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這樣一頂小人型文人的頭銜，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頭上，也許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聲氣相通、相互勾結的那些官僚、投機分子、名節不佳者，倒也十分貼切。他們整天像狗一樣嗅著蘇軾的每一篇詩文，拚命搜尋他們認為有可能置他於死地的漏洞、破綻和足以上綱上線的詞句。蘇東坡即使二十四個小時都睜著眼睛，也無法防備這些明裏暗裏算計他的敵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並不總是大方和慷慨的。他給了蘇軾無限才華的時候，就不再賦予他駕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筆下“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評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裏，就別指望順暢地通過。何況那胡同裏，有如此之多的對他聲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學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學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輕的嫉妒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隻要有第二個作家存在，那麼，第一個作家就必須麵對兩種可能，一是慶幸有了難得相知的文友，一是有了不能不防的文學小人。這兩者隻能選擇其中之一。若僅僅是較文學長短的相輕，也還罷了，若借助於權力，像妒婦似的整起同類來的話，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擇手段，之不容寬貸，是一點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國的文字獄，固然都是由統治者發起，以鎮壓異己的作家和詩人，但起勁的、發難的、來精神的，還是這些文學界的小人們。不過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這幾代皇帝，文化素養較高，還算比較愛才。對於蘇軾，主張對他從輕發落的，先後有兩位太後，某種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否則，他早瘐斃在開封大牢裏了。宋神宗雖然支持王安石變法，也同樣很褒美蘇軾的詩文，對他的奏章精彩之處，“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後來蘇軾第一次流放黃州期間，這位皇帝還時常說他的好話，向台省內閣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對派糾結在一起的時候，竟能作梗到連神宗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就可知道民間諺語所說“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的小鬼，是多麼難纏了。
看來，蘇軾一生就倒黴在這些小人身上了。當然，這也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在中國曆史上，這些圍在皇帝身邊被豢養著的、唯知隨班唱和、做馬屁文章，而寫不出正經作品的禦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華的人，怕他們奪走統治者的寵幸。所以，他們總是嫉火如焚地煽動皇帝的疑忌，而達到整治同類的目的。
在《謫海南》詩的前麵，蘇軾寫道：“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權柄的小人式文人，出於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南宋陸遊在他的《老學庵筆記》裏記載：“紹聖中，貶元佑（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陸遊是距蘇軾不遠的詩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蘇軾文獻的有心人，曾經把北宋南渡後散佚的官方文件中，關於審判蘇軾的記錄，整理出一本《烏台詩案》出版。由此，可見這些文學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態。因為蘇軾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東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遠的一位。從這種流放到什麼地方的挖空心思上露出的蛇蠍之心，令人齒冷。
一方麵，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詩人、不成氣候的評論家、竊居權位的文化官員，由不得地自慚形穢，嫉妒得要命，便要尋釁生事，不遺餘力地圍攻。另一方麵，他的正直不阿、真誠坦蕩、敢於陳言、不避風險、在政治上決不隨風轉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斷地與權貴們發生衝突，而屢屢獲罪。
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與歐陽修、司馬光一起，持保守觀點。但他並不算是一個死硬的反對派，隻不過在感情上拒絕那些峻急傷民的改革措施罷了。於是，他遭王安石黨羽的打擊，抓起來坐過牢。後來，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勢，在全盤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蘇東坡和別人不一樣，對變法中的若幹可行措施，還是建議保留的，結果又受新貴們的排擠嫉恨，給放逐到嶺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敵仍不放心，再次謫放，過瓊州海峽，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學巨匠，和那種隻求自己一帆風順、得其所哉，而寧肯做違心事、說違心話的文人不同。倒不是蘇軾不肯低下那高貴的頭，而是他的良知使他無法屈從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終其一生，是在不斷地吞吃苦果，於顛沛流離中度過。他也明白自己這是改變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歸來，捫著自己的腹部問隨從，我這裏麵是些什麼？隻有一個人的答複使他滿意，那就是追隨他大半輩子的朝雲，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子。她說：“學士那裏，裝的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古往今天，所有懂得合時宜的作家詩人，誰不是風花雪月，逢場作戲，版稅照拿，名利雙收，活得很滋潤、很開心呢？但太聰明的作家，太合時宜的作品，往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難逃鏡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運。然而，“文章憎命達”，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盡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際險惡，但他卻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詩人，還不知有多少。也許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精華神聖所在。如果文人都聰明得要死的話，都在玩文學，也就不會有文學了。若是隻剩下庸俗與趨炎附勢，文學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東坡先生，攜幼子蘇過，終於在紹聖四年的6月11日過海，到了流放地。臨行前，他在《與王敏仲書》中，流露出一種感傷的情緒：“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在《到昌化軍謝表》裏，也說過：“並鬼門而東鶩，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宜三黜而未已，跨萬裏以獨來，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對他來說，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嶺南，更無生還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愛的廝伴半生的朝雲，已經病亡惠州，剩下形單影隻的他，獨處蠻荒野域，難免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