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誌雄這個人，是張愷之關於海寧策反的序言和引子。
當年張愷之作為《民族日報》的特派記者，去杭嘉湖遊擊區采訪時，認識了這位不知是哪一路的遊擊大隊的大隊長黃誌雄。黃誌雄是個廣西人，讀過書，也算是個知識分子，為抗日離鄉外出從軍，後來就滯留在江浙一帶。他領著幾十個兵，有十幾支快慢機，靠著襲擊敵偽據點，俘虜漢奸，養活自己的部隊。那次黃誌雄的部隊正好也要過封鎖線，有人帶了記者張愷之這個廣東大同鄉來見他，讀書人加思鄉情，兩人談得很是投緣，黃誌雄就冒險帶著張愷之過了封鎖線，由此也同張愷之結下戰地之誼。抗戰結束後，他退了伍，住在新市鎮上，因對國民黨不滿，整天牢騷滿腹。用爸爸後來的話說，是個失意的上校軍官。
偏偏就在一九四八年籌建橫湖秘密武裝時，張愷之巧遇黃誌雄。
發展地下武裝正急需軍人。黃誌雄的出現，使張愷之喜出望外。
我知道爸爸的口才是極富鼓動性的。在得到上級批準後，他居然很快就說服了黃誌雄，重新打入國民黨部隊去。一九四九年二月，黃誌雄找到了一個叫做劉光的舊友，介紹自己打入了當時活動於滬杭鐵路兩側的海寧縣周王廟與德清縣境內，國民黨“國防部反共青年救國軍”浙西第七支隊，去擔任副支隊長。支隊長周公穆，是海寧當地人。
幾個月後，杭州解放前夕，地下組織利用海寧當地武裝力量的鉗製，最終和平解放海寧，自然也有黃誌雄點滴之功。解放後由爸爸委托林泉，介紹黃誌雄去上海教書，在一所學校當總務主任。一九五一年的一天，走在馬路上，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下落不明。後來聽說起因是他的舊友劉光是個托派。
由於劉光是托派，依此類推，黃誌雄當然就同托派有涉；而張愷之策反了黃誌雄，必然也同托派脫不了幹係——這便是一九五二年鎮反時所牽連的人員關係的“幾何”圖表。這樣的“推理”，使得我們這個關於策反的故事，在敘述結束後，反而派生出愈加錯綜複雜的旁枝末節。
那是一個人造的黑圈。無論是敘述還是閱讀，都需要耐心。
現在輪到了曾一進和倪布明。這兩位贛南中正大學畢業的高才生，曾在蔣經國麾下得到一官半職，抗戰結束時都已是校級軍官。他們原本都是正直的熱血青年，曾立下報效祖國和民族的宏願。然而麵對國共兩黨之爭，卻一時尚有疑惑，不知何去何從。
也許他們命中注定，將要在新時代到來之前，如“鳳凰涅槃”在戰火中得以“新生”。
當年的中校軍官曾一進，具有初步民主意識，擁護英國工黨。他的堂兄也是國民黨官員，當時出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由堂兄的一封介紹信，抗戰結束後，他便在杭州市政府當了薦任視察。年輕而高傲的曾一進，是在每天閱讀《當代晚報》時，聽人說起總編輯某某這個名字的。《朝花夕拾》專欄上那些犀利的短文，居然使曾一進對這位作者發生了興趣，據說還有幾分佩服的意思。他們有幸結識後，常常就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進行辯論，弄得麵紅耳赤的，各不相讓。張愷之出於無奈，鬥膽拿了一本《新民主主義論》來給曾一進看。曾一進用了幾個晚上仔細地閱讀了這本“禁書”，竟然為之傾倒，很快被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吸引，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正在此時，他的同學好友倪布明來到杭州，受到曾一進情緒的感染，立場也發生了動搖。
上校文職軍官倪布明，其父是蔣經國的老師。一九四九年年初，蔣家王朝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倪布明十分苦悶地來到杭州，打算先回福建老家再作道理。卻不料遇見了張愷之這麼一個熱血沸騰的赤色分子，誠懇而雄辯地一次次向他們作出精辟的宣傳鼓動，從當前局勢分析直到未來的明智選擇，弄得兩位軍官心悅誠服，最後竟毅然決定背叛國民黨，留在大陸，走棄暗投明之路。
我的爸爸以他幼稚的政治激情，“招募”和搜羅著同情革命的“叛逆”分子，迫使他們在新形勢下重新選擇自己的政治態度。至此，他已經掌握了一小支基本隊伍，有了可以發揮作用的“軍事”力量。他似乎可以開始行動了。
張愷之在得到地下組織的同意後，首先派出了倪布明上校，去溪口深入虎穴，了解敵情。其後，便帶著這兩位身著“虎皮”的起義軍官，奔赴滬杭線上的海寧重鎮鹽官。
焉知禍福？
處於莽莽天地的混沌之中，無形無聲的我，卻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待革命勝利之後，也許爸爸根本無法對這些人的命運負責。
我對我未來的爸爸已越來越感到陌生了。
這個被以上的插敘打斷了的故事，發生在中共“一大”會址的後一半組成部分——嘉興南湖湖畔。
一九四九年春天，那個“青年救國軍”的副支隊長黃誌雄，有意無意地在周公穆麵前，泄露了張愷之是杭州《當代晚報》的總編輯。待到四月二十一日解放軍大軍渡江之後，周公穆突然來到杭州謝麻子巷六號《當代晚報》社址找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要張愷之幫他找共產黨。周公穆說他在海寧有多少多少槍支，多少多少人馬，急於得到共產黨的承認。張愷之明白準備已久的機會將要來臨。但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隻是答應幫他搭橋聯絡。他走後，張愷之當即向上級領導駱中傑作了詳細彙報。
實際上，大軍渡江前後，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經研究決定：成立“人民解放軍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配合渡江大軍解放杭州、進軍上海。這支遊擊隊的支隊長內定為平湖國民黨起義縣長樓正華、政委陳伯亮（化名華明源）、副支隊長駱中傑、參謀長黃誌雄；並由張愷之親自去設法鐫刻了印章。駱中傑聽了張愷之的彙報，讓他立即答複周公穆：數日內，共產黨的人將在周王廟與他會麵。周公穆非常高興。於是張愷之又以去上海探望夫人的名義，向報館請了假，然後帶了起義軍官曾一進、倪布明兩人，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到達滬杭線上的許村車站，步行去周王廟。
下車後，曾一進即被派去新市鎮，命駐紮的黃誌雄速速率部，攜帶槍支，穿過鐵路到周王廟集合。
此時的滬杭線，已是冷冷清清，鐵軌像一條疲倦的長蛇，懶散地躺在兩側荒蕪的水稻田裏。隻有小站上藍色的信號燈，閃閃爍爍，猶如長蛇尚睜著戒備的眼睛。守護鐵路的國民黨軍隊大多已倉皇南逃，留下一支八九個人的小分隊，橫七豎八地躺在路基邊上，漫無目的地放著冷槍。零亂的槍聲穿過空曠的田野，聲聲淒涼。
年輕的張愷之，西服革履，意氣風發。在周公穆的一再請求下，他以《當代晚報》總編輯的身份，在一座大院子的牆門裏，“視察”並“檢閱”了這支部隊。說是部隊，其實隻不過二三十人而已。張愷之心裏暗暗發笑，又有些失望。經過實地觀察，他已明白周公穆的“反共青年救國軍”是沒有實力的。周公穆曾吹牛自己可以掌握二三百支槍，其實他手下的兵，隻是鎮上的十來名自衛隊員，並無正式建製。海寧地方的反動武裝，全部掌握在自衛總隊長俞文奎之手。
盡管如此，張愷之還是氣宇軒昂地登上了院子中央的台階，向周公穆手下的兄弟們訓話。他講話的大意是：人民解放軍已勝利渡過長江，國民黨政府潰不成軍，你們能跟周支隊長棄暗投明，這是明智之舉。據知，杭嘉湖遊擊支隊很快就要到來，你們要謹慎行事，同遊擊隊會合，爭取光明的前途。
過了兩三天，派去新市的曾一進回來了。黃誌雄也隨他同來。但黃誌雄已是一個“光杆司令”，隻身一人，隊伍與槍支俱無。張愷之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急急詢問，才知黃誌雄的部隊，在新市被“民主聯軍”挺進縱隊繳了械。幸好黃誌雄反應靈敏，得以脫身前來。
張愷之一時麵臨了尷尬的局麵。他手中一無人馬、二無憑證；駱中傑遲遲未到，他又無法同上級聯係。這個策反行動將何以為繼？海寧位於滬杭線咽喉要道，掃清海寧至平湖一線國民黨殘部，將為渡江解放軍鋪平道路，不能有片刻延誤。
張愷之略略沉思片刻，對周公穆說：你必須帶我去見俞文奎！
張愷之在那個瞬間想起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杭嘉湖地區采訪時，他曾與這個自衛總隊長俞文奎有過一麵之交。目前，他惟一的辦法，就是同俞文奎直接談判。
俞文奎是這個故事中，最後一位悲劇人物。那個悲慘的結局並非發生在海寧和平解放的當時。隻有等天安門城樓前升起了五星紅旗之後，他才會同那些起義軍官和地下黨員們一道，走進另一個黑色的故事裏去。
俞文奎是個自己拉杆子起來的抗日軍人。一向在遊擊區以自衛隊的名義堅持抗戰，部隊紀律嚴明，受到當地百姓擁戴。我爸爸在天目山時期曾認識的那個指導員鮑自興，因國民黨要抓他，逃入敵占區，曾以灰色麵目隱蔽在“和平軍”裏。抗戰的最後兩年，鮑自興駐紮海寧鹽官鎮，為四明山根據地運送物資。他與俞文奎雖然政治信念不同，私人交情卻很深厚。按俞文奎當時擁有的兵力，要想消滅鹽官鎮這點汪偽軍綽綽有餘，但俞文奎因同情鮑自興受國民黨迫害，一直對他眼開眼閉。抗戰勝利後，鮑自興率起義部隊隨新四軍北撤，俞文奎居然也讓路放行。張愷之摸清俞文奎的來龍去脈，對於爭取他的自衛隊，有了幾分信心。
周公穆明白眼下已是大勢所趨，當即帶了張愷之，去十八裏路外的鄭家木橋，找到了俞文奎的一個中隊長，那個叫張關榮的中隊長見過張愷之的記者證，便答應帶他去斜橋找俞文奎。此時已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
張愷之讓張關榮預先送上了他《當代晚報》總編輯的名片。他走進俞文奎的駐地時，一左一右是身穿國民黨軍服的曾一進和倪布明二人護佑，倒也很是威風很是氣派。落座後，稍事寒暄，他發現俞文奎其實早已忘了當年那個青年記者。於是他便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向俞文奎指出，他麵前隻有一條路：棄暗投明。
俞文奎慢吞吞剔著牙花，隻聽不答。少頃，略一偏頭，示意手下人拿出一份文書，很有些傲慢地說：你看，這是民主聯軍挺進縱隊委派我出任副司令的委任狀。不過嘛……不過我還沒答應他們……
那份委任狀的下方，有一個鮮紅的大印，赫然在目。
張愷之說：當斷而不斷，則錯失良機。眼下大局已定，你應該跟共產黨走，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什麼民主軍，這種雜牌部隊的番號都是靠不住的。人民解放軍的杭嘉湖遊擊支隊即將到達海寧，你究竟何去何從，可要顧全大局，為自己也為你弟兄們的後半生想一想啊！
俞文奎低頭不語。又忽然問道：假如我投靠共產黨，那你們打算給我一個什麼名義呢？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研究，但我現在不能回答你。
那好，此事關係重大，我也要到鹽官鎮海寧縣政府去商量一下。俞文奎臉上遊移不定的神情，仍然令人難以捉摸。
好，那就一言為定，我們鹽官見！張愷之胸有成竹地回答。
第二天，駱中傑如約趕到。情勢緊迫，張愷之隨即帶著曾一進、倪布明和黃誌雄三人去了鹽官鎮，並責令周公穆不得離開周王廟，繼續維持地方治安。五月一日，張愷之在鹽官城中旅館，同上級領導陳伯亮、唐為平會合，四人開會研究商定：他與唐為平兩人，負責組織海寧“局部和平”起義，曾一進、倪布明隨同工作；至於俞文奎，可以給予“海寧人民自衛團團長”的名義。陳伯亮和駱中傑帶黃誌雄，則立即前往平湖策動起義。
革命的風暴正席卷殘雲、所向披靡，一步步逼近最後的頑固堡壘。勝利之前的最後時刻，稍一疏忽都可能前功盡棄。時間已以分分秒秒計算。每一分鍾都無限寶貴。五月二日，俞文奎終於明確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指揮。張愷之、唐為平在俞文奎的安排下，住進一所隱蔽的高牆大院，就此，“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總算把海寧的地方武裝控製在自己手中，海寧縣有希望實現和平解放了。
我不得不時時為爸爸捏著一把汗。
我第一次發現，英俊而文弱的爸爸，竟然也懷揣英雄虎膽。那顆年輕的心髒，就在離我不遠的胸腔中，強勁有力地跳動著。殷紅的鮮血在他體內劇烈奔騰，如河流般聲聲嘩響。那片鮮豔的血霧從我眼前漫天漫地噴灑過去，將為我塗抹出一個紅色的新世界。
五月三日淩晨，張愷之和唐為平站在鹽官鎮寂靜的民舍庭院裏，細細辨別著從杭州方麵傳來的依稀炮聲。那炮聲雖然遙遠，雖然模糊，卻是何等驚心動魄、何等震天動地。他和唐為平默默相對，將手緊緊握在一起——杭州即將解放了。他們幾乎同時說出了這句話。話音未落，他們的眼睛已經濕潤。
共和國的曆史記載：五月三日是杭州正式解放的紀念日。我在小學時，每年的這一天，都會看到街上貼出慶祝的標語。紅五月是屬於杭州的。湖邊山角、小巷深處，滿城攀牆怒放的薔薇，如一張張洋溢著希望的笑臉，獻給浩浩蕩蕩入城的大軍。薔薇嬌豔的花瓣在微風中片片墜落，如雨繽紛……
就在杭州城歡歌四起、鞭炮雷鳴之時，張愷之和唐為平，卻正孤零零地站在鹽官鎮的高牆之下，亢奮昂揚卻又憂心如焚。——忽然有人來報，縣裏的一些鄉紳們，正在籌備一個叫做“地方保安委員會”的應變組織，並已決定在五月三日上午，召開偽參議會出麵組織的“人保會”。風雲又起，他們顧不上為杭州的解放歡呼抒情，他們仍然麵臨著一場同海寧地方反動勢力的生死搏鬥。
他們已作出了海寧“局部和平解放”的決定。
他們隻能依靠以“人民自衛團”團長俞文奎為首的起義武裝力量，來實行“和平解放”。
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張愷之整理了一下淩亂的頭發，沒忘記扯平已顯得肮髒不堪的西裝，一行四人，闊步邁入了鄉鎮長會議的會場。他小小的個子敏捷一躍，登上了會場的主席台。（其實隻是平地上的一張小方桌）略略沉思一刻，朗聲說：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杭嘉湖獨立支隊的代表。今天全縣的鄉鎮長都在座，我向大家宣布：從現在開始，海寧縣已經和平解放了！
張愷之的激情在那一天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發揮。他思路縝密、條理清晰的口才在很短的幾分鍾裏，便征服了在場所有的大小“土地爺”。他隨即傳達了中央軍委的命令：全部、幹淨、徹底地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解放全中國。他還講了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全體鄉鎮長消除顧慮，立功贖罪，保護一切物資、檔案，準備人民解放軍接管。
他最後宣布：鹽官鎮當天即舉行慶祝解放的大遊行。
張愷之慷慨激昂的聲音在鹽官鎮的上空久久回響，然後漸漸淹沒在熱烈的掌聲之中。幾乎與此同時，大門外守衛的“人民自衛團”的團員們，紛紛扔下了國民黨的帽徽，戴上了“人民自衛團”的紅袖章。
這是我爸爸張愷之年輕的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也是他短暫的政治生涯中，稍縱即逝的巔峰。
當天下午，由張愷之親自起草，偽縣政府門口，貼出了署名“人民解放軍杭嘉湖遊擊支隊海寧人民自衛團”的布告。
傍晚，慶祝解放的遊行開始。在歡慶的鑼鼓聲中，有人來報告，縣警察局有人攜帶一挺機槍，逃往江對岸去了。那個夜晚他們仍是一夜未眠，命令關閉城門，實行戒嚴。直至第二天清晨，宵禁解除，他們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他和唐為平騎著兩輛借來的自行車，沿著公路，飛快地往杭州方向駛去。現在他們隻剩下最後一個任務，就是同進駐杭州的人民解放軍取得聯係。鐵路暫時停運，縣裏竟沒有一輛汽車可派，他們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這輛借來的自行車了。
他們騎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長長的公路，似乎望不見盡頭。在海寧終於回到人民手中的那個早晨，張愷之拚命地蹬著自行車上的腳踏板，駛過路邊金色的油菜花地和碧綠的麥田。江南田野的春色，在他眼中呈現出從未有過的明亮和嫵媚。他想他總算是做成了一件事情——作為一個文弱書生，他終於以良心和正義，製伏了反動的槍杆子。
那個勝利的早晨，在微風拂煦的公路上，真正使他開心和激動的是，從今以後，他總算可以把妻子接到杭州來同住了。車輪揚起的塵埃中，他全然不知前麵將會有什麼樣的厄運正在等待著他。很久以後，時間才會向他證明那個永遠的真理：文化人一旦攪和進政治或是兵家的漩渦，往往事與願違。
待到張愷之被放大了許多倍的相片，配上文字說明，神采奕奕地懸掛在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中的地方黨史陳列室裏時，已是三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