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那個牛朋叔叔就帶我們到食堂去吃飯。吃完飯以後，門口出現了一個穿灰衣服的人，興衝衝朝我們走過來。
媽媽站起身，拉著我的手說，快，快叫爸爸。
我望著他，搖了搖頭。
那是你爸爸。媽媽使勁地晃著我。你不是來看爸爸的嗎？
我咬住了嘴唇，喉嚨幹幹的發不出聲音。他不是我想念的爸爸。他的頭發全被剃得光光的，他是一個——光頭。
奶奶的餐桌上，開始有了姑姑從湖邊挖來的薺菜和馬蘭頭。春天已經悄悄地來了。
這些日子，媽媽下課以後，總是伏在桌上寫啊寫的，讓我自己去玩。
我知道媽媽是在為爸爸寫申訴材料。媽媽暑假時去上海找朋友幫助，那種出乎意料的失望和傷心，使她幡然醒悟，她明白現在隻有依靠自己來為爸爸申訴。她帶著我從喬司看望爸爸回來後，越發堅定了這個決心。她一直記著爸爸被捕前在茅家埠悄悄對她說的話——假如我真的被送去勞改，你一定要想辦法為我申訴。
而如今，向上級司法部門申訴，就成了她惟一的希望和出路。
麵對厚厚一疊寫好的申訴材料，她卻又猶豫了。
如果由她出麵提出申訴，有關方麵和單位領導，會不會指責她喪失立場，為反革命丈夫鳴冤叫屈呢？她還算是個國家幹部，萬一再有個閃失，這一家老小的生活來源就真沒了著落……
她把我十七歲的大叔叔張其偉叫來，對他說，你大哥的事，是冤枉的，我到死都這樣認為。我們一定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但是我想最好能用你的名義出麵，你年紀還小，是個學生，他們不能把你怎麼樣。材料我都已經寫好了，你要是同意，就寫上你的名字。
大叔叔點點頭，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到郵局去發了信。
叫是一連好多天過去，那申訴信如石沉大海，就像一粒沙子掉進西湖裏，連一個水泡、一絲漣漪都不見。
那份寄給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訴書中，還附有爸爸留下的一大疊文稿。其中有一冊題為《摧枯拉朽集》的報章剪輯，裏麵的文章，全都是解放前一年，爸爸任《當代晚報》總編輯時寫的時事雜評。那時他在報上開辟了一個《朝花夕拾》專欄，每天寫一篇不署名的短文，以犀利的筆鋒，抨擊了國民黨的腐敗醜行，共有數百篇之多。爸爸曾叮嚀媽媽，必要時可以把這本剪報集拿出去，足以證明他當時的立場和行為。爸爸終究是一個知識分子，他以為真會有人來認真研究這些文章，然後為他作出公正的評價。現在看起來，這種願望實在幼稚可笑。
根本就沒人理睬那申訴信，連他那些心血結晶的文稿，也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每天都在焦慮而又毫無希望的等待中過去。媽媽又急又惱，她終於被司法部門這種對人的政治生命極不負責的冷漠態度激怒了。
她已顧不得瞻前顧後，憤然提起筆，親自給省人民法院院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張愷之從事地下黨工作時的表現，黨組織應該是了解的。他的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司法部門應有確實的證據。我要求你們實事求是地對待一個對革命做過貢獻的人，哪怕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希望你們能夠重新調查有關的曆史疑點，對他作出正確的結論……
她還在“應有確實的證據”幾個字下，加上了圈圈點點。
卻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沒有答複，沒有人找她談話，甚至連法院究竟收沒收到過這封信，都無從知道。
媽媽在無望的期待中失去了耐心，她讓大叔叔以家屬的身份，上訪省人民檢察院。那天大叔叔回來以後，向媽媽複述了當時同檢察院工作人員的對話：
阿偉：我大哥到底犯了什麼罪？
工作人員：張愷之解放前被敵人利用，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他交待問題時避重就輕，隱瞞了一些重大問題。
阿偉：我大哥是一個地下黨員，他一直在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工作。舉個例子，當時他作為《當代晚報》的總編輯，把新華社的廣播秘密收抄下來，改頭換麵，再以“本報收聽舊金山廣播”的形式發表，可以說為了宣傳革命，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你們說他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這怎麼可能呢？
工作人員：情況是很複雜的，並不像你說的這麼簡單。
阿偉：我大哥解放前在上海、杭州、餘杭、海寧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冒著生命危險，做了許多工作，這總是事實。
工作人員：這我們當然會區別對待。你們家屬應該相信黨相信政策。張愷之這個人有才華、有能力，隻要他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還是會有前途的。
大叔叔對媽媽說完了這些，臉上一片茫然。
媽媽的心揪緊了。她覺得這些冠冕堂皇的話，都是在搪塞應付，沒有一點兒實際意義和解決問題的可能。她眼前的最後一點希望，就像越升越高的氣球，終於在灰暗的雲層下破滅。炸裂的碎片，紛紛四散，隨風飄去，蹤影全無。
她能做的，隻是把大叔叔的上訪記錄，抄寫了一份，寄給了我爸爸。（那時的“犯人”允許與外界通信）我爸爸接到這份上訪記錄，對於自己竟然有一個“被敵人利用”的罪名，感到十分意外，前思後想，一陣困惑又一陣迷惘，最後不由得啼笑皆非了。
我那個鍥而不舍、執迷不悟的爸爸，從此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申訴“運動”。他在喬司的勞改隊裏，幾乎每個月都向省市和中央的有關部門，寄去他一封又一封的申訴信。每個月我媽媽給他送去的衣物雜品中，最多的就是信紙和信封。他已記不清自己寫了多少重複的文字，記不清他在昏暗的燈下，把那些原本並不複雜的人事，翻來覆去地糾纏了多少個來回。他在連續申訴兩年以後，終於有一天，勞改隊的管教幹事交給他一張表格，要他如實填寫。表格的名稱是：“未決叛徒犯登記表”——我爸爸的眼睛亮了亮，他立刻意識到解決問題的時間快到了。他在“地下”時，從未被捕過，而現在竟是“未決叛徒犯”，可見對他的懷疑是入黨後又叛黨而同國民黨勾結。現在既然讓他填表，不是說明這種懷疑差不多快要被否定了嗎？
我爸爸填了那份表格的半年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在勞改農場待了兩年半以後，終於宣布不作刑事處理，無罪釋放。可是釋放並不等於平反，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到杭州，沒有黨籍，失去了幹部身份，也沒有工作。省公安廳勞改局利用他的專長，暫時讓他去辦一份勞改報紙。他自十六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十八歲從上海淪陷區到天目山《民族日報》當副刊編輯，十幾年來，寫下了百十萬字的散文、小說、雜文、新聞通訊等等。當年，也算是滬杭一帶的知名報人了。而這位優秀的特派記者，在他二十七歲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之後，從此再也沒能寫過一個字的新聞報道和雜文評述。他一生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於向司法部門無休無止的申辯和上訴。人說“著作等身”，我想我的父親可謂是“申訴等身”。至一九五五年他回到杭州後，他的申訴仍然持續不斷，一直堅持到“文革”之初，實在沒有可能再堅持下去為止。而那些字字血淚凝成的申訴材料，卻在歲月的嚴酷碾磨中，變成一堆無人問津的廢紙，隨一次次運動的狂飆而去，最後灰飛煙滅。
自從大叔叔去省檢察院上訪，卻答非所問，敗興而歸以後，我媽媽便從此放棄了這種自欺欺人的努力。她已對這種自我安慰的申訴感到了厭倦。她麵對的是自己五十多元錢的工資，要養活七八口人；麵對的是全家人一日三餐、柴米油鹽的現實。現實是如此艱難而又迫在眉睫。她這麼一個從來都生活在虛無縹緲的浪漫世界中的人，將如何把自己降落在塵埃彌漫的現實生活裏，度過今生今世這長長的暗夜呢？
在那個春天綿綿不斷的霏霏細雨中，她走在紫藤繽紛的落花之下，心裏忽然清朗，似乎有了一種大徹大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