後派回白區工作，到了上海一時卻接不上組織關係，隻好自己跑到香港去找黨的關係。後被派來浙江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杭州市委正式建成，唐為平是市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不過奇怪的是，他本人直到解放後才知此事。待到肅反審幹，發現他從根據地到上海後擅自去香港，這一段曆史無法搞清，疑點甚多，結果他在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的位置上，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調去紹興一家勞改廠做了管理員。既然像唐為平這樣的資深的老幹部，都是如此命運和下場，他張愷之豈不是像一隻螞蟻一隻蚍蜉，一捏就完蛋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