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在中國，一個長久困惑人們的問題是，為什麼經濟增長了，人們的不滿情緒卻增加了。很顯然，經濟的增長固然是保障國民幸福的前提條件之一，卻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國外大量的研究證明，從世界各國的數據來看，經濟增長對國民幸福感增長的貢獻有點兒類似拋物線：在早期階段，經濟增長與國民幸福感呈正相關關係，即是說，經濟增長了，國民的幸福感也上去了；但是，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以後，盡管經濟仍在增長，國民的幸福感卻沒有同步上升，有的甚至下降了。
如果說，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增加人們的幸福，那麼，在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感呈正相關關係的條件下，大力發展經濟對於提升國民的幸福感，的確具有綱舉目張的效果。在這個時期，經濟發展的確如鄧小平所說的，是一個“硬道理”。但是，如果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國民的幸福感不增反減，那麼，繼續奉行GDP增長高於一切的發展戰略就會出問題。
不幸的是，中國居民的幸福感曲線提早進入拋物線的下行曲線。也就是說，我們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依然很後，依然需要大力發展經濟來創造人們的幸福，經濟增長對國民幸福感的提升理應存在很大空間的情況下，國民（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幸福感卻開始下降了。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的增多，許多人的不滿與怨氣增加。
中國的確到了一個必須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進行反思的時刻。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進行各種深層次的反思。早在前幾年，中央就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在最近提出了建設“幸福廣東”的口號。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明白了這麼一個道理：經濟發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增進人民的普遍幸福。
中國居民的幸福感沒有同目前經濟增長同步增長的原因很多，但肯定同我們的發展戰略的階段性局限有關。一方麵，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增長，但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有缺陷的。我把我國過去30多年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實踐的發展模式稱為“低成本發展模式”。它包括“五低”：低勞動力成本、低城市拆遷成本、低社會福利成本、低產品質量保證成本、低環境汙染成本。這種發展模式使得我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也使得我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但是，這種發展模式並不是高效益、高質量的，它的速度是建立在透支資源與壓製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即建立在政府和企業削減其“義務性必要成本”的基礎上的，因此它名義上是“低成本”，但實際上是“高代價”的發展模式，隻不過它所付出的代價沒有納入國家統計數據，但事實上變成了全社會為之買單的隱性代價。為這種低成本發展模式的高代價買單，正是不幸福的根源之一。事實上，很多不和諧的事情都同這種發展模式有關。例如，城市拆遷就是引起群體性事件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構成居民上訪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再比如，由於收入分配過於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部分民眾未能同步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在這種狀況下，不論GDP的“蛋糕”做得多大，都與大部分民眾沒有太大關係，因為增量“蛋糕”的大頭落入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少數人手中。而低產品質量保證成本和低環境汙染成本更是從根本上威脅了我們的生存。這種發展模式不但不可持續，而且使得民眾怨氣增加。可以說，繼續奉行這種低成本發展模式，將不可避免地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和許多人的不幸福。
另一方麵，自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們過於強調經濟增長，而忽略了社會保障與福利的建設，忽略了社會板塊的培育、建設與管理，在經濟與社會兩條腿中，經濟之腿長，而社會之腿短。換言之，我們強調了經濟發展，但忽略了社會發展。社會管理的滯後，正是我們忽略社會發展的結果。而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滯後，又反過來拖累了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社會發展與社會管理的滯後，成為社會不和諧與居民不幸福的根源之一。例如，城市在社會保障與福利上對農民工的社會權利的排斥，就構成社會不和諧的原因之一。而社會保障，尤其是醫療和住房保障的不足，成為許多居民不幸福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