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到哪裏去啊？她慌慌張張地問。
賈起轉過臉來，溫和地望著她。
我要同你一道去嗬。她叫著。你等等，我去找他們說。
賈起慢慢地搖了搖頭。她發現這十幾天時間，賈起瘦了許多。原先飽滿厚實的麵孔變得清臒而蒼老，眼睛卻黑亮黑亮的。
我要同你一道去。她堅持說。
他對她笑了笑。在她的一生中，她永遠都記得賈起那一刻不經意的微笑——從容、淡漠，還有寬容。
他平靜地說了一句話：
沒關係的，我過幾天就回來。
腳步噔噔移過去，她抓著他衣服的手，不得不鬆開。隔著窗欄，隻見夕陽下他的身影拉得細長細長，然後一步步，從她眼前漸漸消失……
山穀裏萬籟無聲，一片死寂。
賈起被帶走的第二天一早，我媽媽和一些調查室特務的家屬們，一起疏散到更深的山裏，躲避日本鬼子的進攻。有一個看樣子像是農村婦女的看守家屬，待她很和善。相處得熟了，一次她同那女人閑談，假裝糊塗，問她可知道那個叫賈起的男人，為什麼沒同她們一起來。那女人看看周圍沒人，悄聲對她說，你勿曉得，那男的，案子重了，他們查出來，這人是浙西行署通緝了好幾年的共產黨，可了不得。這些重犯都是上頭管的，押到另外地方去了。你可不要對人亂說啊。
她的頭頂嗡地一響，手腳冰涼。腦子裏一片空白。
……那……那我，我也……好半天，她結結巴巴地張不開嘴。
我男人說，你是年幼無知，受了共產黨的利用，你沒事的，關些日子，等你家來人保你，會放你出去的。你可小心別再惹事呀……
她恍恍惚惚走開去，人像是在水上漂著，被一股激流衝向無底的深潭，一點點沉下去。她看見賈起從波浪裏向她伸過來的一雙手，她卻怎麼也夠不著他，有好幾次，那指尖和指尖已碰在一起，卻又被惡浪打散……她要救賈起，誰能救救賈起啊？
她就這樣憂心如焚、提心吊膽地挨過最初的幾天。忽然又聽說，日本人並沒有攻上天目山，上頭有命令讓她們回調查室監舍去。她被押回山坳裏那木房子，一路上她長長地鬆了口氣，唯願是虛驚一場。就算賈起是被通緝的共產黨，國難當前，國共兩黨有抗日統一戰線，談談打打，也不至於把共產黨斬盡殺絕。再說家人也該拿了錢來作保，無論他們索要多少光洋，賣房子賣田地，她也要讓阿爸把賈起接出去。想到也許很快就能見到賈起，她心裏湧上了一陣欣喜。
幾十裏山路，石板石階起起伏伏，像家鄉悠悠的小船。腳下有清涼的風，托著她走，身子有了彈性，一步步好輕快。
一隻黑底黃條紋的小鬆鼠，呼地躥上了樹梢，睜著烏溜溜的小眼睛，笑嘻嘻地朝她鞠躬。從它身旁的樹枝上，又跳過來另一隻灰色的胖鬆鼠，銜著一粒長長的鬆果，鑽進了高高的樹洞裏。
那是它們溫暖的小窩。
淡紫色、金黃色的小野花，在粗壯的大樹下，一大片一大片開得好爛漫。不知是草是樹還是花，空氣中彌漫著幽幽的清香。
她的心忽然酥酥地一顫，眼淚就湧了上來。
如果我能和賈起一同雙雙出獄回家，我一定要嫁給他。
在一棵冠蓋如雲、筆直挺拔的銀杏樹下，她暗暗對自己說。
回到山坳那木房子裏，周圍靜悄悄像走的時候一樣。
她留意聽著賈起的咳嗽聲，隔壁卻沒有一絲動靜。她把耳朵貼在牆上聽，隻有小蟲子爬過的嗡嗡聲。她坐立不安地盼望著賈起的消息，甚至拚命地吸著鼻子，搜尋著空氣中有沒有特別的味味。
到第三天，她終於等不下去。趁著看守來送飯，她問：
噯，那邊屋子的那個男人，到哪裏去了呀？
她的聲音哆嗦，氣也透不過來。她實在是不敢問，她害怕問的結果。但她又期待著僥幸，萬一呢，萬一？
看守說：你還不知道啊？那個叫賈起的男人，他死了。
你說什麼？
他死了。槍斃了。就在那山後頭。唉，日本人打過來，犯人太多，帶不走，上頭的長官，就在名單上畫紅圈，畫到誰就槍斃誰。那天夜裏，我聽見一排槍響，還有喊口號的……
她眼前一黑，身子頓時就軟了。
飯和水撒了一地。
當夜我的媽媽就發起了高燒。說著胡話，滴水不進，昏昏沉沉躺了三天，像是死過去一樣。昏迷中她隻聽見一排排槍聲，雷鳴一般；風雪交加，狂風大作，山穀裏一片鬼哭狼嚎，無數麵目猙獰的怪獸向她撲來，嗚嗚咽咽地圍成一團，尖利的爪子把她撕成了碎片……
第四天早上她醒來時，隻覺得身上好冷，房簷屋頂窗戶泥地統統是一片白茫茫的灰色，像是八月裏下了一場大雪，寒氣透入骨髓。
她掙紮著爬起來，交給看守一些錢，讓他們去買了黑布，香、燭和酒。把黑布從房簷上長長地垂掛下來，撕開自己的一件白襯衣。扯成方形，用墨在上麵寫了一個大大的“奠”字。她要在這裏為賈起安置一個靈堂，用她的心她的淚和她的血來祭奠他。
那塊嶄新的白手帕，就是在那時，從她的衣服包裹裏，無聲地掉落在地上的。它還一次沒有被用過，素淨得如一頁薄冰。
晶瑩的淚珠，一滴一滴墜在上麵。如雪地上梅花的落瓣。
她把那白手帕鋪在桌上，開始用墨筆畫賈起的頭像。
她的手抖得厲害。她不知該從何處落筆。賈起的麵孔突然變得朦朦朧朧，像一個影子，飄飄忽忽地離她遠去。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過去從未真正留意過他，她追隨的是一把號角或是一麵旗幟。
她麵對著那方白手帕無所適從。手帕上留下的隻是斑斑淚跡。最後她勉勉強強在上麵畫了一個頭像，當她抬起頭來時，她驚駭地看見了賈起——如他最後從她的窗前飄然而過，兩隻眼睛黑亮黑亮，坦然而從容、剛毅而寬厚地望著她……
她撲在那頭像上嚎啕大哭。淚水像洶湧的大海，將她沒頂淹過。她不顧一切地哭號著，縷縷香煙燭火在她的哭喊聲中時斷時續地搖晃，黑色的幔帳低垂肅立，在山嵐夜霧中顫顫悠悠……
時隔多年，我仍能聽見從天目山那蒼翠的山坳裏，傳來我媽媽悲慟欲絕的哭喊聲：
——你們是殺人的劊子手啊！你們誰殺人誰償命啊！殺人會有報應！有本事去打日本鬼子，中國人殺中國人，你們不得好死……
她整整哭了一天一夜，一直哭到嗓子再也發不出一點聲音，哭得全身再也沒有一點兒力氣……
蒼天肅穆，山巒沉寂。
她大鬧調查室的一個星期以後，我的外婆操著一雙硬朗的大腳板，帶著鎮上的鄉紳名士聯合寫的擔保信，和足夠保釋兩個人的錢，走了百十裏水路陸路，親自從洛舍趕來。
但賈起已死，無論用多少錢也救不活他的命了。
我媽媽昏昏沉沉爬上屋後的山坡，點上幾十炷香，朝著賈起走的方向，深深叩拜，長跪不起。那一刻，她真想索性跳下山崖，與賈起一同長眠於此。
我媽媽獲釋前夕，特務已允許她在小木屋附近自由走動。臨走的前一日，她最後一次走到男監那兒，她想賈起生前就曾被關在那裏。她就要離開這兒了，卻是一個人。但賈起會不會還活著呢？萬一？——木籠子般的監舍裏，一個頭發蓬鬆的年輕人，悶悶地坐著。她揉揉眼睛，那不是賈起。連賈起的影子也不是。
她看看四周沒有看守，就大著膽子把臉貼在木欄上，輕輕問道：
先生，你是從哪裏被他們抓來的？請問尊姓大名？
那年輕人說一口純正的北方話：我叫非蒙，是民族文化館的。
媽媽愣了一愣說：啊你就是非蒙先生呀，我讀過你寫的詩，真的，有好幾首，我都能背出來……
那人臉上掠過一絲苦笑，搖了搖頭：寫詩變成了政治犯啊……他站了起來，走到小窗口，打量了我媽媽一番，忽然問：小姐姓朱？
媽媽點點頭。不明白他為何好像知道她這個人。
……前些日子疏散時，沿途賈起同我關在一個號子裏。——那位非蒙先生用喑啞低沉的嗓音說——賈起對我說過，這裏還關著一個他愛著的人，名叫朱小玲。如果他犧牲了，日後有機會，請我一定把這句話告訴她……
我媽媽一陣眩暈，淚水撲簌簌地淌了下來。
……家裏來保釋我們，可他已經被害了……她說不下去……
她在他的窗前站了很久，她不停地哭著，說不出話來。她淚眼模糊地望著他，好像他就是賈起。路上傳來了腳步聲，有人來了，她不得不走了。她回一回頭，再看一眼那位幸存者，忽然覺得自己應該為這些失去自由的人做些什麼，她急切地問：非蒙先生，我明天就要出去了，你有什麼事情要我辦嗎？我可以給你送信……
非蒙先生的手裏拿著一隻煙鬥。他晃了晃那隻煙鬥，歎了口氣說：我沒什麼人可以收信，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盒火柴……
關於這盒火柴的記憶，五十年以後，我媽媽同杭州大學的關非蒙教授談起時，仍是不勝感慨。這位非蒙先生出身於一個基督教家庭，自幼崇善信善，國民黨卻把他當成共產黨抓起來關進了上饒集中營；而在解放後，作為一個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他依然崇善信善，不幸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
媽媽設法替非蒙弄到了一盒火柴。那縷縷輕煙在賈起曾住過的地方久久繚繞，也許能代替她祭祀賈起慰藉賈起……
她跟著我外婆下山的那天，夜裏宿在山邊的一個小旅店裏。那天恰是七月十五，路邊的墳頭前，有人燒著黃表紙，黑色的煙灰如蝴蝶紛飛。我外婆歎口氣說今日是鬼節，回洛舍後，定要給賈起做一次道場，為他超度亡靈。她隻記得那夜的月亮又大又圓，似一張蒼白的臉，從樹後漸漸升高，茫然環視群山。月色如洗，山巒猶如披了一層縞素，令人欲哭無淚。夜半風起，鬆濤嘩響，久久盤旋於她的床前，像是朝鮮義勇隊門前那嗚咽的長簫，一聲聲，哀婉淒絕。
一夜無眠。睜眼望著窗外的樹影，晶瑩似雪。從浙東到浙西，她和賈起一步步走過山林田野。那些大海和雪原的故事，已像是一個永不可企及的夢，消失在孤墳黃土之下……
如果她不堅持讓賈起陪自己來浙西就好了。她想。
如果她在街上沒有遇到曹平山那個敗類就好了。
如果不住在曹平山家裏就好了。
如果不把賈起叫來認門，第二天賈起就不會“自投羅網”了。
……如果，那天清晨她發現特務盯梢，讓他們把她一個人抓走就好了。他們一走，賈起趕來時，就不會被發現了。但假如他們留下“尾巴”，繼續守衛呢？
如果不是日本鬼子進攻天目山，家裏人及時趕來，賈起就不會被殺了……
她想了千遍萬遍，設想出種種可能，編造出一個個理由，試圖挽回賈起的生命。又想到這個罪過實際上永遠也不能糾正了，她再一次陷入了傷心欲絕的自責之中。
可以有一萬個如果。但隻有一個萬一。
命運的偶然，有時就隻相差半步。
朱小玲在二十歲那年，被命運的陰錯陽差，被她自己永遠的懊悔，一拳打翻在地。
她還沒有上前線殺敵，就眼睜睜讓敵人殺了她的同誌；她剛剛開始革命，就革掉了自己朋友的命。革命為什麼是這樣殘酷的啊？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頭，這一走要去多少時候，盼你鴛鴦白了頭……
從此這首歌將像一盤沉重的石磨，一遍遍從她心頭碾過。碾出一滴滴悔恨與愧疚的苦汁，陪她走完生命的後半程。
幾年後她曾寫過一篇紀念賈起的文章，登在上海一家進步的報紙上。“文革”初期我曾讀到過那發黃的剪報，記住了這樣的句子：
……昨夜，你來了，輕輕地叩著我的窗扉。你還是穿著那件天藍色的長衫，帶著那把遮陽擋雨的油紙傘……
那份剪報曾作為證明材料上交，從此再無下落。
……
然而對於這場悲劇，我卻持有與我媽媽很不相同的看法。除了她的幼稚任性，造成了賈起之死這一無可彌補的損失和錯誤以外，另一個明顯的曆史疑點是：既然賈起心裏明明知道自己是浙西國民黨通緝的政治犯，被捕的危險極大（我媽媽不知道他是共產黨，所以糊裏糊塗失了警惕），他為什麼竟敢陪我媽媽途經於潛去洛舍呢？這無疑是飛蛾撲火。
我媽媽對此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我心裏的答案很清楚：因為他愛她。是愛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險。他把他的生命同時獻給了革命和愛情。而死神卻比愛神搶先了一步到達。事實上，我們所無限景仰的愛情和革命，彼此從來也沒有和睦相處過。革命摧殘著愛情，而愛情又折磨著革命，這個愛與死的話題，留給我們後人的，是一個永遠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