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多情的媽媽，長年外出念書，在自由的日子裏積累了豐富的戀愛經驗，然而她一向卻隻事耕耘，不問收獲。當她真正在心底確立自己的愛人時，才發現原來她的標準不過如此簡單：第一必須會講國語。（所以像楊君那樣一口寧波鄉音的大哥哥，似乎不在考慮之列。）第二是人要長得秀氣些，有一種布爾喬亞的氣質。第三是應該會寫文章，有真才實學。——我未來的爸爸幸運地撞在了她的網上，一網即被收緊。那網上沒有織出關於金錢的網眼——她為自己編織出愛人的種種美好幻象，卻獨獨忘記了關於錢財這項立身之本。但她說那不是忘記，而是憎恨，是揚棄。當她獻身於他時，她便從原來的階級中徹底分離出來，真正裂變為一個新時代的人。
運河女神當年將她送去朱家做小姐，真是白白地徒勞一場。
我手頭有一張翻拍的照片，是我父親1947年發表在上海一家報紙副刊上的一篇短文，也是曆經“文革”洗劫後僅存的幾幅資料之一。
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愛情》。我從那縮微的底版小字上，還能找到他們當年愛情的痕跡——
……你的淡而美麗的眉間矜持地一揚，你的玲瓏的大眼睛飽含著人類所有的純潔與善良，但是你懷疑，你表示你還沒有明白我是一個怎樣的旅客。
你靜靜地說：“你要到哪裏去？而我是從一個泛濫著罪惡而荒淫、充滿著饑餓和痛苦的城市來的。”
你說著，你的眼睛裏突然湧出了明亮如珠的晶瑩的眼淚。
……
“我也來自那樣一個可怕的地方，”我顫聲說，“但我要去的卻是一個最理想的幸福的草原，在那裏，我能拾回夢裏的歡笑，在那裏，努力工作的人，就會獲得希望。”
你像是一個字也不願意遺漏地緊緊地捉住了我的聲音。你的淚痕幹了，冬天的特殊溫和的風吹動了你的黑發，你好似在忖念著什麼。
“你的目的和我的去處相同嗎？”我又問你。我極願意知道你怎樣回答。
但你仍然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可是你嚴肅的眼波恢複柔靜了。仿佛，你已經有點明白，我們將在那遙長的路途上走在一起。
……
遙長的人生之旅，雨雪霏霏。以後的幾十年中，我仍能不斷地聽到從那篇短文中傳來溫柔的回聲。那是一個革命浪漫主義者，同一個更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之間的戀愛。兩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的精神結合，使他們竭盡激情與想象，把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發揮到極致，最終被自己的理想所淹沒，沉入毫無浪漫可言的深淵之中……
據說我父親當時的密友，也是地下黨黨員的林泉，曾向張愷之提出關於發展朱小玲入黨一事，被我父親婉拒。那時我媽媽已對張愷之說過自己曆史上脫黨的經曆，我猜我未來的父親已看透了她那馬馬虎虎大大咧咧、永遠難以成熟的脆弱個性，擔心她萬一再次被捕，豈不容易給組織帶來麻煩，就對林泉說，她留在黨外似乎更合適些。
我一直懷疑我媽媽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那時她對重新投身共產黨，已完全喪失了興趣。她被熱烈的愛情簇擁著，將她那些虛無縹緲的理想，一股腦兒托付給了她的愛情和愛人。當她和張愷之星期天去江灣郊外踏青時，她指著遠處的茅屋對他說，其實，隻要有你，我們就是一輩子住這樣的茅草棚，我也心滿意足了。
我父親耳邊又一次響起這個不幸的預言，是在1957年反右鬥爭，我父親被送去郊區的果園“生產自救”以後，我媽媽去探望他的時候。那個夜晚，他果真在一間被用作工具間的茅草棚裏接待了她。
平心而論，我媽媽始終都是一個隻注重過程的人。當她被那場國內革命的大風暴席卷其中時，她除了不斷地奉獻和失去，從未想通過“革命”來得到什麼。在“方小”工作的兩年，於她隻有一個具體的收獲：她在愛情的滋養和同伴們的鼓勵下，開始了寫作。
還在我幼年的時候，我父親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令我久久驚恐不安。他說你媽媽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可惜中途夭折了。
夭折，聽起來是個可怕的詞。我曾在字典上查“夭”這個字，上麵寫著：夭折，未成年而死亡。
家裏的箱底一直存有那本薄薄的小書。筆記本大小。封麵上由交叉的兩大白色和紅色組成。紅色的底版上趴著一個胖乎乎的娃娃，腰上圍一條細碎圖案的肚兜，他正伸手去抓四周遊動的一條條花斑大魚，那些魚在水草叢裏翻著筋鬥，一邊吐著泡泡。上麵那白色的底版上，從右到左，拐彎往下，印著一排像是用刀子刻出來的黑字：
《幼小的靈魂》
翻開書的扉頁，上麵寫著，封麵設計：黃永玉。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版權所有，不得翻印等等。
那是由八篇短文組成的一本兒童文學集。目錄上印著這樣一些題目：《會長小草的》《燈》《槍》《荒穀裏的小姑娘》《小學校和興隆當》《饋贈》《謀生》。我曾在一個陰冷的雨夜，躲在被窩裏翻看過這本小書。那個夜的感覺很奇特，冷風卷著驟雨，敲打著我床邊的玻璃窗，似有傷心的嗚咽從遠處傳來。我輕輕翻著那些泛黃的書頁，好像一不小心，那紙就會破碎。我記得那書中的文字很美，也很憂傷，記錄著一些窮苦孩子們的故事，他們穿著破爛的衣衫，一張蒼白的臉，但有著明淨的額頭和眼睛，他們在荒野裏奔跑，舉著微弱的燈籠……
媽媽在“後記”裏這樣寫：
認真說起來，我開始寫作，還是最近一年的事。在以前我曾寫過一點，但都是蕪亂不堪的。過去一年間，我在上海的一個小學校教書，這個學校在閘北貧民區，同時有一群熱情的朋友，我愛這個學校，心情就特別愉快了。
我首先寫了《小學校和興隆當》這篇短文，得到朋友們很大的鼓勵。朋友們告訴我，你的天真幻想，隻有走為孩子寫作的方向。
我跟孩子們在一起生活，我的靈魂跟孩子們的靈魂成為朋友……我這本小書。就作為“跟未來談話”的一篇小引吧。
我接著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我走在路上，我左手拿著一本書，右手拿著一個孩子的玩具。
天色很陰鬱，而且有風，風裏卻飄著一片稻花香。
桑樹，因了陰鬱的天色，而顯得更深沉的翠綠，有一隻翠綠的鳥，扇開著翅膀，坐在桑樹的枝幹上大模大樣地叫。
我走，我的衣服不時地被風卷起，我看見衣角上繡的一朵淡黃色的小花，皺了，又展開，揉得察嚓地響。
……
“然而我的夢醒了，這是一個溫柔的夢麼？不，因為我的心裏充滿了歉疚。我將會立即跑去看這個拒絕了我的饋贈的小朋友……我知道這回該給他帶去一些什麼了。”
……
二十多年後，我重讀那些文字，依然清新如洗，依然純真質樸。那是一個我熟悉的靈魂，一個永遠如孩童般幼嫩和稚拙的靈魂。透過歲月厚重的塵垢，我仍能聽見從書頁中傳來她靈魂的傾訴。
那隻是媽媽在“方小”工作時寫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爸爸把它們收編成書，於是它便永遠地保留下來，成為我媽媽在“方小”那段生活的一個紀念。每天每天，當夜幕降臨時，她坐在那搖晃著的小小的課桌上，開始同自己靈魂的對話。那是多麼愜意多麼沉醉的時刻嗬。心靈在這低矮的屋簷下自由地遊蕩，飛上雲端又沉入海底，潔白的紙上有一個小小的屬於她自己的天地，她聽見沙沙的雨聲滋潤著她的筆尖，於是就有孩子們的笑靨，像春天的草芽，在暖烘烘的陽光下一個個冒出來……
我聽見她對自己說，她終於找到了存放自己那些想象的最好地方。許多次，我幾乎整夜整夜地陪伴著她，咀嚼著她那些動人的故事，作為我生存的營養。我同她一起哭哭笑笑，直到太陽升起她又走向課堂。我已默認了這個事實——作為生活在另一種夢幻世界中的她，生來是應該寫作的。她除了寫作，再也幹不了別的什麼了。如果她能一直這樣寫下去，她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的。我相信。但遺憾的是，在我出生以後不久，她的寫作生涯便從此戛然而止。
《幼小的靈魂》，竟是她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作品。
“文革”中這本書和其他一些東西被偷偷送去我舅舅家保存。當我在十幾年後再一次讀到它時，它已被換上了黑色的硬殼封麵，像一個年代久遠的筆記本。在書的後部，還留有一遝空白紙頁，並有一篇著名書法家薑東舒老先生為此寫下的“裝訂後記”。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