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話說回來，每個人都有“雅努斯”兩麵性，慷慨激昂與心虛膽怯，從容大度與軟弱卑瑣，剛直不阿與委曲求全，“20年又是一條漢子”的視死如歸，與“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貪生怕死，都會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存在。為了生存，為了活命，苟且偷安，用心良苦地寫出這種李慈銘式“欲人知”的日記，應無大礙。他並沒有想到“身後”會出版，讓書商的荷包鼓起來。當時，倒真有可能是想讓那些“奮起千鈞棒”的文革“金猴”們看的，若從這個意義考慮，更不應該受到指責了。
隻有理解“雅努斯”現象的必然，才能解釋一個人的悖謬行徑，扭曲心態，以及自我分裂的雙重人格。不過，無論怎樣的求全責備，顧準先生能在屈辱的精神牢役和沉重的勞動懲罰之中，艱難求生的同時，還能薪火相傳，筆耕不輟，皓首窮經，著書立說，是值得敬重的。這使我們想起公元前一世紀，關在蠶室裏，一麵服刑，一麵養傷，一麵寫作《史記》的司馬遷，幾乎有著相類似的境遇。
公元前的司馬遷，與“文革”中的顧準，其實都是“雅努斯”！用史聖來詮釋這本日記的作者的苦衷，正是說明後來人其實懂得，應該如何曆史地、辯證地去理解前人走過的路，和他在某個時期寫出某些作品，而從中汲取教訓。
現在已經無法知道，漢武帝劉徹對司馬遷施加的這種極其殘酷、極不人道的宮刑，將這位大師摧殘到何等悲慘的程度？但從他給任安的信裏，可以看到那份難以言狀的悲憤：“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他哀歎地說：“餌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因此，對司馬遷造成的心理壓力、精神傷害，要比“文革”中戴高帽遊街、噴氣式挨鬥、大字報糊門、陰陽頭掃地的文化人，肯定要痛苦一萬倍。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這種淒慘的哀鳴，事隔千秋，讀來猶令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在《報任安書》裏，他把一個人受到的侮辱，分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跪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而統治者本可以賞他一刀，給個槍子，或令飲鴆自殺，或使懸梁上吊。不！非要將他關鍵部位割掉，放在暗室裏活遭罪。
這種讓人犯受到最大羞辱，還要長期加以折磨的惡毒辦法，也是後來“文革”期間，革命小將無師自通，用來折騰像顧準這類知識分子的慣技。而那時最常聽到的把誰誰誰搞臭的這一個“臭”字，尋根覓源，在某種程度上，沒準倒可能是古代宮刑餘風的再現。“宮刑”又名“腐刑”，就因為受刑後的創口，沒有迅速消炎的青黴素、頭孢等藥品予以治療，久久不能愈合，化膿潰爛，那就必然腐臭不堪了。這種讓你臭，而不讓你死的懲罰，是中國曆朝統治者足以把知識分子整得魂飛膽喪的毒招。
然而，“沉溺縲絏”的“刑餘之人”，“身殘處穢”於“檻井之中”。司馬遷還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簡上，繼續爬格子的遊戲。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很難說得通的愚順性格，幹什麼？幹什麼？已經把你擠到一個徹底絕望的死角裏了，你還起個什麼勁呢？你還要表什麼態？效什麼忠呢？既然漢武帝不把你當作家看，甚至不把你當人看，從身體的宮刑，一直到心靈的宮刑，都讓你領受個夠，還給他寫什麼勞什子？這也是《顧準日記》中，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有必要在五七幹校裏，做那種對“大好形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歡欣鼓舞狀嗎？
司馬遷的“雅努斯”現象，比顧準更而甚之。一方麵，在《報任安書》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時，他是一個絕對自信的精神上的強者，沿著曆史巨人的足跡，九死無一悔地要完成這部史詩的雄心，真是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但在另一方麵，那一口一聲“主上”聖明的可憐相，饒是打了你的屁股，還說主上打得對，謝主龍恩。已經把老兄你整得“身殘處穢”，“重為天下觀笑”，還用得著表現什麼“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嗎？一個作家，戴著腳鐐跳舞，隻求作為奴隸船上的一員而滿足，如果這樣自輕自賤的話，除了低三下四，臣罪當誅以外，還剩下什麼呢？誰讓司馬遷把自己定位於“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的下三爛之列。這和顧準“夾著尾巴做人”論，懷著原罪感，如墜阿鼻地獄的自贖意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切，都說明文人身上的“雅努斯”現象，勢所難免，是件沒有辦法的事。
如果我們聽一聽恩格斯對於歌德的評價：他“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渺小的；他有時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是拘謹的，滿足於一切的，狹隘的小市民”，就會明白沒有必要回避，也無須諱言，每個人心靈上的“雅努斯”現象。
應該說，有兩麵性，並不可怕，隻要正視，是不會成什麼問題的。但兩麵派，對不起，那就不敢恭維了。