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怪不得，文學的趨時務新，是文學進取的必然。文學有一點類似時裝革新的成分，到了換季的時令，自然要推出更時新的設計。但文學又不完全等同於時裝表演，剛上市的款式，必定是價值昂貴，好銷搶手；不入時的貨色，必定要從櫥窗裏撇下來，打折出售。時裝是這樣的，文學卻不應該是這樣的。
文學有競爭，自然也就有淘汰，作品有不朽，自然也就有湮沒。但淘汰也好，湮沒也好，和文學是否新潮或者製日，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無論文學怎樣千變萬化，其本質的部分，也就是時代要求於文學的，曆史要求於文學的，以及審美功能所要求於文學的等等，這些應該是文學中必不可少的功課，大概是不會太變和大變的。因此，真正的文學，永不過時，巴爾紮克不會熱到沸點，大紅大紫，但也不會冷到零度，無人問津。
新時期文學二十年，那種曇花一現的盛況，令我們雀躍過多少次，興奮過多少回，但到了如今，那些“一舉成名天下聞”的作家，依舊忙得腳下生風，屁股冒煙，可他們那些作品早就被人遺忘，放在舊書店裏的書架上，也積滿灰塵，麵目可憎了。
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大多數作家是要過時的，如果過了十年，讀者已經記不起他寫過些什麼，是很正常的，如果過了五十年，人們甚至記不起來這位作家的名字，也不必奇怪。這樣的文壇過客，多如過江之鯽，有的在文學史的夾縫裏，偶爾留下一個名字，也不是沒有可能。正如演員表上飾演匪兵甲，匪兵乙、老鄉甲、老鄉乙的小角色，記住名字又如何，還不是舞台上一個過客而已。我一直想，做一個群眾演員，陪著北京話叫做“大腕”的“名角兒”，“得兒令槍”地跑一回龍套，也沒有什麼不好。契訶夫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舞台上不可能全是主角，統統是主角的話，每一位都搶戲，這台戲幹脆就演不下去。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文學事業，都是由極少數大師級的作家和絕大多數非大師級的作家，共同來完成這場演出。大多數作家像過眼煙雲一樣，過去也就過去了，即或五十年間名噪一時的作家，到了一百年後，未必還能保持往年的風光。文學史上的名字，會長期保留，但讀者的萃取率，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隔愈遠，篩選愈嚴，很多作家都會從普通讀者的視野裏消逝，很無情的。《全唐詩》有數萬首詩，有數千詩人，你能記住的，還不是那幾位詩人那幾首詩？所以，1799年出生在圖爾城的巴爾紮克，二百年過去了，還有人紀念他，研究他，還有出版社出他的書，還有讀者買他的書，能得到這樣的不朽，隻有極少數擁有天分和才華的作家，隻有在作品中永遠煥發著生命力的作家，才能獲此殊榮。
像巴爾紮克這樣的文學大師，稱得上“高山仰止”了。
他真是一座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這座山，能夠使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層次，多側麵，多角度地體會他；這座山，能夠使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人寶山，決不會空手而返並獲得良多教益。這種使後來人永遠有話好說的作家，那才叫做真正的不朽。
這位法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在他二百歲生日的時候，還被人津津樂道，就因為他筆下那波瀾壯闊、多姿多彩的畫麵，對我們具有吸引力，就因為他在創作中投入的勞動，不停燃燒生命的熱忱，對我們具有鼓舞力，而他在作品中那股“咬定青山不放鬆”的與時代契合的精神，對我們同樣經曆過複雜、艱難、動蕩、險阻的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作家來說，或許更具有啟示意義。
生於1799年，死餘1850年的巴爾紮克，他生活的半個世紀，是法蘭西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短促的一生，幾乎經曆了拿破侖帝國，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侖侄兒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他的這部冠之以《人間喜劇》總標題的龐大史詩，全景式地反映了劇烈動蕩的社會變革時期，從巴黎到外省，從貴族到平民的法國生活。如果讚美《人間喜劇》寫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國十九世紀的曆史，巴爾紮克是當之無愧的。
其實，二十世紀，中國土地上的風雲變幻，不見得比巴爾紮克時代的法蘭西遜色，中國作家的所經所曆，不見得比巴爾紮克差池到哪裏去。但我們中國的《人間喜劇》式的大作品，卻還在孕育的過程中，隻有待之以來日了。
這樣的期待，也許未必可取，作家不是史學家，文學作品也並不承擔記載史實的任務。但是，假如作家的創作，與他生活著的那個時代，稍稍扣緊一些；與大多數的人的心境，稍稍融合一些；與社會跳動著的脈搏，稍稍同律一些，如巴爾紮克那樣，用生命去燃燒手中的筆，去觸摸世界，去感知時代，給後人留下一份曆史的印述，豈不是在紀念這位大師誕生二百周年的時候，值得我們閑來無事，不妨思考一下的事嗎？
巴爾紮克之所以永遠，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