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麵臨新挑戰
外交部原副部長楊福昌大使指出，“試看今日之世界，在哪一個地區像中東這樣，集政治、經濟諸多矛盾於一起，牽動著大國利益、地區安全、國際形勢的發展。在全球基本處於和平、穩定的情況下，中東一些國家的形勢仍動蕩不安。同大形勢相比，不但搭不上全球化的列車，更談不上如何集精力於發展、奮鬥、求富強。國家疲於應對大國壓力，人民但求溫飽無虞。”誠如楊部長所言，阿拉伯世界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之中，舊有問題得不到解決，新的矛盾衝突又不斷出現。而且由於阿拉伯國家的特殊地位，其內部發生的各種問題具有極強的外溢效應，關係到整個世界的穩定與繁榮。因此，對於國際社會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而言，推動阿拉伯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責任，外交部亞非司原司長姚匡乙大使曾指出，“中國應當為阿拉伯國家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因為這既是中國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也是促進中國與地區國家雙邊關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還是維護中國在中東日益增長的利益的必然要求。”“注釋◆◆◆9”
基於這樣的認識，較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意識地超脫於中東事務以及盡量不表態、不幹預相比，近年來中國加大了在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投入，利用與地區各國均保持友好關係的優勢，主動承擔了部分國際責任。例如，為推動中東和平進程，表明中國對中東和平事業的重視，中國政府在2002年設立了中東問題特使，成立了特使辦公室，三任特使先後多次赴中東地區進行訪問和斡旋，同有關各方接觸，參與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傳遞各方的信息，在各種場合表達中國勸和促談的立場和主張；中國參加安娜波利斯和會，提出“尊重曆史，彼此兼顧，把握和談方向；摒棄暴力，排除幹擾，堅定和談信心；全麵推進，平衡發展，營造和談氣氛；重視發展，加強合作，夯實和談基礎；凝聚共識，加大投入，加強和談保障”等五點主張，對解決阿以爭端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設想；中國參加伊拉克周邊外長擴大會議和伊拉克國際契約大會，推動伊拉克實現安全與穩定，向伊拉克提供無償援助並大幅減免了伊所欠債務；在蘇丹問題上，中國政府設立非洲問題特別代表，主要職責就是協調處理達爾富爾問題。中國在蘇丹人道主義危機問題上采取了同聯合國、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積極合作的態度，而且中國在派遣維和人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推動蘇丹接受安南三階段方案和促進蘇丹國內通過政治解決達成和平協議方麵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為保護國際航運安全，中國自2008年起派遣海軍艦艇與其他國家一道參與索馬裏海域的國際護航任務；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把派遣維和人員作為緩解熱點地區緊張局勢的手段，中國已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並承擔了聯合國維和行動3%的費用；2011年西亞北非局勢變化以來，中方堅持和平、反對戰爭，堅持平等、反對強權，堅持原則、反對幹涉，堅持合作、反對對抗，支持地區國家開展政治過渡和經濟、社會重建，並向利比亞、敘利亞、埃及、也門、黎巴嫩、約旦、突尼斯等受影響的地區國家和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主義援助。
盡管中國為實現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但從受眾的角度來看，阿拉伯國家對中國是否在中東問題上承擔起足夠的“大國責任”並未完全形成共識。雖然阿拉伯國家在官方表態中隻是中性地呼籲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但阿拉伯媒體、學者和民眾對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投入表示出更大的期待或者說某種程度的不滿。例如，約旦學者薩米爾·艾哈邁德認為，“未來的中國必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目前中國顯然還沒有對全麵承擔國際責任做好準備。中國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較小，中國主動將政治權力留給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注釋◆◆◆10”海合會高級政治顧問納伊夫·阿裏·歐貝德認為，“與中阿經貿關係相比，中阿政治上的合作還很薄弱，中國對參與中東問題表現出猶豫不決，因為中國擔心積極的外交行動會給它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帶來負麵影響。”“注釋◆◆◆11”巴勒斯坦前駐華大使穆斯塔法·薩法日尼認為，“中國的中東外交有逐利的傾向。”2010年，佐戈比民調中心發布了其進行的阿拉伯民意調查，該調查涵蓋埃及、沙特、阿聯酋等6個阿拉伯國家的近4000名各界人士，結果顯示阿拉伯民眾普遍對中國沒有敵意，但同時對中國的中東外交認可度也不高，在回答“在中東問題上發揮較大作用的國家”時，中國的支持率居大國之末。“注釋◆◆◆12”2012年以來，隨著敘利亞問題的不斷發酵，半島電視台、阿拉比亞電視台、《生活報》、《中東報》等阿拉伯主流媒體中出現了大量批評中國涉敘問題立場的聲音，不少知名學者撰文嚴詞指責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不負責任”，在阿拉伯民眾中產生較大反響。
可以看出，在中國是否承擔起大國責任這一問題上，阿拉伯國家的認知與中國的期待之間存在一定反差，中國前中東特使孫必幹就此指出，“中國的中東外交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滿意。”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兩方麵：
首先，國家實力製約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國際責任是以國家實力為基礎的，具備了一定的國家實力而不承擔國際責任會折損一國的國家聲譽，超越本國承受能力而過度承擔國際責任同樣也是有害的。雖然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國家總體實力較之以往有了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但毫無疑問，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據中國的發展戰略，在21世紀中葉之前，中國都將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屬性不會改變。目前，中國的發展還麵臨很多深層次的複雜問題沒有解決，中國還欠缺較為雄厚的發展基礎。例如，從人均GDP來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10年中國僅有4283美元，排世界第95位，在阿爾及利亞之後，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從人口結構看，中國13億人口中，農村人口7億多，比重為58%，遠高於發達國家水平，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1美元的貧困線標準，中國仍有1.5億貧困人口；從發展水平看，中國城鄉、地區發展很不平衡，東部和西部的人均GDP差距在3倍以上，一些省份受自然條件的限製，經濟仍然很落後；從社會發展成熟度看，中國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係尚待完善和發展，消費結構中食品仍是主要部分，2010年恩格爾係數達到39.76%；從科技創新能力看，2010年中國研發投入僅占GDP的2%，剛剛達到國家進入技術創新階段的最低門檻。
綜合以上各項指標可以看出，中國還隻能算是處於快速成長期的發展中國家，基於這樣一種身份，中國外交既不能簡單地延續過去的全方位防禦戰略，但也沒有實力同處於穩定成長期的發達國家一樣采取全方位、主動型的進取戰略，而隻能根據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和實力，在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基礎上承擔適當的國際責任，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在關係阿拉伯國家重大關切的問題上，中國既堅持原則，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身立場和政策，又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努力推動熱點問題當事方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分歧，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穩定。事實上，中國已經建設性地承擔了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當然，由於國家實力的製約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東事務的壟斷，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和途徑都還很不足，中國還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根本性解決敏感而複雜的中東問題或單獨提供重要公共物品，也不能超出財力承受範圍而過度提供經濟援助。這樣做並不是逃避責任，而是對自己、對國際社會負責的表現。
其次，阿拉伯國家對中國的期待日益提高。雖然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的發展水平還不高，但“未強先富”已是客觀事實，中國的整體實力已經排在世界前列，特別在經濟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第一大外彙儲備國，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半動力來自中國，中國企業“走出去”在世界各地開展收購活動。與此同時，在對外傳播中，中國多年來始終強調中國的全麵崛起，突出報道中國改革開放的建設成就，在外交政策上中國又提出並大力宣傳占有道德高地的“負責任大國”和“和諧世界”理念。當這些因素逐漸成為阿拉伯國家對中國的主流印象、主流話語時，那麼其外溢效應必然是忽略中國在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各種難題，而片麵放大對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期待。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講，它關心的不是中國實際處在什麼發展階段，它所看到的是中國整體實力的不斷增強，它所期盼的是中國日益提升的國際影響力會對阿拉伯國家產生連鎖效應，希望中國幫助阿拉伯國家這個世界上最不和諧的地區實現和平、發展、和諧。因此，與中國自視為發展中國家並據此承擔國際責任不同，阿拉伯國家並不把中國當作發展中國家，主流輿論普遍將中國視為超級大國。筆者曾就此對來華參加援外培訓的近300名阿拉伯各界人士進行過問卷調查，超過70%的人不認同中國還屬於發展中國家。這種大大超出中國實際國情的定位帶來了超越中國實際能力的期待，並加劇著“中國責任論”對中國發展的壓力。
除了國內因素的外溢效應外，由於“中東是當今世界矛盾最複雜、熱點最集中的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大國爭奪、利用的對象，在自身實力有限的情況下，已經逐步形成了在大國博弈中尋求生存發展、維護自身利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注釋◆◆◆13”因此，阿拉伯國家更樂於放大中國的發展水平和國際影響力，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最後，阿拉伯國家雖然一直強調要實現團結、統一，但實際上各方訴求迥異，阿拉伯國家聯盟在協調各方立場上的作用也不斷削弱，這也使得中國的中東外交很難讓各方都滿意。
總之，做“負責任大國”是當代中國的應盡義務和理性選擇，但中東局勢複雜而敏感的現實、中國自身能力的限製、阿拉伯國家過高的期待都在影響著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建構，對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構成了結構性的壓力和挑戰。
第四節 中阿經貿交流中存在的消極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與阿拉伯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經濟互補性日益凸顯，雙方在能源、商品、投資、工程承包、勞務等方麵的交流合作日趨頻繁和緊密，阿拉伯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愈發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隨著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活動日趨活躍，隨著中國商品、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進阿拉伯國家，一些由經濟活動而引發的誤解、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其中的一些問題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時代，政府雖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麵起著主導作用，但又往往處於被動地位，政府無法完全控製影響國家形象的各種複雜因素。企業開展的各類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對國家形象而言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可以提升一國的國家形象，但也可以對其產生負麵影響，所以中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形象也受到一些經貿因素的挑戰。
一、產品質量問題影響國家形象
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有中教授認為，產品與國家形象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並將這種關係的產生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消費者對產品尚無有意義的經驗，這時國家形象可以起到光環作用，它影響人們對一國產品普遍特征的信念，從而左右人們對某一品牌或產品的態度。在第二階段，即購買行為之後，消費者的體驗會改變他對產品品質的認知，從而改變他心目中該國原有的國家形象。在第三階段，經過矯正後的國家形象再次形成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期待或信念。”“注釋◆◆◆14”也就是說，購買和使用一個國家生產的產品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消費行為，同時也可以影響消費者對該國其他產品甚至該國整體國家形象的認知，而毫無疑問，在這一過程中，產品質量是影響消費者認知的核心因素。
回顧現代國際經濟發展史，產品質量始終在大國的產業發展和國家崛起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上世紀50年代起，德國政府確立了德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是“質量”而非“數量”的原則，實施了以質量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推動產品出口的政策，使德國製造業在“二戰”後迅速恢複並崛起，培育出大眾、博世、西門子等一大批世界級品牌，樹立了德國產品嚴謹和完美的廣泛聲譽。上世紀60年代以前，日本經濟以低端製造業為主，雖憑低價格打開國際市場，但也因質量差而廣受詬病。麵對困境，日本提出了“質量救國”的口號，實施了一係列旨在提升產品質量的政策措施，通過嚴格的質量管理，很快實現了工業經濟從紡織、手表、計算器等低附加值產業向家電、半導體、工業機械、汽車等高附加值產業的戰略轉型，以高質量占領了世界市場，並在消費者中形成了精細、美觀、節能、耐用的認知。美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將科技創新與質量控製放在核心位置，製定出台了《質量振興法案》，設立了“國家質量獎”，通過一係列提升產品質量、加強質量創新的舉措，在90年代中期重新獲得製造業優勢，特別是在以信息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中確立了全球領導地位。從這些國家的曆史經驗中可以看出，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製造業的發展，必須以質量為根本，沒有高質量就不會贏得良好的國家經濟形象。
在我國，產品質量一直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早在1996年，國務院就頒布了《質量振興綱要》，明確提出質量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戰略問題，不僅綜合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教育、管理水平，還可以影響國家形象。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產品行銷全球的光環下，中國產品也存在不少質量問題。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在2010年“3·15”中國質量消費維權論壇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品質量總體水平雖有大幅度提高，但產品標準化水平偏低，假冒偽劣商品屢禁不止，質量安全事件時有發生，危害消費者健康安全，甚至損害國家利益和形象。我國出口工業產品已經連續五年成為歐盟通報機製最多的國家，被發展中國家通報的案例也成倍增加，這裏有被借機炒作的問題，也有我們自身產品質量的問題。”“注釋◆◆◆15”誠如支樹平所言，“中國製造”的確存在質量問題，並且已經產生了較強的溢出效應，如果不能解決好質量問題，那麼“中國製造”會像20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韓國一樣遭遇大規模的認同危機，進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整體國家形象。
阿拉伯國家普遍工業基礎薄弱、製造業發展水平低，因此需要從地區外進口大量商品。據阿拉伯經社理事會發布的報告顯示，22個阿拉伯國家平均92%的商品需要從地區外進口，年均進口額超過2000億美元。這個龐大的市場無疑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的機遇，自上世紀90年代起，包括食品、服裝、鞋帽、家電、家具、汽車、機械設備、建材等在內的中國商品大規模出口到阿拉伯國家。總體而言，中國商品因種類豐富、物美價廉得到阿拉伯國家消費者的接受和認可，時至今日，“中國製造”已遍及阿拉伯國家的大街小巷，成為阿拉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與計劃經濟時代國有外貿企業組織優質商品外銷不同的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企業的質監自主性薄弱，政府的監管難度加大，因此一些質次價低的假冒偽劣產品出口到阿拉伯國家，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也隨之引起一些阿拉伯國家的高度關注甚至不滿，對中國產品的批評聲有漸漲之勢。
以中東地區最大的消費市場沙特為例。此前，由於沙特進口管製較少，很多中國企業都到沙特開拓市場，而部分不負責任的企業則將沙特當作劣質產品傾銷地。目前，中國出口到沙特的各類產品中均存在假冒偽劣現象，這些產品雖然價格低廉，但在使用過程中給沙特消費者帶來不同程度的麻煩和損失，從而逐漸折損沙特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信心。自上世紀九十年後期起，沙特媒體每年都會報道中國商品的質量問題，比較集中的問題包括：中國生產的部分家用電器質量不過關，已經引發多起火災，造成了較大的財產損失；中國生產的部分建材和家具所用材質差，使用較短時間後便出現漏水、開裂等現象；中國生產的電子產品仿冒世界知名品牌，但使用不久後就出現故障；中國生產的工程機械類產品可靠性較差，返修率較高，可靠性水平測試結果隻相當於國際水平的1/3等。2010年10月，沙特商工理事會、沙特海關等政府部門，《利雅得報》等主流媒體以及普通民眾共同參與了一場對中國商品質量的討論，一時間，中國產品與“劣質”、“危險”等詞劃上等號。雖然中方有關部門迅速通過當地媒體就產品質量問題進行了解釋，強調“中國出口到沙特的產品絕大多數是質量可靠的。部分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是由多方麵原因造成的，從出口方來講，確有部分中國生產企業忽視產品質量，甚至生產和出口一些不符合質量標準的偽劣產品；從進口方來講，也有部分沙特進口商的貿易行為和采購渠道不規範，在采購中國商品時受到利益趨動，一味追求低價格，對進口商品質量要求不嚴。中國有能力、有技術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這是不爭的事實。沙特市場上局部中國商品存在質量問題並不能否定中國商品的整體質量水平”。“注釋◆◆◆16”對此，沙特官方的表態相對克製，認為假冒偽劣產品泛濫的責任不能完全由中方承擔，沙方監管不力以及進口商的惟利是圖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但同時也強調“來自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的確給當地經濟和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傷害”。“注釋◆◆◆17”而媒體和普通民眾的表態則要更加激烈一些，“中國人自己都承認出口到沙特的假冒偽劣商品在中國都見不到，中國產品質量存在問題是客觀事實，中方的解釋是在推卸責任；中國存在區別對待的現象，中國出口到西方國家的產品質量都很好，而出口到沙特的產品卻很多是假冒偽劣。”“注釋◆◆◆18”目前，沙特商工理事會已經開始著手建立假冒偽劣產品黑名單，嚴厲處罰從事此類產品業務的進出口商。沙特海關也加緊了對中國商品的檢驗力度，據報道，僅東莞一地就“已有多批次服裝、家具、玩具等產品因不符合沙特質量標準在入關時被查沒或拒絕入港”。“注釋◆◆◆19”
同樣的問題在埃及也較嚴重。作為阿拉伯大國和非洲大國，埃及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中國產品重要的出口地和地區集散中心。中國出口埃及的商品種類齊全，各檔次產品能夠滿足埃及人多元化的需求，特別是消費能力較低的埃及普通民眾從中國商品中得到了實惠。《今日中國》副主編、埃及人伊斯梅爾在2010年9月接受半島電視台采訪時表示，“中國產品物美價廉，符合埃及廣大民眾的消費需求，特別是在通貨膨脹加劇的當下，對埃及人民的生活至關重要。”不過，中國出口埃及的產品中也不乏假冒劣質，特別是服裝鞋帽、文具、五金、家電等日用品，這些商品在中埃貿易額中所占比重並不大，但由於涉及麵廣、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埃及民眾對中國產品質量的怨言越來越大。同時，由於中國出口到埃及的很多商品對當地相關產業造成了衝擊，不少埃及企業和民眾對中國商品本就有抵觸心理，質量問題的大麵積出現進一步引發了他們對“中國製造”的批評，要求限製中國商品的呼聲在埃及有一定市場。埃及政府也認為中國的劣質產品給埃及市場造成了混亂。因此，從2009年7月起，埃及政府要求中國海關對出口埃及的全部工業產品進行裝運前檢驗、監裝，確保出口埃及工業品質量，防止假冒偽劣產品流入埃及。不過，仍然有不少企業通過轉運、偽造檢驗證明等手段繼續向埃及出口偽劣產品，影響“中國製造”的國家形象。
關於中國產品質量問題的影響，商務部亞非司協調處處長景寧在2010年9月接受《非洲》雜誌采訪時表示，“中國在西亞北非地區銷售的很多日用品和輕工品都沒有品牌，質量沒有保證，沒有得到市場的認可。部分中國商人通過銷售劣質產品追逐利益，影響整個中國製造的聲譽，甚至使國家形象也大打折扣。”“注釋◆◆◆20”的確，阿拉伯人對中國產品的態度正有由“有口皆碑”轉變為“敬而遠之”的趨勢，我們應當吸取以往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一旦阿拉伯消費者對中國產品失去信心，那麼恢複信心與聲譽必將是長期而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