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有意的錯，宋·趙令畤《侯鯖錄》裏也講到了：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答《刑賞忠厚之至論》，有雲：‘皋陶日殺之三，堯日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及八謝日，引過，諧兩製模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日：‘想當然州’諸公大笑。”
這兩則筆記，大同小異，但所以一齊抄錄出來，因為我很在意後則中“諸公大笑”四個字。這是一個很動情的場麵，那些應該說是蘇東坡的前輩，北宋文壇璀璨群星中，最閃光的幾位，能夠如此豁達大度，對待這一信筆由之的過失，大家在溫和的笑聲中，掀過這一頁。讓人看到這裏，真有如沐春風的溫煦之感。
因為中國的文人，是很容易刻薄，而幣大容易習慣寬容的。還以蘇東坡為例，宋·朱熹在《朱千語類》裏，就很無聊地挑過他的錯，而且連歐陽修也捎帶上了。“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五代人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礎者三’之語。‘序黜’是人掛名，其疏如此。”
大師們的這點筆下瑕疵，值得如此鄭重其事嗎？也許歐陽修老來興起，偏要四六駢文一番，又如何？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綁在一棵樹上吊死？即使過去提倡過，現在反其道而行之，文無定法，又有何不可？而且蘇東坡一生寫了那麼多文字，用顯微鏡找出來的這點疏失，能影響他整體的成就嗎？
朱熹在他的理學範疇裏，或許是位大師，但在文學領域裏，他就未必是大師了。在文學史上有過這樣的階段，往往大師缺席的時候，一些次大師便走向台前；而次大師的身上，那種胎裏帶的中國文人的刻薄，不寬容，就不免要顯現出來。
魯迅先生有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其中也有過筆誤，他在談到夏侯玄和何晏的結局時，將這兩人都寫成為司馬懿所殺，其實，夏侯是死在司馬懿的獨眼龍兒子司馬師手裏，難道因為這點無意的錯，能改變對這篇文章的觀感嗎？我相信，每個魯迅先生的讀者，都不會產生像朱熹抓到蘇東坡把柄的過癮感。
記得蘇東坡剛在開封都城嶄露頭角的時候，歐陽修給梅聖俞寫信：“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他罔顧這個後生那有意或無意的錯失，根本不去過問，一笑了之，而是一心一意想給他營造出一個適宜成長的環境，這也許就是大師對大師的惺惺相惜了。
湊巧，最近恰逢巴爾紮克誕辰二百周年，我讀了安奠洛亞《巴爾紮克傳》，在這本書中，他引用了《居斯塔夫福樓拜通信集》第3卷第31-32頁的一段話，很有意思。
福樓拜說：大師們“根本無須講究文筆，他們這些了不起的人不在乎有語病，正因為有這些語病才更說明他們了不起。而我們這些小人物隻有拿出十全十美的作品才能站住腳……在此我不揣冒昧提出一個我在任何場合都不敢說出口的見解，即大作家往往文筆不佳，這對他們再好也沒有了。不應該從他們那裏去找形式美，而應該到二流作家（如奧拉斯、拉布呂耶爾）那裏去找。”
我不知別人對福樓拜這個“不敢說出口的見解”作如何想？不過，若是太中規中矩了，像教科書般一字一板地寫作，努力不出一點錯地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我擔心，那文學的鮮活生命力，會不會在思慮和擔心中，受到一些影響？
要想不出錯，最佳之計，就是擱筆；而若想寫下去，就不要怕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