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2009年發表的政策報告《中國日益擴大的維和作用：政策展望與建議》（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指出，2000年以來，中國參與聯合國國際維和行動的人數增加了20倍。報告得出結論，中國正在國際維和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顯示出中國希望為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積極的貢獻。世界著名智庫“國際危機組織”2009年4月也公布了一份對中國完全正麵評價的研究報告，即《中國的聯合國維和貢獻與日俱增》（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報告指出，中國近年來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不隻是提供更多的人員，在化解衝突及尋求和平方麵，也提供政治上的支持。2009年11月，聯合國主管維和事務的副秘書阿蘭·勒羅伊（Alain Leroy）在參加“2009北京國際維和研討會”後再次表示，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關鍵因素”和“關鍵能力”。
中國不僅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兵國，也是重要出資國，2010-2011年，聯合國兩年期會費為每年約25億美元，維和費用攤款為每年80億美元，中國一年分攤的聯合國正常預算的攤款超過8000萬美元，分攤的聯合國維和費用的攤款達到3億美元，總共繳納的各項費用達到4億美元。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提供經費支持，芬蘭、挪威等北歐國家在維和人員的培訓方麵發揮作用，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主要提供維和行動的人員支持，中國在上述各個領域都能發揮核心作用，既是維和人員、維和經費的重要貢獻國，又是維和培訓的主要支持國。因此，在維和行動中，中國可以履行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身份，成為連接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的橋梁，協調各方利益，推動“和諧世界”前進。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參與非洲維和更多的是出於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感，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國家所指責的那樣，是為了“掠奪非洲能源”。問卷調查就真實地反映出這一點，“注釋◆◆◆8”當被問及“積極參與維和，對中國而言最大的國家利益是什麼？”這一問題時，選項排列前三位的分別是：“有利於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有利於提升中國的全球治理能力”、“有利於推動建設和諧世界”，而“有利於確保中國的能源供應”則排在了最後幾位（見圖1）。可見，“和平”確實是中國人性格的一部分。難怪英國哲學家、思想家羅素早在一個世紀前就指出，“中國人統治別人的欲望明顯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麼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並希望得到回報。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麵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釋◆◆◆9”
總部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CG）在2009年4月17日所發布的《中國的聯合國維和貢獻與日俱增》報告中指出，整體而言，國際社會對中國維和人員的積極評價占據主流：1.中國維和人員極為專業，訓練有素，能夠在困難的執行環境下有效開展工作。2.中國醫療隊和設備堪稱一流，既有現代醫藥技術也有傳統中藥治療設施。3.與部分傳統維和人員派遣國相比，中國維和人員表現較佳，尤其他們執行維和行動並不是出於金錢動機。4.中國維和人員沒有出現過任何醜聞。
數據來源：課題組根據問卷調查數據整理而成（有效問卷為359份）。
中國在維和行動中角色的轉換和作用的提升，反映出中國國家身份的演變以及外交戰略的調整，“負責任大國”、“軟實力”、“國家形象”、“多邊主義”、“和諧世界”等理念已經成為分析中國維和行動的基本視角，反過來，維和行動又增加了國際社會對上述概念的理解。維和行動已經成為中國擴展海外影響力、維護本國利益、捍衛世界和平、履行大國責任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平台。在維和區域，每一名中國維和人員都是“和諧世界”的踐行者；他們的艱苦付出是對“中國責任”的最好詮釋。中國維和人員紀律嚴明、作風過硬、業務精湛、不畏犧牲、不辱使命的崇高精神，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與敬佩。
三、維護民族團結、領土完整——軟實力建設的核心保障
對民族團結、領土完整的積極態度體現了一國民眾的良好素質，其本身就是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和重要體現。從公元1500年前後至今，先後誕生了9個崛起的世界性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他們崛起的要素各不相同，但有一個規律性的通則，即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建立在民族分裂的基礎之上。可見，民族團結、領土完整是世界大國崛起的重要基石。
“冷戰”後，國際衝突的形式發生巨大變化，由國家間戰爭轉變為一國內部衝突，而民族衝突是國內衝突的重要起因。據統計，在“冷戰”後已發生的世界衝突中，種族、宗教衝突約占60%，而且從存在於世界各地的180多個潛在熱點的形勢來看，種族和宗教衝突的比例隻會不斷上升。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世界上有53個國家和地區發生了民族衝突，149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12個存在民族問題隱患。“注釋◆◆◆10”甚至有人得出結論：“當今人類社會的衝突誘因主要歸結於民族宗教衝突。”在此背景下，維護民族團結、領土完整成為當務之急。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中，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即費孝通先生所言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在中國，少數民族總人口具有相當的規模，根據2011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全國總人口為1339724852人，從民族構成上看，漢族人口占91.51%，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0.08個百分點；少數民族人口占8.49%，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0.08個百分點。少數民族人口十年年均增長0.67%，高於漢族0.11個百分點。中國的民族關係是國際社會中較為成功的典範，但是，由於各種曆史與現實的原因，特別是近兩個世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和周邊地區的侵略擴張活動，我國邊疆地區在民族關係上仍存留著一些複雜和敏感的問題。因此，構建和諧的中國民族關係，維護民族團結，不僅事關中國軟實力的提升，而且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以及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同樣意義重大。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可以劃分出“政治一體”與“文化多元”兩個層麵。在國家層麵上努力構建一個在曆史和文化上能夠加強全體公民認同的“國家民族”（Nation），是十分必要的，即在“公民國家”的曆史條件下，強化13億中國人的集體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同時，“文化化”國內民族關係，即將國家內部的民族關係淡化為“主流文化群體”與“亞文化群體”之間的文化整合問題。此外，弱化民族差別、消除貧困、紮實推進雙語教學、促進民族融合、從以民族為單位的平等轉換為以個人為單位的平等，都是完善國內民族衝突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民族的分布格局、交往格局和發展格局不斷改變，民族融合悄然推進，中國的民族關係呈現出“嵌入式發展”的良性階段。
未來的挑戰和嚴峻的工作是，要建立各民族普遍認可的價值認同，即通過共同價值來凝聚全體中國人。認同管理需要經曆三個階段，分別是民族國家認同，民族共同體認同和價值共同體認同。
在民族國家認同階段，民族的辨識標準成為主權國家的界定標準，由此，民族與國家的同一性，導致以民族主義理路來思考國家認同之內涵，似乎是最“自然而然”的方式。“注釋◆◆◆11”在民族國家認同建設中，“民族表現了族裔的和公民的兩種要素之間有時不和諧卻是必要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官僚製以及廣泛職業化的社會基礎之上。在現代世界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成功，都依賴於這種共生關係和這種社會基礎。”“注釋◆◆◆12”但是，在尋求民族與國家實現同一性的過程中，幾乎所有國家都麵臨民族分離主義的危險。目前的國際政治體係並不接受“民族與國家同一”的概念。在“當今全世界的180多個國家中，真正有資格宣稱其國民皆隸屬於同一種族或語言團體者，不會超過12國。想要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主張族群和語言民族主義，不僅不受歡迎，甚至可能自取滅亡”，“以當今的情形觀之，大國對文化自由及多元主義的保護，絕對勝於以追求族裔、語言和文化同質性為目標的小國，因為大國人民深知他們生活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度內，因此必須彼此包容”。“注釋◆◆◆13”
在民族共同體認同階段，對於多民族國家而言，政權的合理性、正當性基礎來源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屬於共同的民族共同體，並彼此共享利益”。由此，成員的歸屬感從“民族國家”轉移到“多民族國家”，而不再追求民族與國家的同一。“為了民族共同體”，而不是狹隘的“為了民族”，作為一種政治導向，能夠使共同體成員對多民族國家保有持久的熱誠和忠心。“民族共同體認同”被奉為最高政治權威的依據，它努力消融內部不同民族的利益分歧，並造就共同體內在的穩定性和一致性。但即便建立了“民族共同體認同”，“民族”仍然難以徹底為“國家”所取代。尤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於，人們愈來愈堅定、愈來愈有組織地在肯定自己的曆史、文化、宗教、族類和領土之根。換句話說，就是人們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認同，呼喚保留自己的曆史記憶。“注釋◆◆◆14”因此，相比較“民族共同體”建設，“價值共同體”建構已不再單純著眼於對文化傳統的承繼，而更強調通過對共同價值的打造，加強成員之間的內聚力和共同價值的國際影響力。
在價值共同體認同階段，需要為民族關係持續地注入價值要素，需要通過價值認同來為民族關係供給忠誠情感。因此，從長遠來看，價值共同體認同建設對促進民族關係具有更本質的作用。民族終究是一種無意識的標簽認同，而信仰與追求、權利與責任則是具有實質意義的選擇認同，價值是終極層次的情感歸屬。這種全人類在社會進化過程中逐漸趨同的價值要素所帶來的凝聚力將超越民族，把人類社會由生存需求、發展需求階段提升到價值需求階段。在前兩個階段（民族國家認同、民族共同體認同階段），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為存在民族異質性而發生衝突，國家往往通過各種方式在它行使主權的領土內努力實現族類和文化的同質性。在第三個階段，建構的價值不是“主導民族的價值”，而是各民族群體與成員共同的價值。具體而言，價值共同體認同建構需從兩方麵入手：一是將各民族文化盡量納入所創造的文化中，不以對各民族文化的簡單同化為目標，從而使各個民族能在新文化中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子；二是從內涵上，特別是從文化的核心哲學思想、價值觀上對各民族文化進行挖掘整理，以創造出為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價值體係。
總之，價值共同體認同的實現需要國家製度認同與民族文化認同的協調與統一。現代民族認同的重心，已經不僅是一種族群文化的認同，更重要的在於對共同價值體係的實質性的關注和尊重。在此前提下的“民族認同”，也不僅僅是在形式上對民族國家外殼的認同，而是包含了對國家內在的價值體係和政治體製的認同。因此，維護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的最高境界是：注重民族價值的共存與融合，包括文化的融入、生活方式的接受以及價值觀的尊重。
四、優化國家形象——軟實力建設的重要途徑
國際形象是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對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自然要素的一種綜合認識與評價，是一個國家過去的行為給國際社會留下的關於該國的意誌、決心和能力的印象，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國家正是根據這一印象來回應該國的行為並藉此預測其未來行為，特別是在戰略博弈中以此作為預期和反應的依據。國家形象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特別是對世界大國而言。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形象不僅具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政治或外交功能，還具有商業功能，即影響別國的投資與采購。對中國而言，中國經濟與世界依存的主要特點是兩頭在外——“資源在外，銷售市場在外”，而且兩頭都不由我們控製，這就決定了在很多情況下我們要看別人的臉色行事。外國是否願意購買中國的商品或者是否願意把資源賣給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如果他們把中國當作威脅的話，顯然就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國家形象十分複雜，很難用簡單的好與壞來評價。目前，中國國家形象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第一，中國與世界的認識鴻溝。首先，中國人對自己的看法和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很多情況下，中國認為是在做好事，而國際社會卻認為中國在搞破壞。例如，我們在非洲幫助一些國家修建大型水電工程，卻遭到了當地和國際環境組織的強烈反對。其次，中國對世界的看法與別國對世界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我們認為日本的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一定不好，認為國際社會會像中國一樣不喜歡日本——“日本連承認錯誤的勇氣都沒有”，殊不知在多次國際民調中，日本的國際形象要遠遠好於中國。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2008年4月做了一項關於各國全球形象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正麵國際形象方麵，日本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德國，美國位居第七名，中國排在第五名。
第二，國際社會對中國依然比較陌生，由此導致了對中國的誤解甚至擔憂。曾經有一位加拿大官員主動問筆者，中國有多少人口？當我告訴他有13億人的時候，他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反應，因為對人口隻有3300萬的加拿大而言，他們是無論如何想象不到13億人是個什麼概念。另一方麵，有很多外國人用“謎”、“神秘”等詞彙來描述中國，他們感覺“越試圖了解中國，就越不了解中國”，從而放棄了對中國持久學習的興趣。所以，一些西方國家總是將中國描述為“一個陌生、奇妙的世界”，並用他們的想象來界定中國。2012年，察哈爾學會發布了“中國國家形象調查報告2012”，這是第一份由中國研究機構發布的涉及到多國公眾的大型國家形象調研報告。報告選取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印度、馬來西亞和南非6個國家的數千名受眾為調查樣本。在問及對中國的整體印象時，受訪者印象最深的是“有魅力”、“神秘”、“強勢”、“攻擊性”，如圖3所示。
可以發現，超過1/3的海外受訪者覺得中國是一個“有魅力”且“神秘”的國家，“有魅力”的程度高於“神秘”，可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多國家的人民有機會了解中國、認識中國，進一步增加了中國的魅力，減少了一些神秘感，但整體來看，在海外受訪者眼中中國仍然是“高深莫測”的國度。與此同時，獲得最多認可的是“強勢”和“攻擊性”，“強勢”普遍達到了60%以上，但不同國家對“強勢”的理解有所不同，印度、美國和馬來西亞認為的中國的“強勢”，除了經濟發展的強勁勁頭，還包含了外交和軍事的發展，因此對中國表現出較大的防範心理，超過50%的人認為中國是具有“攻擊性”的。南非、澳大利亞、英國也認為中國“強勢”，但這種認可主要限於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和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並不很認同“攻擊性”，對待中國的態度相對溫和。
第三，中國對外傳播影響力嚴重缺失。依據“媒介係統依賴”理論，受眾通過尋求信息傳播渠道，並通過選擇使用不同媒介來滿足自身需求的這一過程，將同時受到受眾所處社會的結構和其利用的媒介係統結構這兩方麵的影響。該理論的提出者鮑爾·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和德弗勒（Melvin DeFleur）將媒介視為控製稀缺信息資源的係統，因而產生了媒介係統與社會係統的相互依賴，以及個體受眾對媒介係統的依賴。而個體受眾對媒介的選擇及使用則取決於受眾、媒介和社會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注釋◆◆◆15”海外民眾選擇何種傳播渠道接觸中國信息，也同樣受到媒介自身因素和兩國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海外受訪者了解中國的傳播渠道方式，進一步厘清中國對外傳播影響力的現狀，如表9所示。
不難發現，海外受眾了解中國的主要信息源均是“注釋◆◆◆16”國傳媒，美國占84.26%、“注釋◆◆◆17”羅斯占72.60%、德國占80.90%，其他排名前五的分別是中餐館、中國商品、中國人、其他國家傳媒。可見，作為傳播中國飲食文化的非官方服務機構—中餐館是海外受訪者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中國人、中國商品等非國家行為主體也是海外受訪者了解中國的主要信息源。作為中國官方著力打造的中國國際傳播渠道在海外的影響力有限，如我國一直大力推進的孔子學院，竟未超過5%，遠遠低於預期。因此，中國的對外傳播的確需要認真反思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途徑。
就此，如何針對性地做工作、切實提升國家形象，就成為關乎中國複興的大事，因為曆史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在“千夫所指”的環境下崛起的，反而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眾望所歸”。為此，我們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點：
第一，刷新國家形象，為中國“解密”。長期以來，我們在對外宣傳上，過於強調中國的曆史久遠、博大精深、神秘古老。這會給外國人造成中國“難解之謎”的印象。神秘化就意味著會被邊緣化。因此，我們要為中國“解密”。在這方麵英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在英國訪問期間，英國外交部官員告訴我，他們希望將“傲慢”、“呆板”、“過時”、“冷漠”的老英國，轉變為“開放”、“緊密聯係”、“創造性”、“充滿活力”的新英國。他們認為，如果總是強調英國的傳統形象——曆史主題公園，那麼英國現代企業就不能從英國形象中獲得促銷資本。據此，對我們的啟示是：要采取國際受眾更易接受、展現日新月異變化的新思維“包裝”中國傳統文化，讓其“走出去”、“走進去”。如表10所示，應該更多地將“熱愛和平”、“開放精神”、“有歸屬感”、“精神富足”、“朝氣蓬勃”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麵前。
第二，對外傳播應該提升“媒介信任”和策略選擇。在調查中發現，海外受訪者普遍認為中國大陸傳媒關於中國的報道不可信，分析視角不全麵、不獨立、不準確、可讀性不強。所以，增強中國傳媒的“媒介信任”刻不容緩。此外，針對海外民眾通常選擇本國傳播渠道了解中國相關信息的接受習慣，中國在進行文化傳播時應“借勢發力”，從側麵尋找解決途徑。例如，可以同海外主流電視台、媒體網站等傳播渠道進行合作，共同向目標受眾傳播中國文化信息。這樣既節省了建立新傳播渠道的高昂成本，又能夠相對提高傳播效率和針對性。在傳播方式上，應當盡量用本土化的、貼近目標受眾思維習慣的方式來傳播中國文化信息，使目標受眾在接收信息時更容易產生心理上的共鳴。例如，在宣傳國家大事的同時，也應關注民生問題。我們不僅要搞好奧運會、世博會等大項目，也要關注民生等諸多細節問題。總體來說，外國人更注重生活細節，他們認為四年一次的奧運會、五年一次的世博會離他們太遠，而每天的空氣質量、衣食住行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此外，一些西方國家認為，在中國，“人民”重於“個人”。因此，我們在對外宣傳的時候也要多介紹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而不僅僅是國家大事。英國一家調查公司的統計結果表明，2008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負麵評價第一次超過正麵評價。我們不禁要問：奧運會“無與倫比”，為何中國的形象反倒下降了？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含有三聚氰胺的乳製品給中國降了分。原因很簡單，食品安全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最後，除提供中國製造的物質產品外，還需提供中國製造的精神產品、製度產品如前文所述。英國作為“議會之母”和工廠製度發源地永載世界史冊。荷蘭是個西歐小國，可是它對銀行製度、股票製度的貢獻聞名於世。長期以來，國際社會驚歎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沒有聚焦到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製度貢獻上。印第安人有句諺語：“人走得太快了，就應該停下腳步，好讓靈魂跟上來。”中國連續30多年的高速發展，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製造”的商品遍布全球，可是我們的觀念貢獻、製度貢獻又有多少呢？或許我們真應該放緩腳步，思索一下如何讓國家的“靈魂”跟上發展的速度。因為，大國的真正強大是在製度方麵影響世界，而不僅僅是在物質層麵。
“注釋◆◆◆18”
第一節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文化影響力有待提高
第二節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效能亟待加強
第三節 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麵臨新挑戰
第四節 中阿經貿交流中存在的消極因素
結語
“注釋★★★1”周國富、吳丹丹：《各省區文化軟實力的比較研究》，載《統計研究》，2010年第2期，第7-12頁。
“注釋★★★2”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3月至5月在39個國家進行的調查，樣本大小在700-3226人之間，誤差範圍為正負3.3-7.7個百分點。
“注釋★★★3”2004年9月，由俄羅斯新聞社、外交與國防委員會、《莫斯科時報》等機構發起組織。這是俄羅斯為國際知名的俄問題專家和學者舉辦的一個專業聚會，參與者有機會在俄羅斯的一些重要部門和地區參觀訪問，並能與俄高層官員和學者交流。其中，俄羅斯總統與參與學者的每次見麵會是會議最受外界關注的內容。
“注釋★★★4”[英]愛德華·盧斯：《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張淑芬譯，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注釋★★★5”Kirsten Bound，India：The Uneven Innovator，London：Julie Pickard，2007，p。43.
“注釋★★★6”Ruchita Beri，“India’s Role in Keeping Peace in African”，Strategic Analysis，Vol。32，No。2，March 2008，p。197.
“注釋★★★7”Prasenjit K。Basu，India as a New Global Leader，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5，p。19.
“注釋★★★8”2008年11月—2009年2月，筆者主持的課題組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國際關係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高校對330名在校學生進行了有關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問卷調查。同時，中國維和民事警察培訓中心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對59名維和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
“注釋★★★9”蔡德貴：《中國和平文化》，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2期，第25頁。
“注釋★★★10”Ted Robert Gurr and Michael Haxton，Peoples Versus States：Ethnopolitical Conflict and Acmoda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Washington，DC：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0，pp。1-10.
“注釋★★★11”[台]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公司1998年版，第139頁。
“注釋★★★12”[英]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宇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注釋★★★13”[英]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頁。
“注釋★★★14”[西]胡安·諾格：《民族主義與領土》，徐鶴林、朱倫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頁。
“注釋★★★15”S。J。Ball-Rokeach＆M。DeFleur，“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3，No。1，1974，pp。3-21.
“注釋★★★16”國傳媒
“注釋★★★17”羅斯受訪者%
“注釋★★★18”2008年2月，筆者在加拿大皇家道路大學（Royal Roads University）做了一次有關中國形象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主要是加拿大官員、學者、企業精英等60餘人。筆者請受訪者用一個或幾個詞彙來描述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以此來判斷加拿大人對中國的總體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