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8年的7月，一位法國作家被法庭以誹謗罪判處徒刑。
就在宣判的當天，他跨海逃亡，在英倫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
這位作家，就是偉大的法國作家左拉（Emilezola 1840-1902）
作家被弄到對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今天的文學圈子裏，這是個已經少有人談起的名字。而且，即使一些專門研究外國文學的專家，有更值得他們關注的熱門話題，對於這種已經不時行、不流行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作品，也不肯下大力氣、花大功夫去鑽研了。第一，市場的需求，已經接近於零。第二，一百多年來，有關他的著述，也已經接近於飽和。
文學，就是這樣運行著的，像波濤洶湧的大海，潮漲了，潮退了，生生不息，永無止日。幹是，就如同留在沙灘上的一道道浪花的餘沫，左拉，這個文學巨匠的名字，就成為曆史。
左拉逝世，距誇不足百年，讀他那些曾經輝煌一時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時下一些作家，認為自己已經傳世，或一些捧家，認為某些作品已經經典，都是不怕大風扇了舌頭的過甚之詞，看他們那一臉張狂、一身輕浮，很令我們為之捧腹。
文學的不朽，是由坐在書齋裏的幾個人，交頭接耳就能決定的嗎？
2050年以後的讀者喜歡讀什麼文學作品，能以眼下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為標準嗎？
我們到飯店請客的最起碼的禮貌，總是要把菜單遞給客人，請他點菜吧？如果一個主觀到家的主人，接他個人的好惡，決定了幾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夠接受諾曼底的奶酪，非強迫你吃的話，你會欣欣然地坐在那裏嗎？雖然，法國奶酪風靡世界，但對有如一個連的軍人同時脫下軍靴那種其臭無比的奶酪，敢於領教者還是屈指可數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文學胃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追求和愛好，先不要把話說絕，中國新時期文學過去了二十多年，包括我們尚健在的，經曆了這個過程的讀者，都已經不記得曾經可有一部或者半部作品，具有五年以上的生命力？作家們都相當健康地活著，他們的作品已經壽終正寢，成為文學垃圾，這種現世報的活劇，不是總在上演著嗎？
左拉一生的目標是追趕巴爾紮克，直到他最後死於煤氣泄漏，由二十部長篇小說構成的《盧貢一馬卡爾家族》，是他的類似《人間喜劇》式的法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法國作家巴比塞說過：“在左拉眼裏，隻有長篇小說才是‘我們時代的武器’，如同悲劇是十七世紀的武器，詩歌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武器一樣，他說‘長篇小說的靈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識的總和都包容進來’，‘長篇小說——這是隨心所欲的東西。’”
這位長篇小說領域中進行過寫作實驗的大師，時下，持現代派觀點和隻不過標榜新潮的作者或讀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讀者的文學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誰，他曾寫過些什麼，現在忽然提到了他，和從箱子底下翻出來的四個吊兜的滌卡中山服，國防綠的洗得褪色的軍便服一樣，至少有種老古董感覺，背時的感覺，這大概是不會說錯的。
文學是個市場，和服裝一樣，流行什麼，滯銷什麼，是個使神經脆弱的作家，像沒頭的蒼蠅東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內懼焚的問題。有的作家，財源滾滾，炒作成癮，有的作家，苦守寒窯，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這種不平衡，大概就是現實，現實就是這樣殘酷無情。
隨便舉個例，同是外國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間有個“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黃泉碧落，上下迥異。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紅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讓左拉感到慚愧。杜拉因為和張愛玲一樣，由於在前不久香消玉殞的緣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書好銷起來，連由香港演員飾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賣得不錯。至於昆德拉，那更是一直披敬若神明，受到眾人的頂禮膜拜。甚至拉美文學，隻不過沾一個“拉”字的光，也在文學市場上被看好。因為流行和時尚，有一股裹脅愚盲的力量，會誘使那些輕信者、追隨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老趕”之輩，會不由自主地趨之若鶩。其實，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齊，龜龍混雜。有的相當“柴”的。最近召開的國際西班牙語大會，巴爾加斯略薩不就指責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語言嗎？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同大有人在，持相異評價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中國人之容易披蠱惑，被煽動，和中國人之喜歡看熱鬧，喜歡一窩蜂，喜歡大呼窿，喜歡起哄架秧子有關。
清末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一夜之間，京城津門，神壇遍地，磕頭燒香，扶清滅洋。那些信徒堅信大師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槍不入，哪怕後來在武清縣，在垡頭鎮的交火中，證明了敵不過洋槍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擊斃，倒地不起，還不承認符咒不靈，聲言係死者不夠心誠所致。所以，我在一本書裏看到一則統計數字，說中國每天有六千萬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練氣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這其實是縮小的說法，包括我認識的幾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幾位走火入魔的編輯，說現在神州大地上流行著當代義和團癔病綜合症，不算過分。於是，我想，拉美文學，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著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當一部分隻不過傻子看戲，人雲亦雲，眾人說東不敢說西的從眾心理的慣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